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弃疾幸存的一百二十四首诗来看，它主要是学邵雍理学诗体的，在许多诗里发挥儒家学说义理，而且有散文化的倾向。宋代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的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他的《伊川击壤集》二十卷是一部诗歌集，收诗一千五百八十三首，对理学家很有影响，使他们在探究“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之外，“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理学诗被称为“康节体”并自此形成理学诗派（参见谢桃坊《略论宋代理学诗派》，《文学遗产》杂志1986年第3期。）。辛弃疾因与理学家的交游，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当诗坛风行理学诗时，他学习康节体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其《书停云壁》诗里说“学作尧夫自在诗”，在《读邵尧夫诗》里又表示“作诗犹爱邵尧夫”。还有一首《有以事来请者效康节体作诗以答之》，风格极近康节体。辛诗也有康节体散文化的特点，如“何况人生七十少，云胡不归留此耶”（《书清凉境界壁》）；“《圆觉》十二菩萨问，吾取一二余鄙哉”（《戏书〈圆觉经〉后》）；“渊明避俗来闻道，此是东坡居士云”（《书渊明诗后》）。辛诗还多处阐发儒家学说义理，使用儒家经典语言，如“要识死生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屏是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读〈语〉〈孟〉二首》）；“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偶作》）。这些诗句表示了作者对儒家圣人孔子和孟子的崇敬、对儒家学说的信仰，而且学习儒者的修养功夫，潜心探究儒家哲学的要义。他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成了理学诗派的附庸。显然辛诗具有理学诗散文化、议论化和用经史语言的特点，深受当时理学诗派的影响。但学康节体愈成功，便愈丧失了自己的艺术个性而失之平庸。在辛弃疾诗、文、词三类作品中，词作是最丰富和最成功的，使他无愧为词史上最杰出的词人。如果我们将其词作与诗作加以比较，便可发现其以文为词的倾向确实与其诗学康节体用经史语等散文表现手段，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可说明南宋中期文化主潮与辛弃疾创作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自中唐以来，韩愈在诗歌创作中开始了以文为诗，进行了诗歌的艺术革新。北宋诗歌革新运动之后，以文为诗的倾向有了发展而成为宋诗显著特点之一。理学诗出自另外的渊源和表述学理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经史散文语言，将以文为诗的倾向推至极端。文学的现象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我国文学史上，作家在某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中移置邻近的文学种类的艺术表现方法，有时竟能取得意外的良好效果，北宋苏轼以诗为词和周邦彦以赋为词就是成功的典型范例。辛弃疾继而以文为词也同样取得成功，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词体革新的要求。虽然辛弃疾与理学思潮和理学家有较密切的思想和政治的联系并受到影响，但他毕竟不是理学家，也不可能成为理学家，只是接近这个社会文化圈子而已。他弓刀游侠的个性、将帅的风度和特殊的生活经验都与理学家在气质上太不相类了。关于这点，朱熹是最理解的，所以只将他视为朋友和争取的对象。在辛弃疾整个的词作中，以文为词的作品只是一部分。以文为词的倾向虽是稼轩词创新的主要方面，但并不能概括其所有艺术特点。对于形成稼轩词的艺术风格，以文为词仅仅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而已。因此，探讨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社会文化背景，旨在从这位词人与社会文化的复杂联系来理解其创作；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稼轩词艺术特点及其成因。
五
自南宋初年词坛爱国主义运动开展以来，词的理论批评与这一运动相适应而注重词的社会作用并对东坡词给以高度评价，强调发扬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的意义。东坡词的重要意义，在北宋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甚而常常予以讥嘲。词论家们根据南宋初年社会现实的需要批判了传统婉约词的艳冶浮靡之习，将词体与诗体等量齐观，以学习东坡词为号召，大大地提高了词体的社会意义。辛弃疾在继承南宋初年词论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他对词体的见解。岳珂记述了“稼轩论词”：
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古今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多用事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桯史》卷三）
从这段记述，我们可看到辛弃疾对词作反复修改、征询意见、精心刻意的谨严认真的态度。他也同意“脱去古今轸辙”、“豪视一世”为其词的特点；他很重视词体的社会功能，常常“寓感慨”于词。从其对《贺新郎》与《永遇乐》两词的特别喜爱的情形，表现出豪放是其审美兴趣的中心。这些都间接反映了辛弃疾对词体的见解。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门人范开辑辛词百余首，“皆亲得于公者”为一集。范开所作《稼轩词序》必然征得辛弃疾的许可或为其所授意。序有云：
虽然，公以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
这说明辛弃疾与许多士大夫文人对词体的态度不同，而是将它作为创作主体充中发外的陶写之具，曲折地表达其“气节”和对“功业”的理想。辛弃疾的友人陆游和陈亮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与辛公大致相同的见解。《花间集》长期以来为宋代词人模拟的范本，陆游批评说：“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十）这是对传统婉约词的批评，主张词体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叶适《书龙川集后》记述了陈亮以寄寓“微言”为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余所谓‘微言’，多此类也。”（《水心集》卷二十九）叶适认为陈亮所谓“经济之怀”即是其文集中所寓之“微言”，亦即陈亮关于恢复中原、抗金救国的宏伟议论。陈亮认为他在词中正是表达了儒家经世济民之意。可见辛弃疾等词人，他们是有自己的词论并以之指导创作的。
辛弃疾在继承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年爱国词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创的风格。在南宋时已经有苏辛并论，强调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范开的《稼轩词序》全从苏辛异同立论，以说明辛词的渊源和特点。他说：
器大者必声闳，志高者必意远。知乎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深浅，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
范开是从词的声律、词意与词人的器识志趣的关系来比较苏辛词的。词人之“所蓄”，即内在的器识志趣，乃“歌词之所自出”的本原，因此“辛公之词似东坡”是指二公词精神风貌的相似。这只能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因为二公皆“器大”“志高”，故辛公“发于所蓄”，非有意在声律、体制、题材、辞句等方面徒事模拟坡公，而是在“非有意”时就“坡若”了。后来刘辰翁又在《辛稼轩词序》里比较苏辛词，他感叹说：“嗟乎，以稼轩为东坡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明人王世贞也说：“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兗州山人词评》）尽管苏辛词在风格上有相同之处，但如范开和刘辰翁等，也见到了它们的相异之处。如果我们从辛词的艺术渊源来看，东坡词的豪放风格仅仅是辛词的远源；从宋词两大风格类型来看，苏辛词都属豪放风格的。豪放词在南宋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的发展又具有某些新的特点。稼轩词的近源是南宋初年岳飞、张元幹、张孝祥等爱国词。辛弃疾有弓刀游侠的英雄气质和戎马生活的经验，又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其压抑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以悲壮激烈、豪迈沉郁的抒情方式表现出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苏词无其悲壮激烈，张元幹、张孝祥等词无其豪迈沉郁。辛词豪迈悲壮之作的丰富性是大大超越了前代词人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苏轼的周围虽有“苏门四学士”，却未能形成艺术风格相近的群体。辛弃疾团结了杨炎正、韩元吉、陆游、陈亮、刘过等词人，与他们都有交游关系，影响了他们的词风，结成一个风格大体相同的作家群，“于唐宋诸大家之外，别树一帜”（《蒿庵论词》）。在当时和南宋后期词坛学习稼轩词成为一时风尚，“在南宋词人中造成五六十位与他作风近似的作者”（引自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683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其中较知名的有程珌、黄机、岳珂、方岳、陈经国、文及翁、王壄、李昂英、李好古、李泳、吴潜等词人，最特出的词人则是刘克庄。
姜夔及其词
一
姜夔的第一首词《扬州慢》创作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比辛弃疾最早的编年词乾道四年（1168）作的《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迟八年；他们的创作活动都终止于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所以姜夔虽然比辛弃疾约小二十岁，但从创作活动来看，他们仍是同时代的词人。这两位词人在南宋中期的词坛上都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而他们的艺术气质和艺术风格却迥异。如果说稼轩词最能体现南宋豪放词的特点，白石词则最能体现南宋婉约词的特点。
靖康之难以来，由于宋金民族矛盾的尖锐，词坛掀起了以抗金救国为主题的爱国运动，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为张元幹、张孝祥等一群中兴词人所发扬。高昂的时代精神与长于抒情的词体相结合而大大推动了豪放词的繁荣兴盛。倚红偎翠、柔靡低回的传统婉约词在南渡之后沿袭周邦彦的创作倾向前进，如史浩、康与之、曾觌、张抡等词人多应制奉和、流连光景、怡情湖山之作，远远脱离了严峻的社会现实。与南宋初年的豪放词相比，婉约词已面临停滞不前的状况，既没有出现杰出的作品，也未产生优秀的词人。婉约词如果不加以改革是不能适应社会审美要求的。在南宋中期，当辛弃疾等词人将豪放词推向发展的高峰时，姜夔也自觉地实现了对婉约词的改革，因其创作的成功而改变了婉约词不景气的现状，开启了新的发展道路。清初词家朱彝尊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集》卷四十）此说虽有夸大之处，却也反映了姜夔在南宋词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