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1904—1932），福建福州人，作家、翻译工作者。）
近几年来，常有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同志约我写篇文章谈谈梁遇春。我想，比较更深地了解梁遇春的朋友和同学多已去世，我和梁遇春交往虽然不久，在1930年从晚春到初秋不过五六个月，却也共同度过些只有青年人才能享有的愉快的时日，我对于这个要求有义不容辞之感。但是我那时不写日记，信件也不知保存，随着岁月的流失，当年亲切的会晤已变得模糊不清，饶有风趣的交谈也只剩下东鳞西爪。在那“忘形到尔汝”的时刻，我怎么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要搜索枯肠，追思往事，写这样的回忆呢？
这是我答应写这篇文章时思想里直接的反应。可是经过一番考虑，想到我这不幸早年逝世的朋友，想到他的为人、他的风姿、他的文采，我不应用“搜索枯肠”来对付。我应该认真再读一遍他留给我们的两本散文集《春醪集》和《泪与笑》，以无限的怀念之情实事求是地把模糊不清的事想得清楚一些，给残存的片言只语寻得一些线索，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根据他的散文谈一谈这个年轻的思考者在他那个时代想了些什么。
这是文学史里的一种现象，有少数华年早丧的诗人，像是稀有的彗星忽然出现在天边，放射异样的光芒，不久便消逝。他们仿佛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迫不及待地要为人类做出一点贡献，往往当众多“大器晚成”享有高龄的作家不慌不忙地或者尚未开始写作时，他们则以惊人的才力，呕心沥血，谱写下瑰丽的诗篇。他们的思想格外活跃，感触格外锐敏，经历虽然不多，生活却显得格外灿烂，在短暂的时期内真可以说是春花怒放。我的这个看法，难免不招来唯心或宿命之讥，我自己也不认为是正确的，但例如中国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等人，确实是这样，他们的创作时期极为短促，论成绩则抵得住或者超过有些著名诗人几十年努力的成果。梁遇春的成就虽不能与列举的那几位短命诗人相比，但他短暂的一生中工作的勤奋却与他们很相似。他从1926年冬开始发表散文，到1932年夏他二十七岁逝世不满六年的时间内，写了二十六篇闪耀着智慧光辉、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他拼命地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二十余种，其中英汉对照的《英国诗歌选》，有在三四十年代攻读过英国文学的大学生，在他们已将进入老年的今天，还乐于称道这本书，说从中获益匪浅。梁遇春没有创作过诗，但他有诗人的气质，他的散文洋溢着浓郁的诗情。
梁遇春在他第一本散文集《春醪集》第一篇题名《讲演》的散文里说：“近来我很爱胡思乱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紧接着他说，他同意“作《平等阁笔记》的主笔，所谓世界中不只‘无奇不有’，实在是‘无有不奇’”。这段话，他写的时候不过二十二岁，却可以作为他此后六年所写的散文共同的题词。“胡思乱想”是自谦之词，实际上说明他开动脑筋，勤于思考，事事都要问个是什么、为什么。“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才能促使人追根究底，把事情弄明白些。在弄明白的过程中，便会发现世界上的事不仅“无奇不有”，而且“无有不奇”。这里所说的“奇”，我看有双重意义：一是“新奇”的奇，是从平凡的生活中看出“新”；一是“奇怪”的奇，是从社会上不合理而又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到“怪”。至于思想怠惰、遇事随声附和、自以为一切都明白了的人们不可能发现什么“新”，更不会感觉到“怪”。梁遇春则是从“胡思乱想”开始，写他字里行间既新奇又奇怪的散文。但他的散文委婉自如，并不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笔。
梁遇春在他的散文里一再说，矛盾是宇宙的根本原理，自然界和人世间无穷无尽的矛盾是“数千年来贤哲所追求的宇宙的本质”。他还引用萧伯纳的话：“天下充满了矛盾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去思索，所以看不见了。”我们无需说，梁遇春懂得多少辩证法，可是他确实从书本上、从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探索和观察中，领悟到一切事物内存在着矛盾，而且他很欣赏那些矛盾。
他热爱人类。他1930年写的《救火夫》是他散文中最有积极意义的名篇。他看见某处失火，救火的人们争先恐后奔赴火场，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多半素不相识，但在救火时都成为互助的同志，他们也不问失火的那家主人是好人或是坏蛋，那时他们去救的好像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人类”。他热情颂扬救火的人们，谴责隔岸看火的旁观者。同时他认为，如今全世界，至少在中国，到处都着了火，如果见火不救，就等于对人类失职。他说他三年来的“宏愿”是想当个救火夫。但他的“宏愿”并没有实现，他直到逝世只不过是一个对人类抱有悲悯之情的旁观者。他自身内就存在着一个这样的矛盾。
他赞美光明。他认为只有深知黑暗的人才会热烈地赞美光明，同样，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总得有光明的心地。他列举某些著名的作家和作品，说明在黑暗中受过痛苦和考验的人最能迫切地向往光明，反过来说，若是谁的心里没有光明，也不能真正描写黑暗，像一度流行的黑幕小说，只能污染读者的心灵。
他说，希望是一服包医百病的良方。希望的来源是烦恼，因为烦恼使人不得不有希望；希望的去处应该是圆满和成功。可是圆满的地位等于死刑的宣告，成功的代价是使人感觉迟钝，不再前进。他说他喜欢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由于“屠格涅夫所深恶的人是那班成功的人”，他从中推论出“值得我们可怜的绝不是一败涂地的，却是事事马到功成的所谓幸运人们”。
关于道德，他在《查理斯·兰姆评传》中说，兰姆的“道德观念却非常重。他用非常诚恳的态度采取道德观念，什么事情一定要寻根到底赤裸裸地来审察，绝不容有丝毫伪君子成分在他心中。也是因为他对道德态度是忠实，所以他又常主张我们有时应当取一种无道德态度，把道德观念撇开一边不管，自由地来品评艺术和生活”。这里说的是兰姆，其实也是梁遇春自己的意见。他最憎恶伪君子，因为“伪君子们对道德没有真情感，只有一副空架子，记着几句口头禅，无处不说他们的套语，一时不肯放松将道德存起来，这是等于做贼心虚，更用心保持他好人的外表……只有自己问心无愧的人才敢有时放了道德的严肃面孔，同大家痛快地毫无拘管地说笑”。梁遇春的散文，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作者毫无拘束地面对读者说自己心里的真话。
以上仅就梁遇春对于人类和道德的态度，对于光明与黑暗、希望与成功的这几点看法，说明他为什么认为矛盾是宇宙的本质，为什么他看世界上的事物有的是新奇，有的是奇怪。这是他散文的根本精神。废名（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小说家。）在他给《泪与笑》写的序里说：“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这句话常被梁遇春散文的评论者援引，认为说得中肯，我则认为这句话只形容了梁遇春散文的风格，至于散文中的思想，如前所述，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梁遇春的散文有许多非同凡响的议论，其中有的是真知灼见，有的也近于荒唐；他给读者的印象有时如历尽沧桑、看透世情的智者，有时又像是胸无城府、有奇思异想的顽皮孩子，他对于社会上因袭的习俗和时髦的风气肆意嘲讽，毫不容情，而又热爱人生，要“真真地跑到生活里面，把一切事都用宽大通达的眼光来细细咀嚼一番”。他在《“还我头来”及其他》这篇散文里表明了他的写作态度，他不能“满口只会说别人懂（？）自己不懂的话”，“我以后也只愿说几句自己确实明白了解的话”。他的散文证明，他确实说了些他自己领悟了的道理。这些领悟了的道理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与生俱来或是到了一定年龄从脑子里冒出来的。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他的另一篇散文《途中》。他在《途中》强调睁开眼睛在路上观看人生万象的重要意义。他把“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对比，他说，“读书是间接地去了解人生，走路是直接地去了解人生，一落言诠，便非真谛，所以我觉得万卷书可以搁开不念，万里路非放步走去不可。”他向往古今中外许多走过万里路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体会，写下不朽的诗篇和名著。但梁遇春短短的一生走的道路不过是从福州的家到北京的学校，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的一个大学里当助教，最后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只能把车中、船上和人行道看作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尽管他热爱人生，观察锐敏，勤于思考，但这三个博览会所能展出的究竟很有限，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本身。说来说去，从他散文里的旁征博引就可以看出，他还是从书本里得到的更多。这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矛盾，他非常羡慕行万里路，但他只能更多地读万卷书。
他博览群书，他受影响较多的，大体看来有下边的三个方面：他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从中国的诗，尤其是从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这当然不能包括他读过的所有书籍。不管这三个范畴以内或以外，许多书中的隽语警句他在文章里经常引用，它们有的与他原来的思想相契合，有的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思路，但也有时引用过多，给文章添了些不必要的累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