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三反运动”，我还能记得，反的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至于“五反”，官僚主义也是要反的，另外四项是什么，就背不出来了。人教社是国营的，搞的是“三反”。母亲有一天提醒我父亲：“后日动员会上，领导带头做检查，你说些什么呢？”父亲说：“我没贪污公家的一分钱邮票，又不浪费公家一张信纸，检查个什么呢？”母亲说：“官僚主义总是有的吧？”经母亲一点拨，我父亲半夜醒来，写了个检查提纲：一，明知两年来出版的课本质量低，没及时设法改进；二，明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进工作之必要条件，而从未身体力行；三，不善领导，并以此自慰；末了略述今后如何力图改进。等到总署和人教社陆续揭出了他想都想不到的案子，才感到自己失于明察，给贪污浪费造成了可乘之机。直说自己是“官僚主义”，似乎又不十分情愿。当时忽然盛行给“官僚主义”冠上个限制词“辛辛苦苦”的，我父亲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做检查的时候也这样用了。
伯祥先生那时烦恼更多。他仍在开明当襄理，没摆脱资本家代理人的身份，“五反运动”中变得更难听，成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那些天他上班不是，不上班也不是，整天一个人坐在经理室里，没人理他。有位年轻同人在小黑板上给他画了幅漫画像，拢着袖管坐在办公桌后头望天。在群众运动中，本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伯祥先生可受不住了，星期天跑来跟我父亲说：大家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其余的都远在上海，到北京的也有几位，如今却什么都让他一个人兜着；又说公私合营如果早几天谈成，他不就早已抽身了吗？伯祥先生可不轻易为个己的事发牢骚，父亲留他一边喝酒，一边慢慢儿谈，听他发泄得差不多了，才说大家都知道他在开明不管什么事，开明也不会有什么事，在“五反”中，私营书店大概不至于成为重点，查一查账也就完了。伯祥先生指摘的几位，“走的”指雪村先生，没等到上海解放他先辞职了，早已进了出版总署；“死的”指范老太公，前一年在上海因癌症过世了。父亲一个也没提，免得给伯祥先生火头上浇油。第二天我父亲到总署，跟愈之先生说了，愈之先生说：“开明总经理的头衔不是邵力子挂着吗？他不能不上班，我去说。”愈之先生去说了，力子先生果然到开明接了伯祥先生的班，隔三岔五的到经理室坐一会儿，直到“五反”进入查账阶段才作罢。“五反”结束，开明被宣布是基本守法户，伯祥先生心上这块石头落了地。没料到公私合营后，他被安排为办公室副主任，又跟我父亲发起牢骚来了。在庆祝合营的酒会上，我父亲才讲过要做到“化合”的话，可是要这位老朋友跟青年社的年轻领导共事，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于是同振铎先生商量，把伯祥先生介绍给了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又把调孚先生安排进了古籍出版社，后来公私合营，并入了中华书局。
有一回，叔湘先生跟我父亲聊天，两人都谈到自己不善于当领导。父亲在日记上先记下叔湘先生的话：“我人之想法不出二途：一为得好手而信赖之，任其自己挥洒；一为任人写出毛坯，不惮烦劳而为之修订。二者皆非今日应有之作风。或为高拱无为之官僚主义，或为辛辛苦苦之官僚主义而已。”紧接着记下了自己的感慨：“余亦深知其敝，但无由转变，将奈何。”“任人作出毛坯，不惮烦劳为之修订”，在编辑工作中，我父亲确然如此，老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如果能找到可以信赖的好手，岂不快哉！在人教社那十多年，遇到的好手并不少，按百分比看可能还是少了些，没把我父亲养成拱起双手，颐指气使的官僚。
王泗原先生是我父亲信赖的好手之一。他被教育部抢先要了去，让他编写工农中学的语文课本。他每编成一册，总要送到人教社来请我父亲审阅。父亲看他不但敬业，而且有自己的见地，富有旧籍知识，行文却很平易；提什么意见，他都能接上茬，因而深悔当时没有坚持。后来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调进人教社。蒋仲仁先生前头已提到过，最初起草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就是他执的笔。他好像当过许多年中小学教员，因关心语文教学，对我父亲自称为“老调”的那一套比较熟。父亲还发现，他善于团结人。对一位党员来说，这本是必要的条件。父亲说他好像已经成了习惯，不用想就做得十分妥帖，不使人感到压力。社中人事纠纷，他顺带着就解决了。朱文叔先生小我父亲一岁，衰老而多病。他是把编课本看作革命工作做的，自愿编小学语文，求好的心有点儿过了头，因而老觉得别人不理解他。过些日子，他就含着眼泪对我父亲发一通牢骚。发泄完了，父亲问他怎么办。他想了一会儿，嘀咕了一句“有啥办法”，站起身来颤巍巍地走了。他读报特认真，遇到病句就摘下来，分成类，供我父亲写评论做报告时做例子。还有张志公兄，调进了人教社也成为我父亲可以信赖的好手，关于语文方面的一些烦琐的来信，就请他代复了。
编写生物学课本的也有一位好手——方宗熙先生。他是福建人，抗战第二年去新加坡教书，跟着愈之先生做华侨的工作，日军占领期间成了患难之交。日本投降后去英国专攻遗传学。新中国成立，他正好结业，赶回北京找愈之先生，说要报效祖国。愈之先生把他介绍给我父亲，父亲让他修订《植物》课本和《动物》课本。没隔多少天父亲对我说，署里来了位留英的编辑，学生物的，知识广博，叫我有事可向他请教，可约他写稿。父亲真个“得好手而信赖之”了。让他接着编《生理》课本和《生物》课本，那时叫《人体解剖生理学》和《达尔文主义基础》。先是他写稿，我父亲审读，有意见写在稿纸上，请他考虑修改；后来索性当面商量，毕其功于一役，变成两人一同编写了。宗熙先生也得其所哉，自夸说，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写得如此浅显明白，还从未见过。
一九五三年春，宗熙先生受山东大学聘请去当教授。我父亲心想，他去了那儿可以直接培养人才，可以亲手做科学研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呈。这一年暑期，他还回人教社根据教师们提的意见，把四部课本修改了一遍。调离的人员这样做的，我只听说过他一位。后来他调到海洋学院，做海带育种试验。父亲每次见面，总要问他取得了什么新成绩。十年浩劫中不通音信，再见到他已是一九七七年秋天了。见他身体依旧结实，精神依旧愉快，父亲问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他说培养海带的实验室被砸了，几个很有希望的高产品种都毁了。父亲替他惋惜，他说不要紧，可以重新来过。他的夫人可不如他坦然，悄悄对我说：他在“牛棚”里挨了打，打成了肝昏迷，能活过来真不容易，只因为他是摩尔根派。原来还是学术之争呢。拨乱反正后，他又有了做科学研究的权利，社会方面的职务比先前多了，经常来北京开会，还不时出国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只要到北京，总要来探望我父亲。我父亲说：“怎么又来了，还有什么时间做科学研究？”他说：“都是工作么，有什么办法呢！”一九八五年七月，接到青岛来的讣告，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去医院告诉了父亲，他沉默了一阵，叹了口气说：“可惜，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