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父亲不是曾经对我的成长有过多么重大影响的人。他虽然在城里的大机关上班，但和大部分农民读书者那样保持着浓重的懦弱谨慎的遗风，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言辞启示。但是我们敬畏他，因为他是我们唯一可以要钱买米而不会被责骂的人。我们依赖他而生存。
父亲的病来得快，也很多，说是肺气肿、喉癌、胃炎和脑部的一个恶性肿瘤。其实以前早有征兆，可他总不在意。这次病发时他还要硬挺，大家一起死劝，他才做了全面检査。检査结果只有大哥一个人知道，大哥笑着说没关系很快就好。
医院离学校很近，每天黄昏就会有衰弱的病人在校外的路上散步。现在，父亲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了。我天天去看他，有时就坐在路边等他和母亲慢慢出来，然后一起散步。散步时总是谈些闲人散事，有时什么也不谈，只是看着夕阳渐渐地隐没在群岚之中。有一次他忽然轻喊我的名字，说：“我最不放心的是你和小弟，只有你们俩将来没着落，你懂不懂？”我点点头，说懂。其实心里还不怎么明白，只是看着白卫生帽下父亲黑瘦衰老的脸，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哀伤。
深秋，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大哥陪着进了手术室，时时出来报告给等待在门口的亲友们。我和小弟蹲在走廊的窗下，在人们轻轻的议论声和叹息声中迷茫而沉沉地睡去。醒来时嫂子在我身边，说手术很成功，“不过要损伤一些脑神经”。父亲醒来的时候，巳经忘记了很多人的名字，那些人和他曾是那么熟悉而亲近。看到奶奶，他很努力地轻声喊道：“妈。”人们都哭了。后来我去看他时拿他最熟悉的棋子儿给他看，他总是很认真地辨认着，然后默默无语。我说这是卒这是相这是炮，他恍然大悟道：对呀对呀，我怎么会连这都忘了呢。看着他孩子般的笑容和神情，我感到锥心的疼痛。不久，父亲转院到了一个很远的医院。因为功课的繁重和考试的迫近，我只能一周去看他一次了。
记不清是哪天下午，我正在参加化学测试，手突然颤抖起来，写不成字了。正呆呆地楞着，传达室的师傅上来喊：“乔叶电话，你家人让你赶快回家。”
我全身剧烈地颤栗起来，飞快地请了假没命地往家里跑。快到家时碰见一位街坊，急急地问他：“我家出了什么事？”
“快回家吧。”他含糊地说。我跪到地上又勉强站起来，心中了如明镜，——那个竹帘后盖着一条长长白布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啊。
兄妹几个一起失声痛哭。至此，我们每个人都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共同成为孤儿了。
接下来就是没日没夜的哭声和唢呐声。
下葬的那天，随着哭泣的人群到了墓地，棺木缓缓地放进去，不知谁填上了第一锹土，我们又泪如泉涌。然而土还是无情地填进去，填进去，填成了圆圆的坟。磕完最后几个头，转身回去的时候，我明白我的父亲——与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就这样回归给了土地，他微微驼背的身影巳经走到了命运的拐角，走到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
回到村里，看见街上的顽童一如往昔地嬉闹，妇人们一如常态地谈笑，我才明悟入与人的悲欢是如此遥远而不可倾诉，而有些切身的幸福和苦难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品尝啊。
第一次臂上戴一块黑纱推开教室的门，喧哗的班里一片死似的沉默。我为这漫长的沉默而终生感激我的学友，但是素曰对我颇有成见的班主任却在那时给了我轻轻而有力的一击。她在班会上说：“请假不准超过一天——除非你家还有丧事。”她把最后四个字咬得很重，还瞟着我笑了。班里附和起一阵胆怯的笑波，但立刻沉静下来。职时，我恨透了她——她竟狠心这样去伤害一个孩子！也因此，我做了教师之后，当一个男生竟用“张长伟的爸爸死了！”来报复一位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使那个可怜而敏感的孤儿伏案痛哭时，我平生第一次打了学生。
如果世界上最残忍的行为是制造伤痕，那么其次残忍的就是揭开伤痕。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我该长大了，我不可以再去无条件地依靠任何人了。我的一切，都必须依靠我自己。我甚至不能依靠母亲，——她比我还要脆弱。也不能依靠兄姊，我们只有在悲哀的时候才会彻底相融，而悲哀之后必须各行其路，谁也承担不了彼此的前程。也是这时候，我才致命地发现：父亲那衣食柴米的爱，隐山含水的爱，似无相关的爱，平平淡淡毫无色彩的爱，对我是多么不可估价地重要。而这一切，巳经是刻骨铭心地失去了，再也无法挽回。
我的父亲，带给我本质温暖和彻底孤寂的感觉的父亲，像那年冬天的白杨一样种植在我冰凉的记忆里。那一年，我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