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重庆，天地如火，像要把人烤焦。
码头上，一个上身黢黑、脚穿草鞋的汉子躬身像只干虾，挣扎拉着沉重的板车，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往坡上爬去。好不容易，他爬上码头。车一停，他气咻咻地将勒在肩上的绳子一摔，一屁股就在路边的缆桩上坐了下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坡下的长江涨水了。这汉子解下腰上的汗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点燃一支烟，把阴郁而又哀怨的目光投向那遥远的天际。
这就是年轻时的唐元龙。
年轻时的唐元龙在码头上拉过好多年的板车。
“嗐，你叫唐元龙天天像牛一样拉板车，倒不如先掰了他的牛角！据我所知，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有着典型的英雄情结，总想要出人头地。从正面讲，还算条热血汉子，有些追求有些胆识，总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定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知青时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他，“但从反面讲，他有些脱离现实，自命不凡自视清高，对周围一般的人还看不上眼，大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的感觉，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吧。”
唐元龙是重庆江津人，和共和国同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从小到大，他的命运和同时代的人差不多：该长身体时遇上3年自然灾害，该读书时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该就业时又遇到上山下乡。1970年，他作为江津首批知青下乡当了农民。在农村，他虽不甘寂寞，但还是老老实实种了两年庄稼，挣了两年表现。由于父亲是个医生，他耳闻目濡，也学了一些医学常识，所以在农村还当过几天赤脚医生。1972年，他招工进了重庆装卸运输公司铜罐驿站，给他分配的工作就是拉板车。由于他不甘人后，几年中竟无师自通学会了修汽车和装卸机械，所以有时也帮修理工搭搭下手。
在他当搬运工那些年，码头上的货物装卸基本都是人拉肩扛，不但工作繁重枯燥，工资也不高，加上唐元龙豪爽义气，三教九流的朋友又多，每个月还没到领工资时就已捉襟见肘。非但如此，在那又苦又累的工作环境中，他还要受到班组长和公司领导的严格管束。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每天就是扛粮包下船，拉板车上坡，时间一长，这样的日子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和烦躁。他常常感到现实离他理想太远，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抱怨老天对他不公。有几回，他竟想跳了起来，一脚把板车踢下河去，屁股一拍走他妈的！
山黄草瘦，水大浪急。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不可能安分守己当一个任劳任怨的码头工人。再加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有的领导不屑一顾，与有的同事格格不入，时间一长，就难免得罪些领导和同事，难免与有的人结下“梁子”。加之他年轻气盛好表现自己，说话做事缺些分寸，对时事政治有时不免又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这还得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句“反动”话，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条“反动”标语，就可以送你进监狱。在那荒唐的年代里，荒唐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不知谁把他的一些言论，添油加醋向公司和市局作了汇报。如此，层层反映上去，层层追查下来，到最后，竟弄成了一个“唐元龙组织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公司为此组织了专案组，对唐元龙的“反革命集团案”进行调查。可查来查去，始终没能查到他“反革命”的确凿证据。即便如此，组织上也没放松对他的革命警惕。有好几年，他连睡觉、上厕所也有人跟踪监视。那时人们见了他，犹如见了麻风病人，对他都是侧目而视唯恐避之不及。唐元龙年纪轻轻就成了被人唾弃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在那些难捱的日子里，他委屈，他怨恨，他愤怒，甚至想来他个鱼死网破，制造出一个惊天的大案来！
“唐元龙年轻时的一些举止，叫人不可理喻。”他知青时的那个朋友回忆道，“有一回我到他公司去，不知为什么，我发现他薄薄的床单下，竟然铺了厚厚一层核桃大的鹅卵石！”
“哦，事情过了30多年，他竟还记得这件事。”唐元龙闻言笑了，笑得有些腼腆，“那时血气方刚，受了人家冤枉，自然心存怨恨，一时冲动，竟想杀人！但我父亲死得早，每当想起可怜孤单的老母亲，我就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了警示自己不能轻举妄动，我才在床上铺了千多斤鹅卵石，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上，我睡了整整3年！”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怪人！
还好，文革终于结束，“唐元龙反革命集团案”这才画上了句号。他去找单位的李寿开书记讨个说法，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李书记哪里能给他说个子曰来！鉴于此，唐元龙对李书记讲：哪天把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给个明确的说法，我哪天就上班！这样，他就下乡当起农民干起农活，等着单位给他个说法，一等就等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