八月的长江咆哮了。
浑黄的江水裹挟着枯藤败叶，一路呼啸着向东流去。此时，只有那夕阳的余照，投向遥远的天水之间。
岸边的一个高坡上，久久伫立着一个汉子。
江风吹拂着他黑红的脸膛，抚弄着他蓬乱的头发，而他一动也不动地将目光投向那浩茫的江面上。不知是他想借一江之水，冲谈他心中的烦躁和不安，还是想让那扑面而来的江风，再梳理一下他太多太多的思绪。
这是刚刚接到任命通知的龙德润。
说实话，这个任命是有点出乎他意料的。在他潜意识里，他这个人的个性是不太讨上级机关某些领导喜欢的，而且年富力强精明干练的厂长曹泽贵刚上台一年多，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把厂长这副担子移到他肩上的。
然而，让他担任解放军总后3539工厂厂长、曹泽贵改任党委书记的命令，是不容置疑而且是不可更改的。
夕阳渐渐沉下西山，江面上已缓缓升起迷蒙的晚雾，远处的山水之间，一艘暮归的江轮逆水行进在雾霭之中——龙德润突然觉得，这艘船就像自己所在的工厂，正苦苦挣扎在那湍急的激流之中。
说来话长。
1912年10月，北洋政府在北平禄米仓，利用北洋陆军第六镇保存的缝纫机，开办了一个军需被服厂，取名为北平被服厂。1933年，因“滦东事变”，工厂被迫南迁到湖北武昌，改称武昌被服厂。1938年，由于日寇进攻武汉，这个工厂又奉命西迁到四川江津的这个长江边上，更名为军政部第一被服厂。1946年，更名为国民党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江津被服厂。
时光流转至1949年冬天，江津被服厂被解放军刘邓大军接管，命名为西南军区后勤军需生产部第一被服厂。当时有职工3000多人，其主要生产方式是手工缝纫，落后且效率极低。到了1953年，这个厂根据需要一分为二，分为西南军区后勤部所属的被服厂和制鞋厂。
这个制鞋厂就是3539厂的前身。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天灾人祸等诸种原因，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厂虽有些微的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千疮百孔奄奄一息的境地。它时而由军队统领，时而由地方管辖，欲垮不能，欲生不得。最困难时，工厂仅有的一台6尺皮带车床和像样一点的文件柜也被某些部门调走；工厂的土地，也被蚕食近五分之二；厂里生产的布鞋，也只能交地方供销社销售。主要产品，除了手工制作的布鞋就是质地低劣的棉布和毛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工厂还陷入开发野生纤维织品的窘况之中——这时的工厂，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了。
从1957年至1967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工厂基本建设投资为零，固定资产净值长期徘徊在3万元上下，工厂厂房陈旧不堪、厂区荒草丛生，简易工棚和破烂建筑犬牙交错、杂乱无章。职工们辛酸地将这一时期称为“三一”时期：仅有一辆平板车，一个水龙头，一部手摇电话机！
往事不堪回首。1967年，这个厂终于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接收，列为三线建设单位进行建设。这时，建厂长达15年的制鞋厂固定资产净值仅为4万元，流动资金6.68万元，职工457人，平均年龄42岁，且70％是女工，平均文化程度不足高小——在三线建设中，这个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先天不足，加上“文革”10年的干扰破坏，直至1985年前，这个厂还只能生产军用制式的“七八”式松紧口布单鞋和羊毛毡布棉鞋，产品单一，利润微乎其微。更让人难以启齿的是，它的主要生产指标居全军同行业倒数第一。
目前，虽有曹泽贵厂长励精图治，带领全场职工开发新产品，力图摆脱工厂困境，但由于正赶上部队“百万大裁军”，军品任务锐减75％，企业仍处于半饥饿状态。历史的沉疴，严峻的现实，搅得龙德润心绪不宁，焦灼不安，他整夜整夜地思索着，想从一团乱麻之中，尽快理出一个头绪来。
夜，就要降临了。暮色中，那艘迟归的江轮，迎着湍急的江水，奋勇溯江而上！船艏犹如一把锋利的犁刀，毅然划破浑黄的江水，冲破迷茫的江雾，义无反顾地向上游驶去，留在它身后的，只是几团飞溅的水花和零落的泡沫！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不知为什么，此刻，龙德润心中突然冒出不知是少年还是青年时代读过的这首苏轼的《赤壁怀古》来。
失望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同行——这个世界上，矛和盾就是那么神奇地组合在一起，矛和盾就是那么的辩证和统一。有月亮落下去，就有太阳升起来。暮色中，龙德润毅然一转身，大步向厂办公室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