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有时给人们安排了一些巧合的事。1924年，我在青岛住过一个暑假，首次看到大海，回北京后，认识了柯仲平同志，他正在以无限的激情写他的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想不到整整六十年后的1984年，我又在夏季第二次来青岛，不久收到王琳同志的信，说今年10月是仲平逝世的二十周年。我在海滨望着海浪的起伏，海水色彩的变化，夜里听着海上的涛声，怎能不回想起仲平朗诵《海夜歌声》时的情景呢？
1921年，新成立的创造社以两部大胆突破的作品贡献给当时还相当寂静的新文坛：一部是郭沫若的《女神》，一部是郁达夫的《沉沦》。《女神》中《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雄浑的诗篇给不少刚刚觉醒的青年扩大了视野和胸襟，激励他们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生活。当时确有这样的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在《女神》诗句的鼓舞下，不顾一切离开狭窄闭塞的家乡，跋山涉水，去寻找他们能够放声歌唱的场所。仲平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海夜歌声·这空漠的心》里把郭沫若与屈原、李白、但丁、歌德并列，可见他对《女神》的作者是多么倾倒了。至于《沉沦》，尽管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但在一部分青年的心目中，则认为《沉沦》如此坦率地反映一代青年的苦闷和忧郁，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是罕见的。人们还听说《沉沦》的作者平易近人，对来访者无不开诚相见，所以有的青年人愿意找他去诉说衷肠。1923年10月以后，郁达夫在北京教书，仲平可能是在1924年上半年认识了他。郁达夫从来无意给我和仲平做介绍，但是正由于与达夫都有交往，我和仲平很自然地就熟起来了。
仲平对于初次见面的朋友，从来没有像一般人常有的那种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只要他认为是“我辈中人”，他便推心置腹，谈他自己心里的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他的家乡以及他离开云南来北京的行程。云南，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半，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但在当时对于我还是一个辽远而又生疏的省份。我以极大的兴趣听他说云南的山水如何秀丽，气候四季如春，花草树木茂盛，各种植物应有尽有，是自然形成的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汉族以外还有其他民族（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少数民族”这个名称），他们勤劳耕种，能歌善舞，性格朴厚，不懂得狡诈。可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区，被军阀恶霸、贪官污吏糟蹋得不成样子，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他说他从昆明到北京，要乘坐法国人修筑的滇越铁路的火车，经过河内，在海防登船北上，一路受尽法帝国主义者及其奴仆们的欺凌，可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海上的风和浪激荡着他向往远方的游子的心。我想，《海夜歌声》也许这时已经在他头脑里酝酿了。
他把《海夜歌声》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为它的产生承受过极大的灾难，他开始写了一部分便生了一场重病，他很穷，靠着几个朋友（其中包括郁达夫）的帮助才能付出住医院的费用。
他病愈后，废寝忘食地继续写作。这时期内，我们不见面则已，一见面他就以高昂的声音朗诵诗中的片断。他朗诵，常常不带诗稿，有些段落他都记熟在脑里。他朗诵，一心只是要读给朋友们听，不管屋子外边有小孩子扒着窗口起哄，或是院子里有人风言冷语地嘲笑。
北京的小市民是不能理解仲平的为人的。他待人一片真诚，不会假意周旋，他头发鬈曲，不修边幅，常整夜整夜地写作，冬天没有钱买煤球生火，便把脚伸在稻草筐里取暖。邻人们把他看成是“怪人”，在他常常走过的街头巷尾，竟有人向他喊叫“大鬼！大鬼！”，他也毫不介意。有一次在秋天的夜里，月明如昼，我们一起散步到陶然亭。陶然亭的周围是浅塘丛苇，废冢荒坟，这时路上已无行人，仲平很兴奋，高声唱他的诗句，惹得远近人家的狗吠叫起来，甚至有人开门向外张望，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
仲平在《海夜歌声》付印出版时，曾作为“一个紧要的希望”要求读者：“读者能反平素诵诗的调子一唱吗？……起来吧，跳出屋外吧！”仲平自己是这样做了，这样唱了。
这首约有一千六七百行的抒情长诗，在那时确是少见的。朋友们评论这篇诗，觉得有些芜杂，重复的句子多，个别地方还比较晦涩，但是大家公认，这诗是有一种不能抵制的力量促使他去写的，而且“腔腔情血变狂歌”，是用满腔热血写成的。他说他的作品是亲生的婴儿，他宁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婴儿的诞生。他说他“生在诗歌死在诗歌里”，“要唱呵，谁能塞住我的嘴？”所以他写诗的要求与唱诗的要求是同样迫切，也可以说，他写诗就是为了唱给人听。他不仅在朋友们聚会时高声朗诵，听说他在1925年第一次拜访鲁迅先生，也是没有谈多久，便唱起他的诗来，致使鲁迅的母亲周老太太听见了，感到不安，以为有什么人来跟鲁迅吵架。
《海夜歌声》里有不少雄壮的、豪放的诗句，这跟后来、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放空炮的“豪言壮语”迥然不同。仲平笔下的豪放的诗句跟他的生活与思想是一致的，跟自然界壮丽的景色也是合拍的。他向地球说， “你有海水狂跳，我有心血永潮”。他说：“从来我就爱到荒野去听狂风歌，我也爱登山顶去看日出与日落。”他一再称呼海上的风、山上的风、原野上的风是他的“好友”、“老友”，实际上也是在朋友中间，只要仲平一出现，就好像带来了一股风。
《海夜歌声》里的歌者对于称王称霸的仇敌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鄙视无视于现实的虚伪的和平说教者，更看不起苟且偷安、欣赏花香鸟语的文人。他的态度如此坚决——
荡我舟罢，——力的练习；
磨我剑呀，——剑也锐利；
一沧海，——磨剑池，
生时抱着剑来，死时抱着剑去。
把沧海看作是剑池，这是怎样一种雄伟的气魄！
但是这个海夜的歌者，随时都有一种孤独感。“海上一孤舟”、“狂浪上一孤舟”一类的诗句不断在诗里出现。在深夜的海上，这种孤独感甚至使歌者陷于惶惑——
我的孤舟呀，——失落在哪一边？
我独自一人呀，——又在哪一边？
并且失望地说——
从此，我不向哪一方呼唤，
就把一身当行船。
虽然如此，他焦灼的心还是盼望“天明”，想听到昆仑山下雄鸡的鸣叫。诗的结尾处还是出现了“东方的一点光明”。
那时聚集在北京的一些文学青年，多半是没落家庭的飘零子弟，他们有人愤世嫉俗，有人自伤身世，有人擅长讽刺，有人善于抒情。我们与仲平相处，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与他产生共鸣，可是他有些观点，如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对于诗歌的主张，在朋友们中间还是最先进的，超出我们一般的思想水平。
约在1925年暑假后，他在北京法政大学学习过一年或两年。当他考入法大时，我曾经想过，这学校是给反动政府制造官吏的场所，对仲平太不合适了。其实，学校里并不缺乏进步势力。也许正是由于入了这学校，学一点社会科学，有利于他更好地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这时，他认识了后来于1927年与******同志一起被奉系军阀杀害的谭祖尧同志。有一次，我和仲平，还有陈翔鹤，到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去看谭祖尧。谭祖尧住室的墙上贴着一幅列宁讲演的画像。我看着列宁双手支着桌子、向前探出上身的姿态，有过一个闪念，仲平朗诵他的诗，不有时也是这个样子吗？但是列宁面前有（那幅画上没有画出的）广大的听众，仿佛还能使人想象到有欢呼声和鼓掌声。至于仲平呢，他只能对着三五个贫穷的朋友朗诵，那时不仅没有宽广的场地，就连一个狭小的课堂也不能供给他歌唱一次。难怪他的诗里有这样的诗句“真正的歌声人间哪里听”。
平心而论，《海夜歌声》是一个革命诗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处女作。它抒写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痛恨与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还掺杂着一些孤独之感与力不从心的叹息。1949年北京解放后，仲平和王琳同志到北京不久，就到我家里来看我，青年朋友，各自度过了二十几年的惊涛险浪，仲平仍然是那样热情，那样坦率，但他已经是一个久经考验和锻炼的共产党员，沉着稳重，不像过去那样易于激动了。他的诗歌唱给广大的劳动人民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新中国的大地上到处给他提供着歌唱的场所。“海上一孤舟”已荡出海夜，红日高升，万艇齐发了。
1984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