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我第三次重访海德贝格，回想五十六年前在海德贝格学习时的往事，略有可记者，现追记如下。
一 关于译名
在中国人们都把海德贝格译为海德堡。实际上这个地名的第二个音节，音译应译为“贝格”，意译应译为“山”，无论音译或意译都与“堡”无关。我不知道我们的译者为什么对于“堡”那么有感情。同样情形，第二次大战后审判纳粹战犯国际军事法庭的所在地纽伦卑尔格被译为纽伦堡；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贝（按瑞典语读法省略“格”音），也命名为斯特林堡。这些不应译为“堡”而译为“堡”的地名人名，散见于辞书里、文学译品里、学术著作里，似乎约定俗成，想改也改不过来了。我只手难挽狂澜，自知呼吁无门，至于写文章，由自己负责，我就不把地名人名的尾音“贝格”译成“堡”了。
但是海德贝格这个译名，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也可以说是取长补短。因为我在1930年9月底到达这座城时，遇见为数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个中国人，他们给它的命名不是海德堡，也不是海德贝格，而是海岱山。海岱山这个名称的确很文雅，海岱二字不只是译音，而且颇有诗意。我不加思索，后来作文写信都采用了这个译名，有数十年之久。如今仔细一想，这座山城秀丽有余，雄伟不足，它既不临海，也不似岱岳，徒有诗意，却与事实不合，倒不如实事求是，朴素一些，索性译为海德贝格。“海德”，取“海德堡”的前两个字，“贝格”则是坚持我的主张。这样，字头虽有一个“海”字，则与大海无关，只是取其音了。
二 记徐诗荃
（徐诗荃（1909—2000），原名徐琥，现名梵澄，笔名冯珧、梵可等。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工作者。）
1930年9月12日，我从北平起身，经过我在《北游》里写过的哈尔滨，经过广袤的西伯利亚，经过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莫斯科，在柏林住了几天，乘夜车到了海德贝格。海德贝格晨雾初散，只见两山对峙，涅卡河一水横流，我觉得很新鲜，又很生疏。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的终点站，要在这里住下去吗？山和水都沉默无言，显出不拒绝也不欢迎的样子。
当天上午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家里租了一间有家具设备的房屋。出乎意料地凑巧，这里还住着一个姓戴的中国学生，约十七八岁，正在读中学。他告诉我说，海德贝格中国人很少，他只知道在大学里学习的有两位同胞，一个学文的姓徐，一个姓蒋的学医，此外就没有了。我听了他的介绍，中国人如此稀少，并不觉得惊奇，因为我在国内时，很少听人谈到过海德贝格，我是听从了一个德国友人的建议才到这里来的。那个德国朋友向我说，若去德国学习，不要到大城市。大城市太热闹，人也忙，谁也顾不了谁，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不容易接近。在较小的城市，尤其是在所谓大学城里，除了大学外，没有其他重要的机构，整个城市都围着大学转，人们容易很快就熟悉起来，这对于提高语言能力，增进知识，了解社会生活都有好处。他帮助我选择了海德贝格。理由是海德贝格大学是德国境内最古老的大学，已有五百五十年的历史，有著名的教授，若学文，享有盛名的宫多尔夫（宫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1880—1931），德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教授正在那里讲学。这番道理，那时人们知道得还不多，所以在海德贝格的中国留学生寥寥无几。
第二天下午，我到涅卡河南岸的一个小巷里拜访了学文学的徐君。我的突然来访，主人并不觉得惊奇，我们互相报了姓名，好像一见如故，虽然二人都有些矜持。他来德国已经一年多，向我介绍了海德贝格大学的情形，我也跟他谈了些国内的近况。我看见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幅鲁迅的照片，又看见书架上德文书中间夹杂着些中文书刊，我心里想，今年春天，我在《萌芽》月刊里读到过一篇从德国寄给鲁迅的通信，署名季海，莫非就是这个人吗？但我没有向他说明，因为他告诉我他姓徐名琥。那时大学还没有开学，他带我熟悉海德贝格的某些名胜古迹，以及与大学有关的机构，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等。渐渐熟了，谈话的内容也渐渐丰富而深入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过，1928年5月，鲁迅在复旦实验中学讲演，他做了记录寄给鲁迅，后又在《语丝》上发表了《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当时的腐败现象，惹起复旦当局的不满与复旦校友们的非议。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他不愿在复旦待下去了，他到了德国。他少年气盛，谈世事谈到愤慨时，便朗诵清代诗人王仲瞿祭西楚霸王的诗句：“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他也欣赏南社诗人高天梅拟作的“石达开遗诗”，如“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这有多么沉痛！他不仅古典文学知识渊博，也常常和我谈起他湖南家乡的王湘绮（王湘绮（1832—1916）：即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乙卯年举人，后钦赐翰林院检讨。以文章见长，有《湘绮楼全集》。）、杨皙子（杨皙子：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字晳子，王闿运的门生。曾留学日本，宣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又在袁世凯内阁任职，主张恢复帝制。后思想转变，倾向革命，******被捕后曾多方设法营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工作。）等人物。
大学开学后，我主要选修文学史课程，徐琥则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美术史，并练习木刻，他室内挂着一大幅他自制的高尔基木刻像。日子久了，我们也就无所不谈。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我们首次会晤后，他曾写信给鲁迅先生，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今日下午有某诗人来访”，但没有说出我的姓名。后来他收到鲁迅的回信，信里说到“某诗人”时，也没有提名道姓，只在文字中间画了一个小小的骆驼。不言而喻，这指的是我于1930年夏在北平和废名共同编的一个小型刊物《骆驼草》。关于《骆驼草》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这里边发表的散文和诗，有的内容庸俗，情绪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创作在这时都陷入危机。”从信里画的小骆驼也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刊物是不以为然的。
从此我知道，徐琥经常和鲁迅通信。徐琥有不同的别名和笔名，如冯珧、季海、诗荃等，鲁迅则对他以诗荃相称。如今翻阅鲁迅的日记，从“1929年8月20日徐诗荃赴德来别”到“1932年8月30日夜诗荃来自柏林”三年零十天（即徐琥在德国的时期）的日记里，提到诗荃有一百五十四处之多，内容都是书信来往。徐琥在德国为鲁迅搜集图书画册以及报纸杂志，鲁迅也把国内的出版物寄给他。鲁迅日记里提到的“寄诗荃以《梅花喜神谱》一部”、“为诗荃买《贯休罗汉像》一本……”以及“小报”，我在徐琥那里都见到过；所谓“小报”是上海低级趣味的《晶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的用心，要使海外的游子，不要忘记国内仍然有这样下流的东西在流行。1931年7月6日的日记“得诗荃信，上月18日发，附冯至所与信二种”，这两纸信里我写的是什么，如今我怎么想也回想不起来了。有一件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提到。那时曹靖华在列宁格勒，翻译绥拉非摩维奇的《铁流》，他把译稿用复写纸抄成两份，一份直接寄给鲁迅，一份寄给徐琥，由他转寄。这是因为从苏联寄给国内的邮件，常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为了安全起见，再从德国寄去一份，比较保险。不知鲁迅收到的《铁流》译稿最后是一份呢还是两份？徐琥向我谈及此事时，还把他收到译稿后写给曹靖华的短信背给我听，是用文言写的，很古雅。他和鲁迅通信也常用深奥的古文，鲁迅在复他的信中有时还穿插几句骈体。遗憾的是鲁迅给他的信（这该是多么宝贵的一笔遗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失散了。
徐琥回国后，由鲁迅介绍他在《申报·自由谈》上用不同的笔名撰写杂文，也是由鲁迅介绍，他翻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自传》得以出版，署名徐梵澄。徐琥用过许多笔名，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胜数，正如众流归大海一般，徐梵澄这个名字算是最后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现在。他在德国时期，梵澄二字还在虚无缥缈间，因为鲁迅的日记里称他为诗荃，所以我把“记徐诗荃”作为这一段的小标题。
三 “同胞事，请帮忙”
初到外国，多么想看见中国人啊。我在海德贝格，能与徐琥一见如故，自己觉得是出乎意料的幸运。那一位学医的蒋君，我当然也要去看看他。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几乎吓呆了，也可以说是又一次的出乎意料。我叫开蒋君住室的门，走进来，在比较阴暗的房里看见四个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打麻将。我脑子里立即发生疑问，不是说这里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个中国人吗，现在除了蒋君外怎么又多出来三个人呢？他们交谈用浙东的方言，我一句话也听不懂。蒋君对于我这不速之客似乎很不欢迎，冷冷淡淡，使我进退维谷，我记不得是坐了一会儿，还是在麻将桌旁站了一会儿，便匆匆告别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蒋君。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人是浙江省青田县人，他们迢迢万里来到欧洲，在各处串街走巷，兜售青田石雕刻的花瓶笔筒以及其他用具。但青田石雕是有限的，货源并不通畅，不知是从欧洲的什么地方他们贩来一些仿制东方的瓷器，上边描绘的风景人物，说像中国的又有几分像日本的，说像日本的又有几分像中国的，总之这类恶劣的赝品是用来骗没有到过东方的欧洲人的。但这些商贩有艰苦的冒险精神，他们到欧洲来，有的经海路，有的甚至经过中亚的陆路，有的没有正式护照，有的护照过了期，他们居无定所，警察经常和他们发生纠葛。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青田小贩”。
说实话，我那时对于这些青田的同胞也是蔑视的，觉得他们给中国人“丢脸”，而对于他们离乡背井、长途跋涉、遭受凌辱的苦情却毫无体会，也不想一想是什么缘故使他们走上这条渺茫的不可知的道路。我和徐琥天天谈的是什么，他们天天干的是什么，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有时在路上遇见他们，也不打招呼。如今回想，我蔑视他们是错误的。真正给中国人丢脸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军阀官僚、洋奴买办。可是有一次在1931年春，徐琥在路上被一个青田同胞截住，这人用不容易听懂的青田话向他说，他的两个同伴被警察拘留了，语言不通，请他帮助。他随即拿出一个名片，说这是在街上遇到的一个中国的旅游者给他的。徐琥接过名片，上边写着六个字“同胞事，请帮忙”，他再看名片上的姓名，是“林语堂”。徐琥于是到了警察局，他不仅勉勉强强地当了一次翻译，再且替被拘留者做了一些解释，同时充当了辩护人。
四 内心的空虚
我的房东有一幢三层的小楼，除自住外把空余的四间租给学生居住。我每月付出的房租包括天天在他家里吃早餐。我早餐时，作为小学教员的房东主人和读中学的小戴都已到学校去了。精明的房东太太在客厅里预备好面包和咖啡。与我同桌的有两个在他们家里租住的大学生，一个是匈牙利人，同情共产党；另一个可能与房东有亲戚关系，戴着花色小帽，一望而知是某一个大学生社团的成员。德国的大学生社团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它们创始于反拿破仑自由战争后的1815年，本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进取精神，它们反对专制统治，甚至于1819年至1848年被政府禁止活动，后来又渐渐恢复，形成各种性质不同的组织。到了20世纪，大学里的社团种类繁多，有以政治倾向为基础的，有以同乡为基础的，各自用不同的颜色作为社团的标志，但总的说来，大都不再有1815年的革新精神，而带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保守色彩了。这个与我同桌的属于某社团的大学生，浑浑噩噩，说不出一句有内容的话来，那个匈牙利人求知欲很强，经常谈到世界大事，也问我中国革命的形势。我们这三个人天天共进早餐，人人的心境不同，眼前的远景也不一样，却能和平相处，好像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街头上和大学里就完全不一样了。1930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的经济更为恶化，工厂倒闭，资金外流，失业人口日益增加，以中央党领袖布吕宁为总理的魏玛共和国政府费尽心机，采取种种措施，克服不了这个艰难困苦的局面。纳粹党利用经济危机和民族情绪，大肆蛊惑群众，迅速膨胀起来，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增强了。在街上，常常看见共产党的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和纳粹党的冲锋队在激烈斗争。有时有右翼党派的学生成群搭伙，把大学旧楼的入口处堵得水泄不通，叫嚣不已。他们向学校当局提出无理的要求，如解聘具有进步思想反对战争的教授、限制犹太族师生的活动等。左派学生也出来据理力争，揭露和批判他们的谬论。但在学生中间也有袖手旁观的“逍遥派”，在两方面争辩得不可开交时，我听到过有一个学生冷笑着向我说：“看，德国是多么热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