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北京四中建校八十周年的纪念。在八十年内它培育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我作为四中的学生于1916年至1920年度过一段值得怀念的青少年时期。那时，四中正从它建校后的第一个十年进入第二个十年，与八个十年相比，可以说是十分辽远的往日了。而且四年的学习，时间也是短促的。但在那既辽远又短促的时期内，国家、学校，以及我个人，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1919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五四运动为转捩点，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这里多说。我只想谈一谈学校和我个人的变化。
四中建校于清朝末期，名顺天府府立中学。可能是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改称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我于1916年暑假考入四中，学校里房舍一部分还保留着封建官府的格式。走进高台阶的黑漆大门，坐北朝南是一座两明一暗的大厅，隔开的一间是校长办公室，打通的两间是教员休息室兼会客室。厅前花木茂盛，这大厅与其说是办公室，倒不如说像是某某官府别院里的一个花厅。还有位于校内中央的一座小亭，亭上匾额写着“漱石”两个字，我一看见那两个字，头脑里便发生疑问，石头怎么能在口里漱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晋朝士大夫们故弄玄虚、强词夺理的一种坏习惯，说什么“漱石枕流”，分明用水漱口，却要用石，分明可以枕石而眠，却要头枕流水，而且还说出一番道理。后世有些自命“风雅”的人士，不问根源，不顾实际，只觉得把石和水的作用一颠倒，便意味无穷，引人“美感”，于是按照附近有石或有水的不同情况，在园林中亭阁的匾额上题写“漱石”或“枕流”等字样，这是屡见不鲜的。四中的这座小亭，想必是顺天府府立中学初建时的建筑，“漱石”二字，我后来虽然知道了它的出处，但它对于中学和中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日久天长，我对它也就不加理睬，它好像丧失了它的存在。
一排几大间单调而呆板的课室，半中不西，充分显示出清末民初时毫无风格的建筑“风格”。还有两排分割为三四十间的宿舍，里边住着家属不在北京的教师和来自外省外县的学生。我前三年住在亲戚家里做走读生，很羡慕住宿同学的生活比较“自由”，经过一番努力，我在最后的一个学年也迁入学校。使人难以忘却的是课室南的校园，那里春秋两季每天清晨是一片读书声；课室北有高大的槐树成阴，因而学校里当时唯一的一个课外组织叫作槐阴会。学校在十周年纪念时，曾以槐阴会的名义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游艺会，招待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槐阴”虽不像“漱石”那样不切实际，但它没有时代特点，也体现不出任何教育方针。这个会，我不知它始自何时，也不知它终于何日，大半在五四前后它不言不语地自行消逝了。
五四前，我在四中学习的三年内，国外的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是军阀混战，中间还穿插了一幕张勋复辟的丑剧，学校里则静如止水，教师和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下课，开学放假，对那些事件不曾有过什么显著的反应。教师大都朴素无华，按照课本讲授，我从中得到一些应得的知识，但他们不能使我对他们所教的课程发生更大的兴趣，有时还感到沉闷。与此不同的是教数学的黄先生（黄自修先生。）和教国文的潘先生（潘云超先生。），我们上这两位先生的课时，精神格外集中，课室内的气氛格外活跃。黄先生讲解数学，浅近易懂，善于引导学生解决难题而且要求加强速度，使我这一向对数字感觉迟钝的人对代数、几何也有了爱好。潘先生，我在回忆性的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到过他，这里我还要重复几句。潘先生评文论事有独到的见解，他有中国正统思想以外的一种反正统精神，他讲《韩非子》时，批评孔子，讲《史记》时，反复发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句话的意义。他常嘲笑《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如今回想起来都有些过分。他并没有当时已经问世的《新青年》所传播的进步思想，但是他在我的头脑里为我在五四后接受新文化铺设了一条渠道。
五四运动一起始，静如止水的四中立即掀起波澜。1919年的5月4日是星期日，第二天星期一我走进校门（那时我还是走读生）便看到全校沸腾，气象一新。“打倒卖国贼”、“废除廿一条”、“收回青岛”等等的小条标语转瞬间贴遍了墙壁和树干。紧接着是走出校门，宣传讲演，自动地成立学生会，派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罢课游行，跟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
暑假后学校开学，教师却有了变化，我们最尊敬的两位先生离开了我们。潘先生因为在《益世报》上发表一系列支持学生运动的署名社论，被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黄先生调往北京另一个中学去当校长，他们介绍了两位教师来接替他们。黄先生介绍的，据说是他本人的老师，可能姓陈，我记不清了；潘先生介绍的是他的学生，姓施（施天侔先生。）。我当时想，黄先生的老师必定比黄先生有学问，不料这位老师，不善于教学，上课就讲，对学生从不发问，跟学生毫无联系，他在讲台上讲他的，学生在下边干学生的，使我这对于数学有了爱好的学生又恢复了迟钝。我上了一年“三角”课，也买了一本《盖氏对数表》，结果是茫茫然不知“三角”为何物。如今我真难以想象学期结束时，这门课我是怎么考试及格的。可是直到现在，还常梦见自己对“三角”一无所知，便无可奈何地走进考场，最后是从焦急中醒过来，才算是得了救。与“三角”课相反，是施先生的国文课。施先生向我们介绍西方文学的流派，讲解《庄子》，扩大了我的眼界，活跃了我的思路。他年轻，却很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他常说写文章要简洁，不要拖沓。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力求“简洁”，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好评，想不到作文簿发下来后，打开一看，有这样的评语：“写得上气不接下气，什么事催得你这样忙。”我一时真是大失所望，再转过来看一看这篇力求“简洁”的文章，才渐渐认识到这样的评语是份所应得的。因此我对施先生更增加信任。这两位先生教学效果的不同，在我中学临毕业时解决了将来“学文乎、学理乎”的问题。
一些传播新文化提倡新文学的报纸杂志，在五四前我们连名称都不知道，这时都不胫而走地进入了宿舍和课室，我们从中学到了许多过去不懂得的道理，也获得不少从前难以想象的知识。这些道理和知识虽然还有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狂言谬论，但我们只要阅读后略有领会，便如大梦初醒。当时一些醒了的青年，觉得既然醒了，就不仅要读要听，而且要说要做，全国各地的新文化刊物便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北京的中等学校中，高级师范附属中学出版了《少年》，赵世炎烈士曾经是这刊物的创办人之一；北京师范学校有人组织“觉社”，也出版一种刊物。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看到这种盛况，跃跃欲试，经过几度商量，在1920年寒假后也决定办一个小刊物，命名为《青年》。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只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愁没有文章，最大的困难是印刷费从何而来。我们都是穷学生，怎么省吃俭用，也拼凑不出印刷费用，虽然每期只需要十几元钱。唯一的办法是拿着募捐簿向教师们募款。我们先找校长，校长写下了四元，这就等于给应捐的数目定下了“调子”，随后找各位教师，一般都写二元，也有写三元或四元的。我难以忘记的是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个同学走到施先生的屋里，向他说明了来意，他毫不迟疑，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十元”。施先生只教我们一班，教师中他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他这样做，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我们很受感动。
刊物出版后，其内容的幼稚、浮浅，自不待言。但那时有一种风气，只要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刊物，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管刊物的水平高低，彼此都亲如同志，因为面前存在着极为浓厚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把《青年》寄往全国各地新刊物的编辑部，在封面印上“请交换”三个字，各刊物便源源寄来。我们收到的刊物，质量不知比《青年》高出多少倍，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但有时也招来一点麻烦。有一次收到河南开封省立第二中学几个同学的来信，大意说，他们办的刊物也叫作《青年》，出版在我们的《青年》以前，为了避免发生误会，要我们改换刊名。我们的刊物已经出了两期，不便改变名称，只好在《青年》下边加上了“旬刊”二字。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开封二中《青年》是曹靖华和他的几个同学创办的。
我们效法《新青年》，在一般性的论文与文艺作品后，每期写有几条随感录，批评社会上或学校内不良的风气。批评社会，没有人反对，有时还受到称赞；谈到校内时，便有人提出质问，“你们办刊物是专来骂人的吗？”这使我懂得了一种“世故”，批评的对象越带有普遍性，人们越觉得与己无关，只要略微触及具体的人或事，就会有人受不了，给以责难。《青年》出了四期，便因经费告竭停刊了，它思想浅薄，文字幼稚，一无可取，至多不过是在新文化战场的边缘上起了点摇旗呐喊的作用。可是它在我的思想里播下了一颗以办刊物为乐事的种子。
《青年》停刊后，我四年旧制中学的生活也接近尾声，经过了一段不太紧张的毕业考试之后，我不无留恋地离开了第四中学。
如今四中早已不是我所描绘的当年的容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历届师生的努力，它的教学成绩在北京享有盛誉。最近又建筑了新的教学楼，增添设备，进行现代化的教学，匾额“漱石”的小亭和简陋的教室想已不存在了。可是我只能按照个人的经历谈那既辽远又短暂的四年内的一些往事。虽然如此，这也可以说明，在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有些教师怎样勤勤恳恳地教学，给学生以启迪，有些青年是怎样向往光明，五四运动是怎样神速地促进了他们的觉醒。我已年过八十，我写这篇回忆，设身处地，好像还怀有在四中做学生时的心情。人们常说，写回忆是老年人面前无路可走的一种征象，我这时却觉得，回忆可以使人再现青春。
祝四中随着时代不断前进，永葆青春！
写于1986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