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挂出招牌，到一九三六年已满十年，为感谢读者的支持，这一年还做了两件实事。一是请二十六位作家各写一篇短篇，编成了一部颇有分量的小说集，书名就叫《十年》。一是前边已经提到过几回的，专为初中学生创办一种更活泼浅显的《新少年》半月刊，成为《中学生》杂志的姐妹刊物。两件事都早就做好了计划，在年前就上马了。
夏先生在《十年》的序言中说：“开明自从创立的那一年起，就把刊行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到现在，大家都承认开明在这一类出版物中间，很有一些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佳作。”这是抹杀不了的，丁玲的《在黑暗中》，巴金的《灭亡》《新生》《家》，茅盾的《蚀》《子夜》《春蚕》，庐隐的《灵海潮汐》，王统照的《山雨》，还有我父亲的《倪焕之》《城中》等等，颇有几种是某作家的第一本集子，或竟是成名之作。当时新作家的作品也推出了不少，如张天翼的《追》，靳以的《残阳》，陈白尘的《茶叶棒子》，周文的《爱》，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等等。夏先生在序言中说：“约当代的作家替开明特写一篇新作，用来纪念开明，同时也给我国小说界留个鸟瞰的摄影。发育了将近二十年的新体小说成什么样子了……总可以从这里看出一大部分。”一九三六年以前的“将近二十年”，就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运动是那时开的端。
按开明的惯例，我父亲被列为《新少年》的四位编辑之首。创刊号上那篇署名“编者”的《发刊辞》，却不像是我父亲写的。形式近乎散文诗，如第二段：“新少年又好像一条活动的小溪流，虽然狭窄得很，也许一步就可以跨过，但是流将出去，会遇见滔滔不绝的河伯伯，也会碰到汪洋无边的海公公。”既像编辑部的谦辞，又像编辑部以外的朋友对《新少年》的祝颂。选词造句，都不符合我父亲往常的习惯。我父亲看了大概不太满意，在半个月后出版的一卷二期上，补了一篇《怎样才是“新少年”呢？》他说了最主要的三条：一是不死记书本，一是不怕劳动，一是不糊里糊涂过生活。他对少年读者说，要知道“自己所属的国家是被压迫的国家，目前所遇的年代是世界战祸即将爆发的一九三六年……唯有昂头挺胸，向前奋斗，才会战胜黑暗，望见光明……”。我父亲每月下旬去上海，《新少年》却是十号和廿五号各出一期，两次发稿他都赶不上，只能在供稿方面多努一把力。一年半之内，他给《新少年》写了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两篇童话，二十四则文章例话，还有五则对文艺欣赏方法的指导，还有几篇别的杂文。
夏先生和我父亲对当时的国文教育很不满意，认为教学目的玄妙笼统，教学方法因循保守：“至今还缺乏具体的科学性”，“往往只把选文讲读，不问每小时、每周的教学目标何在”。四年前给开明函授学校编写讲义的时候，两位老人家就偶尔谈起这些个想法。待一同写完《文心》，按教育部新颁的课程标准，重编《开明初中国文课本》，两位老人家越发觉得，他们抓住了国文教学劳而少功的症结所在。于是中止了手上那部换汤不换药的重编课本，要认真试一试从教材的编排和教法的改革入手，“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他们依据“往日教学的经验和个人的信念”，拟定了初中学生在国文课上应该受到的训练、应该得到的知识和应该掌握的技能，按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把所有的教学内容排定了先后顺序。初中六个学期，每学期上课十八周，共一百零八周。他们把教学内容按着顺序分作一百零八课，使每一课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每一周上完一课。《国文百八课》这个书名就是这样来的，印在封面上还加了条注：“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如果称为“课本”，需得呈教育部审定，而教育部肯定不会批准，理由堂而皇之，“不符合部颁课程标准”。个人自修，教育部管不着；教师愿意采用，教育部也管不了。在当时，中学国文教师自选课文自编讲义，是相当普遍的。
《国文百八课》头两册出版，颇受到好评，都说编排新颖，敢于打破传统，又擅长另辟蹊径。两位老人家兴致极好，我看了自然高兴，因而没注意写在《编辑大意》上的那一句“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评论家们是怎样说的。编一部课本来试试当然可以，要达到这个目的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父亲以后没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可是他老在试，课本编了一部又一部，似乎到了儿也不敢说，对语文教育的科学化取得了什么显著的进展。这是后话。《国文百八课》当时没能完成，才编完四册，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父亲带着一家老小进了四川，夏先生一家困守在上海。两位老人家在通信中屡屡提起，可总没能把余下的两册编完。父亲过世的前一年，人教社把前四册《国文百八课》拣出来重印，请吕叔湘先生作一篇“介绍”。吕先生说，这是一部“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试验课本”，又说“直到现在，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
开明函授学校在前头也多次提到，有必要补充交代几句。“一·二八”战役后，江浙一带的失学青年越发增多。开明创办函授学校，目的在于帮助他们自学普通中学的全部课程，甚至包括体育以及一些常用的谋生技能，如珠算和应用文。先试办初中班，进度比中学快一倍，以半年为一学年，一年半结业，等于念到初中毕业。共收费十八元，相当于念公立中学一学期所交的学杂费。每月发给学员一册很厚的讲义，一册薄薄的作业本。讲义共十八册，一册的进度相当于中学的两个月，科目的先后排列也跟中学相同。各册相互衔接，开头都有一篇《讲坛》，像是师长讲话，如第一册就是《自学的精神》。作业本跟讲义密切配合，各科都有“练习”、“笔记”、“质疑”三个部分。学员如果要求批改，得交十八元批答费。两项费用都可以分期付款。为失学青年设想之周到，真可以说无以复加了。
开明函授学校由夏先生担任校长，编写各科讲义大多请的教育界、文化界有名望的人。招收学员的广告一公布，报名的大大超出了预期的人数，而且多半要求批答作业本。他们着眼于质疑的答复，最好是编讲义的先生亲笔答复。作业本不断潮水般涌来，不要说编讲义的先生了，就是把编辑部的人员全体压上，也未必招架得住。只好一边请信得过的中学教师在课余帮忙，当然是有偿的；一边宣告暂时停收新学员。十八册讲义眼看快出齐了，大家商量以后怎么办。讨论自然而然集中到作业本的批答上。有的说设想是好的，为学员尽了心，开明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把批答停了吧；有的说批答作业是开明的特色，停了批答，光发讲义，跟一般的函授就毫无区别了。商量到最后，都说只好迁就现实：第十八册讲义发出，同时宣告开明函授学校停办，并保证对已入学的学员做到善始善终。后来把讲义分科目出版，供自修用。《开明国文讲义》就是其中一种，讲义中的修辞部分是望道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部分是云彬先生编写的，课文的选编和读写常识的阐述，由夏先生和我父亲担任。
一九三七年元月十五，开明创刊了那时尚未见过的一种大型综合性文摘月刊《月报》。主意是开明的老朋友胡愈之先生提出的，月刊的规模恢宏，设想周密，开明的几位先生都认为读者必然欢迎，值得一做。愈之先生邀请夏先生当社长，夏先生首肯了。《月报》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学五栏，他请我父亲当文学栏的主编。我父亲也爽快地答应了，因为理解他的用意，他需要有个没介入过“两个口号”之争的人。《月报》的编辑工作全部由愈之先生承包和负责，人员由他邀约，总编辑由他自己当。各位先生全盘同意，他们都深知愈之先生的魄力才干和敏捷，和他那一向不怕事的实干精神。《月报》每一期的头里有一篇《这一月》，相当编者写的序言。在创刊号的《这一月》里，愈之先生说，办这本大型文摘刊物，旨在汲取最近出版的国内所有报刊的精华，刊载各方面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唯独不许《月报》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发表自己组织来的稿件。“唯独不许”是认真的，却能掩人耳目。愈之先生在选编的实践中游刃有余，使出各种令人叫绝的妙招，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惜才出了七期，《月报》不得不停刊了。“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本该在十五日出版的第八期没来得及跟读者见面，就跟承印的美成印刷厂一同毁于炮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