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复杂的是基尔克郭尔和尼采。前者生活在欧洲19世纪中叶，后者在19世纪末期。他们在世时非常孤立，死后也是毁誉参半。他们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欺骗和庸俗气，如见肺肝，他们毫不容情的揭露与批判无不入木三分。可是他们目无群众，把人民群众跟资产阶级社会混为一谈，这是他们的致命伤。最后基尔克郭尔在丹麦成为众矢之的，在哥本哈根街上散步时昏倒死去，尼采患神经错乱与世长辞。我读他们笔锋锐利的论战文字，时常想到鲁迅在《坟》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里的两段话。鲁迅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还说：“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便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我并不要把基尔克郭尔与尼采跟鲁迅相比，甚至给人以替他们辩解的印象。他们的确给他们那时代的伪善者和乡愿们的“好世界”多留下了一些缺陷，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服。这是他们值得肯定的积极的方面。我看到社会上光怪陆离难以容忍的种种现象感到苦闷时，读几段他们的名言隽语，如饮甘醇，精神为之振奋。至于他们蔑视群众、强调个人、自命非凡的方面，往往在我的兴奋中被忽略了。记得在1941年秋，可能是参加一次欢迎老舍（1941年8月上旬，老舍自重庆赴昆明。——作者注）的聚会，会后晚了，不能回山，我和闻一多在这天夜里住在靛花巷教员宿舍里。我们过去并不熟识，只因他读了我写的一篇介绍基尔克郭尔《对于时代的批评》的文章，甚为赞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
我在昆明读的书不多，那些书的作者却对我说了些真心话，话的种类不同，有过时的老话，有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有的给我以教育，有的给我以慰藉，如今我怀念和他们的交往，也跟怀念当年与朋友和同学们的交往没有两样。
八 西南联大
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三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在长沙，随即迁往昆明联合组成的。它随着战争的开始而诞生，随着战争的终了而结束，它是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在这以前，学术界有所谓京派海派之分。这个区分本来就不科学，很难给两派下个明确的定义。若要勉强做个说明，海派姑且不谈，京派则一般认为，做学问比较扎实，思想倾向保守，有浓厚的士大夫气。“士大夫”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在历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内容，30年代京派的士大夫气是什么样子呢？那时北平已经是摇摇晃晃的一座危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不惜把国土一大片一大片地送给敌人。北平的一部分教授学者自命清高，不问时事，评文论道，不辞谈笑度年华。他们既不触犯统治者的逆鳞，更不捋及侵略者的虎须，起着给反动政府点缀升平的作用。实际上他们正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另一方面，则有爱国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深深感到北平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大声疾呼，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全国人民兴起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西南联大在昆明建立，北平天津三校的师生把士大夫气和“一二·九”精神都带到昆明。士大夫气由于生活日趋困难，逐渐失去它的经济基础；国民党各级政府的贪污腐化，民间的疾苦日益加深，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都促使“士大夫们”有较多的机会睁开眼睛看现实。现实不断地教育他们，使他们由自命清高转化为对国民党政府的鄙视，由不问时事转化为关心民族命运的前途。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却保持着三个学校的优良传统，即认真教书，踏踏实实地进行科学研究。除个别利欲熏心的人离开天空晴朗的昆明飞往雾重庆，为国民党当局出谋献策，梦想得到“委员长”的一顾外，绝大多数教职员都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的工作。毋庸讳言，他们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为了抗战时期的联大，基本上能团结合作；也毋庸讳言，三个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校风，也暗自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彼此之间不无矛盾，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时也有分歧，为了联大的一切工作能顺利进行，也彼此相让，互相谅解。
“一二·九”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虽已实现，但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从抗战一开始就存心不良，企图制造分裂，大家在一度兴奋后逐渐增添了一种新的隐忧。“一二·九”精神并不能因口号的实现而结束，它需要进一步的发扬。实际上初到昆明的联大进步学生正是采取各种方式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发扬“一二·九”精神。其中工作最积极、影响最大的一个社团是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昆明，不少群社的社员离开昆明，群社的活动因之停顿，联大的政治空气也一度低沉。在长达一年之久的窒息后，爆发了1942年的倒孔（祥熙）运动，以后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争取民主的种种活动在学生中间蓬蓬勃勃地兴起。学生推动教师进步，进步的教师支持学生的活动，联大成为西南民主运动的中心。1945年“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更为充分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四位被特务杀害的烈士用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更多地促进了从前不大关心政治的教师和学生的觉醒。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里说12月1日是“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
那时，我跟党没有接触，也不懂党的政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只认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到底，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都不能动摇，全民抗战必须加强团结，谁若制造分裂，就是与人民为敌，是民族的罪人。在学校里由于亲身的经验，进步学生大多是头脑清晰，态度光明磊落；什么三青团、CC派的反动学生们干的事，总是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我在同济大学时是这样看法，在西南联大也是这样看法。“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我一天清早醒来，脱口说出《招魂》一首诗，立即写在一张从赣县带来的福建制造的竹纸上，送到四烈士的灵前。我写这首诗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首诗共有多少行。一天，夏康农对我说，“这首十四行写得好”，才提醒我数一数诗的行数，果然是十四行。我回答他说，“诗的行数十四，这是偶然的事，跟我过去写的十四行体完全是两回事。”
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时期，如火如荼的历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产生巨大的影响，联大有不少同学毕业后或在学习的中途奔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投身革命，这一切都给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联大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尤其是理学院、工学院实验器材极端贫乏，大都认真讲授，努力学习，给不久就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出不少有成就的科学人才。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西南联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给以新的发扬。如今在祖国大地上，到处可以遇见当年联大的同学在政治、经济、科技、文教各个领域内辛勤地工作着，可是他们也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谈到岁数，我不禁想起联大的另一个特点，这是人们一向不大注意的。北大、清华、南开，在中国都算是老学校，由这三个学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的教师，现在看来却都比较年轻。理、工、法三学院的情况我不清楚，就以文学院而论，老一代的教授中，吴宓在1944年写出了《五十生日诗》，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大约比他长两岁，朱自清在1939年是四十二岁，1946年闻一多被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仅四十八岁，大部分教师多在三十岁与四十岁之间，若用今天的话来说，不都是一批“中青年教师”吗？可是他们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和教学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给新中国的建设做了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九 再到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