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支表演队伍都在想办法表现出他们最为自豪的东西。加拿大的表演是风笛，由远及近，令人难忘；巴西的原始人舞蹈；智利则表演了原先熟知的巴西人擅长的桑巴舞；瑞士和俄罗斯的铜管乐团的表演也是精彩纷呈。这些东西和原本熟知的知识多少有些不同，令人好奇。中国各大城市的花车则多少显得有些含蓄，花车很漂亮，表演的成分却很少。后来当济南的花车经过前面的时候，我们旁边的几个山东大汉大声用山东话喊“老乡跳一个”，他们的秧歌队伍才兴奋地扭起来，气氛顿时热烈了起来。
花车巡游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和孩子们商量早点回家，她们也兴奋得有点累了，一拍即合。转过街角去坐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街旁一家馄饨店，这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在几平方米见方的小店中，我们吃到了好久都没吃到的正宗的上海小笼包和馄饨，门外不远处淮海中路的街道上不时传来一阵阵鼓噪声，大概是又有一辆花车过去了。
回家路上，孩子的妈妈问起她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幕，老大说是军乐队的大鼓，小家伙跟着附和，又赶紧补充说花车好漂亮，孩子的妈妈自己则最喜欢加拿大的风笛。我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开车。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和你们在一起，一起去看花车巡游。
星际迷航
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会是什么样子？
2012年12月21日，玛雅预言中的所谓世界末日，我们起哄一般，十几个同学拥到小镇西塘庆祝。那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地主阿健带我们大吃一顿高人光哥做的菜，然后去他的无二酒吧围坐在火塘周围饮酒唱歌。那是一个快乐的晚上，最终我们挤掉了弹唱的歌手，轮番引吭高歌。酒吧外面就是一片水泊，夜幕下波光粼粼，映衬着灯红酒绿的颜色。我被人搀扶着出门呕吐，在夜色里被朔风一吹，那水面犹如璀璨的宝石吸引着我，燥热的情绪令我竟然几次想要翻过栏杆跳下湖水去，幸好被同伴拉住才作罢。是夜，醉酒当歌，阿肯和山哥扶我回下榻的旅舍，我们沿着小镇的河旁小道相互搀扶着走回去，踉踉跄跄，寻觅了几个来回才终于叩开那扇正确的门。
第二天醒来，一时间竟然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处。窗外的叫卖声和臭豆腐独有的气味提醒我这是在西塘小镇。伸手摸一摸钱包和裤子还在，歪头一看，同来的老父亲悠然端坐在窗边的木桌旁一边饮茶一边看我醒来。坐在地板上独自玩耍的小女儿一骨碌爬起来，一岁半的小人儿竟然屁颠屁颠地给我端来一杯热茶。
开车回上海的路上，坐在后面的两姐妹依然如故，一路吵闹，她们的妈妈呵斥也没有见到一丝停止的意思，副驾驶座位上的父亲正如所料已经双目紧闭打起鼾来。我终于相信，世界末日就那样过去了。
《星际穿越》中的世界末日不是这样的。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枯叶病让所有植物渐渐死亡，食物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难以呼吸，风沙遮天蔽日，人们纷纷逃离家园，可是并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勇敢、有着丰富知识的人们驾驶宇宙飞船越过太阳系为人类寻找新的家园。飞船脱离地球引力之后，蓝色的星球越来越远，周围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声音，承载着人类希望和骄傲的飞船变成了一座孤岛。那种孤独感是渗入心扉的，以至于宇航员道尔拍拍飞船的墙壁说，我们和外面无边的黑暗只有几厘米而已。
我当然不相信这样的影片是真的，这无非是美国人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已。中国人的宇宙只有三界：天界、人间和地狱。无论在哪里，都有森严的秩序可以遵循，即使是地狱，相比天堂和人间，无非是多了一些肉体的煎熬而已。这样的自我麻醉被宇宙飞船舷窗无边的孤独打得粉碎。原来，即使以人类目前拥有的有限的知识来看，无垠的地球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地球外有太阳系，太阳系外有银河系，银河系外有未知的千万个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倘使我们真的穿越星际，地球无非就是一个遥远的坐标而已，宇宙的真相原来是无边的黑暗和孤独。
脚下没有坚实的土地，只有宇航服里面还是地球的气息——那竟成了唯一赖以生存的空间，生命如此脆弱，在这时空错位、斗转星移的地方，唯有家人和爱会让你痛哭流涕。看这样的电影会让人更爱这个世界。在极度的无助、恐惧和孤独里，爱变成了人生的唯一方向，每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相依弥足珍贵。
珍惜你听到的第一声婴儿的啼哭声，珍惜你每天枕边听到的温热的话语，珍惜你独坐时无声递过来的一杯清茶，唯有这些人世间最朴素的气息，才能让你不在星际迷航。
我的2014
10月初的一天傍晚，阳光照到好牧羊人教堂的石墙上，透出温暖的杏黄色。几十米外，特卡波湖水平静安详，远处的雪山和白云几乎分不清楚，在夕阳下安静地伫立在那里。孩子们在教堂旁的草丛和石堆中爬上爬下，她们是快乐的，即便是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她们仍然在趁夕阳落下之前尽情玩耍。
我和Angela十分珍惜这样的时光。在今天之前，我们已经在新西兰自驾游了将近十天了，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基督城，然后从那里回上海。我们呈“之”字形在南岛驾车旅行，沿途的景色绚丽多彩，空气也十分清新。我们不得不频繁地将汽车停在公路旁边，在一座座小镇、牧场、湖水边流连。Angela说，如果回去手术成功，她明年还想再来一次。8月份的时候Angela拿到体检报告，9月初去医院详细检查，医生无法确定肿块是否是良性的，只是建议Angela尽快手术。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接到这样的通知，Angela和我都十分沮丧。在此之前，我们对自己年轻的身体十分有信心，以至于完全忘记关心这一点。我安慰她说肯定是良性的，不用担心，但这样的建议只是发自内心的愿望而已，在医学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
我发自内心相信Angela不会有问题，就像从来都不怀疑未来一样。小的时候，父母告诉我，只要好好学习，就能上重点中学，就能上大学，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在三十岁之前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看着当年的愿望在一个一个地被实现。然而忽然有一天，我们突然有了自己的孩子，当我们在为她们考虑未来的人生之路时却陷入了深深地彷徨。我们当然希望她们过得快乐一点，却又不得不安排她们进入各种兴趣班。只是因为不确定，我们唯恐耽误她们在未来来之不易的机会。当年言之凿凿告诉我人生信条的父母也突然老了，有时候我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使他们理解我们的想法，因此很难希望他们继续指引我们的未来之路。
2014年，我三十五岁，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了人生的舞台中间。周围的观众有的偶尔鼓掌叫好，大多数显得十分冷漠，他们对我了解甚少，对我的表演也不抱什么希望。确切地说，我杵在那里，内心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表演，也不知道需要表演多长时间，表演之后又会接到什么样的安排。然而这样的年龄让我又十分清楚，如果演砸了，未来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三十五岁之前你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之后就不是了。
这是一种无比芜杂的心情。2014年，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的禁区，能力的禁区，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周围的朋友似乎不太有这样的处境，他们大多数都踌躇满志，大踏步地走向未来，只是在酒后才会偶尔和我谈一些烦恼的事情。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和蔼的老师可以适时给我打出分数，也没有睿智的导师为我指明方向。前面的路似乎很宽，可是又有些模模糊糊看不清路面的情况。
从新西兰回来之后，Angela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手术那天，因为安排方面的原因，她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很久都没有出来，在她之后进去的病人都已经做好手术出来了。我因此十分着急，最后自己跑去苏醒室查看，坐在门口的一名医护人员不耐烦地让我出去。苏醒室里躺着好几位病人，一模一样的病床一模一样的装束，根本看不出Angela是不是在里面。就在我无奈地转头准备出去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说，我在这里。声音即使很小我也能分辨出是Angela。我回头看去，仍然分不出她在哪里，但是却足够放下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