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晦（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辽宁辽阳人。沉钟社的重要作家，解放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志
工作余暇，整理旧书，在《两当轩全集》第一册封面上看到我写的四个字“癸亥年冬”，我猛然一怔，今年不又是癸亥年吗？建国以来，用公历纪年，我很少注意用天干地支推算年份，只有时翻阅日历，知道去年是壬戌，今年是癸亥，也不曾记在心上。可是《两当轩全集》第一册封面上的这四个字，却使我心潮起伏，许久不能平静。封面上写的癸亥年，是1923年，这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年。在这年我首次在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我的新诗试作，在这年我结识了后来共同创办《沉钟》周刊和半月刊的朋友，其中对我影响最大、使我获益最多的是杨晦同志。这几个朋友都先后逝世，杨晦同志也在今年（又一个癸亥年）与世长辞了。而这部《两当轩全集》则是我和杨晦一起散步，在东安市场一家书店里买到的。两个癸亥年，整整一个“甲子”，是整整六十年；年份的偶合，并不含有什么特殊意义，可是在我们生者与死者之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深情。
1923年，我十八岁，在北京大学从预科转入本科；杨晦二十四岁，他在1920年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不同的中学教过二年书，这年暑假他辞去厦门集美学校的教职，到北京孔德学校来教“国文”课。我和他初次相遇，是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张凤举（张凤举（1895—1986），即张定璜，字凤举，江西南昌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家里。认识后互相来往，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孔德学校校址当时在北京东华门内北河沿，与北京大学第三院毗邻，杨晦住在学校里，他住室的窗子正对着北大三院的操场。傍晚，我常到那广阔的操场散步，有时把他的窗子敲开，一内一外，两人便靠着窗口交谈。在天已黑了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时，我就越窗而入，直接到他的房里，用不着绕个大弯子去走孔德学校的校门。他教的是“国文”，却大量阅读欧洲的戏剧，他乐于向我谈他读过的剧本的情节和读后的感想。他以极大的兴趣谈莎士比亚和希腊悲剧，在当代剧作家中他最欣赏爱尔兰的约翰·沁孤（约翰·沁孤（John Synge，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和比利时的梅特林克（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这年冬天，他倾注极大的精力在课外给学生排演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并取得成功。我那时很少读剧本，我最初一些西方戏剧的知识，多半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杨晦出身于东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有一种蔑视艰难困苦而勇于同艰难困苦做斗争的坚强性格，由于看到社会上种种的不平和农民经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他也时常流露出忧郁的心情。他坚强的性格和忧郁的心情在西方的某些悲剧里得到共鸣，他谈讲那些悲剧的情节，像是在述说自己亲身的经历。
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若是遇见他所憎恶的人，往往神情枯冷，甚至厌形于色，但是在朋友与青年学生中间，他内心里则是一团火，他对他们的关怀，大至思想意识，小至衣食住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个人一生中有所向上，有所进步，许多地方都是跟他对我的劝诫和鼓励分不开的。他对待学习和事物的认真态度也使我深受感动。
他本来学的是哲学，英文只能阅读，这时他钻研西方戏剧，认为读剧本必须掌握口语音调，他每月收入有限，却不惜付出昂贵的学费跟一个英国人去学诵读和口语。约在1928年，北京大学有一位德国的讲师讲授古希腊语，他为了将来能读希腊悲剧原文，也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去学。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年，体力已经很衰弱了，他还买了些德语字典，自修德语，以便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里不过仅从学外语方面，说明他学习如何认真，至于他教学与治学的严肃态度，就不是这篇短文里所能论及的了。同时他待人处事，不肯敷衍苟且，他不断跟他环境内接触到的虚伪的世故、钩心斗角的行为、尔虞我诈的争夺进行斗争，自己经受多大的损失也不后退。解放前他在学校里教书，经常受排挤，受迫害，可是他对反动的黑暗势力从不屈服，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我青年时好读书不求甚解，不像他那样肯下死功夫，靠着一点愚蠢的“聪明”写些轻飘飘的诗文；我更不认识中国的社会，只从书本上知道些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眼前看不到光明和美，只觉得是一片黑暗与丑恶时，便发一些无谓的感慨，此外就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而已。在和杨晦的交往中，我有时感到自愧，想起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里的几句话：“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我暗自思忖，我与杨晦的交谊会不会只是偶然的相知呢？但事实上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主要是由于他的“不堪”经常纠正了我的“多可”。
解放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以前，许多大学毕业生耻于在反动政府属下的机关里做事，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到国内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学或师范学校去教书。那些学校的校长对教员握有聘请和解聘的大权，他们几乎都与官方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其中比较开明的往往背后有个靠山，敢于延聘进步教师，传布新文化、新思想，不过这是极少数；另一种是善于应付，能左右逢源，为了自己的声誉，找几个有声望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给他支撑门面，但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影响他的饭碗；等而下之的，是以推行反动统治、镇压进步势力为能事，若是由于一时“疏忽”请来了一个进步教师，他一经发现，就对这教师进行迫害。这三类校长“领导”下的学校，杨晦都经历过，从中懂得许多新的“儒林外史”。可是杨晦一度工作过的孔德学校则不属于以上的几种类型，由于它成立时蔡元培兼任校长，校内充满自由空气，反动势力没有立足之地，师生感情融洽如一家人。但它也有缺陷，学生培养得有如温室里的花朵，不经风雨，看不见世路的坎坷，人间的险巇。我在1927年大学毕业，孔德学校负责人约我到他那里去教书。这时杨晦已在他处工作，不在孔德学校，他对我说：“孔德学校是个好学校，但对你没有好处，你需要认识社会，在那里你认识不了社会，你应该到艰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好好地锻炼锻炼。”我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话，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了哈尔滨一个中学的聘书，登上去东北的途程，难割难舍地离开了北京。那时整个的东北三省长期在奉系军阀愚昧而残酷的统治下，更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哈尔滨的官僚买办浑浑噩噩，荒淫无耻，使这座松花江畔美丽的城市充满了金银气、酒肉腥和贫苦劳动者的血泪。我把我在哈尔滨感受的孤单与寂寞写信给北京的朋友，杨晦不断地写信给我以鼓励。这些信都早已散失了，只在我的诗集《北游及其他》的序里抄录过一封信里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对我太有意义了，我以无限珍惜的心情愿意把它们在这里再抄录一次：“人生是多艰的。你现在可以说是开始了这荆棘长途的行旅了。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要坚韧而大胆地走下去吧！一样样的事实随在都是你的究竟的试炼、证明……此后，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做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这样的话，我现在读着，还感到无限亲切。
人世间绝大部分人都追求幸福，但也有少数人好像是一心一意在寻找苦难。杨晦经常称道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士和希伯来传说中的约伯。前者为了反对倒行逆施、背信弃义的宙斯宁愿在无止境的囚系中永不屈服；后者经受严峻的考验，遭遇极大的灾难也不丧失对于神的信心。杨晦曾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米修士》通过英译本译成中文，也计划把《旧约》里的《约伯记》加工成一部文学作品，并拟将这两部西方的“古籍”合印在一起，他说：“这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教科书。”（可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只有他译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士》作为单行本出版。）由于这种精神，他不只一次地向我说：“我从来不过多地夸奖你，夸奖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将来你可能遭逢不幸，受到饥寒和凌辱，甚至没有人理你，到那时看你如何对待，你若能受得住这样的考验，才会有所成就。一般庸俗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他说这话时，我感到的并不是凛若冰霜，而是春风般的温暖。遗憾的是，他所说的那种“不幸”，我并没有遇到过（也许在四十年后的十年浩劫中我尝过一点他所说的那种滋味吧），可是庸俗的幸福，我则从来没有追求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