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哥老会在三江两湖四处聚众抢劫官府，杀人越货，弄得地方秩序大坏，人心惶惶。但是，曾国藩下手一抓，全是湘军的官兵。曾国藩怕地方官深查哥老会会捅出大娄子，就连连写信给在老家清查哥老会的弟弟曾国满说，一定小心从事，对这些人要以礼相待，以批评教育为主。试想，一个江洋大盗，杀人成性，是批评教育所能改变的吗？但是，曾国藩这么做有他的难言之隐。
曾国藩派人调查后发现，三江两湖的哥老会数湖南最多。湖南一省中，正好又是湘军招募的集中地，湘乡、湘谭、长沙、善化、湘阴、宁乡、益阳最多，其中又数他的老家湘乡县最集中。查来查去，查到自己老家的头上了。他最担心的是，若是哥老会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曾国荃每年省亲都是大车大车的东西往家里运，这在湘乡无人不知。如果曾国藩查哥老会查得太紧，这些人的亲人找曾国藩的家人报仇的话，那将是灭族之灾。
曾国藩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家人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曾国藩把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开湖南。
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
不久之后，曾国藩被调为直隶总督。至此，曾国藩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6.首次晋见太后
同治七年（1868），官文因进攻农民起义失败而被免去直隶总督职务，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充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在各总督中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未立新功，为什么把他安排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来呢？为此，曾国藩找来赵烈文商量。赵烈文也觉得这样的调动违反常规。曾国藩说，去年年终考察官员时，他所保奏和参劾的朝廷一律未动，说明朝廷不信任自己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任直隶总督？赵烈文也看不清究竟，不过他劝曾国藩，从剿捻的战场回到两江任上的时候，曾国藩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又加云骑尉世职，这说明朝廷对他还是信任的，因此应该上折谢恩。
曾国藩疑虑重重，又拿不出适当的理由推辞，只得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八日（1868年12月21日）冒着严冬酷寒，率赵烈文等一班幕僚由江宁启行。按照定制，凡是晋升为直隶总督的大臣，都要朝见皇帝。
曾国藩终于要回到他阔别十七年的京师了。如今的大清朝，权力都在慈禧手中，不知北京城和十七年前比起来是盛是衰？赵烈文在北京给曾国藩写信描述北京城的景象说，如今的北京城作为一国之都气象糟透了：街上乞丐成群，公开抢案不断发生，市民穷得吃上顿没下顿，有的妇女都没有裤子穿。这样的情形必定是大乱的前兆啊！曾国藩写信问赵烈文如何防止大乱的发生。赵烈文无奈地说：“曾公怎么不知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定律？如果变乱由下发生，国家还可以制止；但是乱因如果在中央，那就是国家濒临土崩瓦解之时，这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这叫作‘抽心一烂’、‘根本颠仆’，根本无可救药。”
但是，曾国藩对大清朝还是存有幻想的。他认为，慈禧如今大权独揽，遇事能“威断”，恭亲王也颇为勤政，这些说明中央并没有腐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赵烈文看得似乎更为透彻，他告诉曾国藩，慈禧、恭亲王都在耍一些小聪明。恭亲王对洋人一味曲意弥缝，对清朝的未来却没有更多的考虑；慈禧独断专行，只知道使用政治手段，搞得朝中乌烟瘴气。总之，清朝“抽心一烂”的结局无论是慈禧、恭亲王还是曾国藩都无法阻止。
曾国藩到达京师后，朝廷传出谕旨：“赏曾国藩紫禁城骑马，明日养心殿召见。”这可是汉官前所未有的殊荣，曾国藩感到十分高兴。但是，比起紫禁城骑马，曾国藩更关心的是拜见年轻的太后、年少的皇帝。曾国藩和他们虽未见面，但是奏折往来不断，他对清朝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两位掌权者的身上。
第二天卯初，曾国藩来至景运门外，由内廷官员引导，来至乾清门。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早迎候在此，把曾国藩引至军机处。这时，恭亲王奕也来到军机处。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对自己有推荐、保护之恩的恭亲王，赶紧趋前拜见，奕双手扶住，说：“老中堂免礼！”拉着他的手，表现出极度的热情。恭亲王对曾国藩的戎马一生给予高度评价。诸王爷及六部九卿皆至军机处，大家对这位名震当朝的一等侯爷都颇为好奇，众星拱月般簇拥着曾国藩来到两宫和皇帝听政之处养心殿。曾国藩感慨万千，认为自己得到的荣誉和恩泽太多了，一时的心酸委屈顿时化为乌有。
己正（上午10点），曾国藩在养心殿拜见了两宫皇太后和皇帝。令曾国藩不解的是，两宫只是一些礼节性的问话，如“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一路上安静吗”，曾国藩老老实实地回答。左等右等也等不到慈禧问他对朝政的看法，要知道，曾国藩最愿意和慈禧等人讨论的，就是朝政和地方的治理问题。
后来又是三次晋见，慈禧每次都是有一搭无一搭地问，漫不经心，不着边际。这让曾国藩感慨良多。太后、皇帝“同治”天下，原来如此！皇帝当了八年，接见大臣竟一句不吭，简直是个摆设。慈禧号称“专断”，四次陛见都是她一人发问，专断是专断了，政事上的明见却找不到丝毫。曾国藩从慈禧的只言片语里猜到，这次能当直隶总督，不过是因为自己能练湘军，调自己来直隶练兵拱卫京师而已。
接下来就是朝宴。朝廷专门设宴招待曾国藩，宴会上曾国藩被安排在汉官首位，接受大家的祝贺，这是曾国藩一生的风光之极。朝宴之后又是无数的宴会：王爷专设之席，大学士专设之席，直隶京官席，江苏、湖南、湖北等省京官席，几科同年席，以及众多的旧友私席……曾国藩终日应酬在宴会之间，朝廷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春节一过，曾国藩受邀参加太后、皇帝举行的春节大典、元宵大典，他见到了满汉全席、百全大宴，太后的“春帖子赏”、皇上的“元日御赐”……曾国藩感到了浓浓的倦意。
元宵节一过，曾国藩无意在北京呆下去了。一直以来的梦想此刻化为泡影，他失魂落魄地奔向保定任所。
曾国藩一路走一路考察永定河水利设施，于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1869年3月9日）到直隶总督上。曾国藩和赵烈文谈起这次北京之行，不禁流下泪来。
曾国藩一一点评朝中人等：慈禧说话抓不到重点，皇帝不管事，恭亲王无权，文柏川（文祥）正派但心思不周详，宝佩衡（宝鋆）不满人口，倭艮峰（倭仁）能理事但是才薄识短。最后，曾国藩不忘评价自己：我更蠢。这样的朝廷哪有希望啊！
北京之行之前，曾国藩的心中还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回到保定，万念俱灰的曾国藩不仅心里空落落的，病情也突然恶化了。先是眼睛昏暗，看不清东西，接下来是难忍的疼痛，吃药针灸都没有用。不久之后，曾国藩的右眼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胀，日夜惶惶，无法办公。曾国藩只得让人上书朝廷，申请告假治病。慈禧知道后准假，让他好好养病。但是，突然发生的天津教案，又把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7.天津教案：两头不讨好
近代以后，随着洋教进入中国，中国人的反洋教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同治九年（1870）发生的天津教案更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受这次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此后教案发生的次数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教案为什么会发生，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很大程度上和民族矛盾不断尖锐有关，中国人反洋教的出发点很多时候是和反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有外国宗教及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不相容的问题。
在天津教案爆发前，全国各地已经发生了多起教案，如江苏“青浦教案”、江西“南昌教案”、贵州“贵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广西“西林教案”等，只是清政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天津教案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设为通商口岸，各国纷纷进入该地，天津的教会活动也逐渐地多了起来：盖教堂、设教会、开育婴堂、办教会学校等。天津是华北流民的聚集地，无数饥民涌入天津，这使天津的治安情况急转直下。由于人们饥寒交迫，抢劫、偷盗事件时有发生，而对象往往集中在洋人身上；洋人往往以火枪还击，被打死的偷盗者、抢劫者横尸街头。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津教案的始末。
事情的起因是在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中国婴儿突然死亡三十多名。教会在外运尸体时被市民发现，大家怀疑其中另有原因。恰在此时，天津谣传最近老是发生幼儿被人迷倒拐走的事件，而且很多都指向教堂。这个谣传，无疑使大家把它和突然死亡的三十多名中国婴儿联系了起来。
这时候，天津衙门抓到了一名拐卖儿童的犯人，名字叫武兰珍。这名嫌犯承认把迷药放在熬制的红薯糖里，哄骗幼童，迷倒后拐卖。那么，迷药从哪里来？武说是天主教民王三所授。王三是开药店的商人，他的身份是天主教徒。这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是，大家听说这个拐骗犯和天主教有关，自然就和谣传及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死亡大批婴儿的事联系起来，认为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是拐卖儿童、致儿童死亡的幕后黑手。
当时直隶旱情严重，天津一城，饥民聚集，人心浮动。
大家把武兰珍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门去见知府张光藻。张光藻本不想管这件事，但是作为天津最高的地方官，只得审问武兰珍及一干证人。
证人证言不仅讲述了育婴堂的作案过程，而且对细节的描述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例如，某证人指出，幼儿尸体系法国育婴堂弃于义冢，胸膛尽开，心肝俱无，眼珠也被挖去。武兰珍供认，教民王三授以迷药，拐出幼童交给育婴堂，由王三给洋银五元。
张光藻知道的细节其实比这些描述的还生动。近年来，张光藻耳闻的谣传不计其数：什么洋人专吃幼童心肝，求长生不老；洋人用中国幼童眼珠炼化水银等。张光藻知道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但他答应带犯人去找洋人对证，但是警告民众不要闹事。他借用尚未结案的四川酉阳教案说，这个案子就是因为百姓与法国传教士闹冲突，死伤百姓八百余名，闹出了大乱子。天津再不能出现这样的事，不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随后，张光藻约了天津道周家勋一同向法国育婴堂发出照会，让他们交出罪犯王三，但遭到拒绝。五月二十三日，张光藻、周家勋带着人证、犯人到育婴堂对质，并让武兰珍指出王三来。结果，育婴堂里并无王三其人。武兰珍在法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指责下张口结舌，天津府、道也只好当场向法国人赔礼道歉，领着人走了。张光藻明知道证人的证词不可信，可为什么还要带人去自讨没趣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想尽快息事宁人。
张光藻等人走后，围观的群众并不相信武兰珍说谎。他们认为是教堂人员把王三藏起来了，之后双方发生口角，进而互殴。这时，气恼的民众越来越多，有人开始朝教堂扔石头、垃圾。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大怒，带人找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出兵镇压。崇厚表示未经上级允准，不敢派兵。丰大业恼羞成怒，竟然拔枪朝崇厚射击。这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到，丰大业又朝刘杰开枪。这个丰大业不知是不敢杀人还是枪法不好，几枪都没打中。
丰大业的无法无天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义愤，一拥而上，当场把丰大业及其随从打死。随后，人群冲进法国天主教堂和育婴堂，打死打伤多名法国传教士，又将教堂点火烧了。接着，民众又冲击了法国领事馆、洋行，并拆毁了英国教堂和美国教堂，先后打死二十名外国人。
天津教案发生以后，外国舆论一片哗然。洋人叫嚣这次一定要给中国人一次毁灭性打击。随后，英、法、美、俄等七国立即调集近海各国军舰，进行战争威胁。法国公使罗淑亚扬言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攻陷天津，为各国“受害者报仇”。
崇厚为了逃避责任，向慈禧上奏说：“这件事都是愚民无知、莠民为乱、地方官失职搞出来的。”清政府自以为理亏，于是通过总理衙门向各国照会说，一定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教案。先将天津地方官交部议处，以期平定各国的情绪。但是，各国不满意这样的处理，叫嚣立刻进攻大沽口。
清政府知道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国家将面临战争危险。慈禧立即作出决定：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一听又是教案，立刻感到自己的病又重了一些。他知道教案不比寻常案件，其中涉及中外复杂的矛盾，偏向哪一方都要讨骂，中立办案更是不可能。
为什么说又呢？原来，曾国藩一年前处理过一次教案。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8月），法国天主教一所育婴堂死去幼婴十四名，扬州的士绅开会议论此事，发现该堂数月之内婴儿死亡四十余名。这时候，谣言传说是“乳妈糟踏死”。于是，一场群众性的反洋教运动开始了。
过了一天，在扬州府参加院试的生员首先发起了攻击教堂的行动，大批民众参加，捣毁法国三义阁育婴堂，并将英国在扬州开设的“内地会”教堂焚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