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把家搬回苏州还真个搬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接二连三制造事端，上海又跟“一·二八”前夕一般，苏州河的各座大桥上又成了大卡车、塌车、黄包车组成的洪流，挨挨挤挤向南而去。四十来幢楼房的一条长弄堂麦加里，空荡荡的望不见人。夏先生破天荒给《中学生》杂志写了篇即兴小说，题目是《整理好了的箱子》。我父亲把它编进了十二月初出版的《中学生》第六十期；又赶紧选它为例，对夏先生的写法和用意作了篇讲话，给了正在创刊的《新少年》，准备发表在明年一月下旬出版的一卷二期上。“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我父亲在《申报》教育版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学生运动之复兴》《今日之教育界》。前一篇说北平学生提出的口号，“保障华北安全，维护国家权利”，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呼吁应该尊重言论自由。后一篇批评某些教授未能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希望他们“与学生为一体”，“汇成巨大坚强之力量”。
十二月二十前后，我父亲按例到上海，发明年元旦出版的《中学生》。廿三日，北站一带戒严了，形势挺紧张，说是“劝阻”学生响应北平学生，去南京向政府当局请愿。学生们的行程可艰难了，冲进站台，拥上列车，已经费尽气力，站外的人只听到此落彼起的救国歌声。相持了许久，才听得一声汽笛，火车才以踱方步的节奏开出了北站。望着向上直喷的浓烟向前移去，有人说“一路顺风”，更有人说“一路平安”，却没人想到他们第四天才到达无锡，终于在宪兵“护送”之下，开回上海。旅程中的艰辛只是听说，京沪线中断了一个星期，这可瞒不了民众，第九期《大众生活》上，发表了俞庆棠女士《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长信中，她详细记叙了她那天在无锡的眼见耳闻，以及发生在当时的种种感想。我父亲摘录它的前两节为例，对俞女士的写作动机和感情表达作了篇讲话，给了《新少年》，用意显然是向读者宣传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救国行动。父亲似乎意犹未尽，又写了篇童话《火车头的经历》，一同刊登在明年二月下旬出版的《新少年》一卷四期上。每一期《中学生》的《卷头言》都有我父亲站在学生一边的短论，如《再提学生运动》《“爱国”和“救国”》。到了七月里，父亲比较空闲，写了篇小说《寒假的一天》，就写“一二·九”运动中，上海学生进京请愿这回事。事情发生在阳历年前，离放寒假还远着呢。原来京沪线上各县的教育局都怕事，令中学提前放寒假，把学生都放掉了，小学乐得照此办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我父亲又按例到上海编发《中学生》的稿子。上了火车就听说：鲁迅先生已于这天清晨逝世。赶到开明，知道先生的遗体已护送到万国殡仪馆。治丧委员会决定民众自明天起吊唁三天，第三天下午入殓出殡。大家只感到星陨山颓，没法定下心来办事。二十日上午，我父亲和夏先生雇了辆汽车，一同去殡仪馆瞻仰遗容，去了好久才回来。大家问他们，鲁迅先生怎样了。俩老说：更加瘦了，颜面骨更突出，眼睑自然下垂，显得肃穆慈祥。第三天下午，俩老又参加了出殡行列。好几种报刊来约稿。夏先生写了一篇《鲁迅翁杂忆》，主要讲前清末年，鲁迅先生和他一起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的旧事，发表在《文学月刊》上。在送殡队伍中口号不断，挽歌四起，使我父亲大大激动，很可能掉了眼泪。他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给他那封短信上提到的“相濡以沫”，看来“同气”的“沫”积聚多了，也会汇成波涛汹涌的大海的。凭这点儿灵感，他写了一首七律和一篇短文，把七律《挽鲁迅先生》，给了《作家》月刊，短文《鲁迅先生的精神》给了《生活星期周刊》。《中学生》还没有呢，只好回苏州去写吧。他写了一篇《学习鲁迅先生的真诚态度》，说鲁迅先生逝世了，具有正义感的人都说大家应该学习他的精神，顺着他笔尖指向的民族解放的大道继续前进。“学习从哪里着手呢？”“……顶重要的一点，该是他具有的十分真诚的态度。……他对于中国民族的观察和认识所以能这样深刻，就由于他对中国民族有真诚的态度。他锲而不舍，爱憎分明……无一不是真诚态度的表现。这是从事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高的态度。……大家应该学习鲁迅先生所具有的对任何事情都十分真诚的态度。”我父亲的这篇短论，编进了《中学生》第七十期的《卷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