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本人玉体微恙，住了一周医院。怕别人有事时我无法尽力而干着急，也怕不慎泄露消息逼迫人家来医院尽人情看我，就关了手机。
说实话，自从有了手机之后，这是第一次，我有意识地关闭了手机。除了断电、欠费、乘机或是遵守会议要求而关机之外，我从没有主动关过手机。能开着就尽量开着，多次深更半夜被办证和贩卖黑枪之类的广告短信搅扰也坚决不关。有了手机就不能怕麻烦，手机要的就是移动，随身，方便和自由。当然，我知道我的自由会妨碍了别人的自由，别人的自由也会妨碍了我的自由。不过事物从来都是相对的。都想只方便自己不方便别人，那手机的意义何在？
因为以往对手机这种敬业的心态，此次关闭手机之初，便颇有些不适应。总是有些担心：人找不到我怎么办？虽然做的是不用坐班的工作，但万一单位有事呢？万一领导下发什么旨意呢？万一同事有什么信息呢？万一编辑给我开稿费需要我报身份证号码呢？万一出版商来谈出版合同呢？万一导演来寻购小说的影视版权呢？……信马由缰地想着，忽然觉出了一种荒唐：仿佛满世界的人都有可能在我关闭手机的这段时间里来找我。
这显然接近于一种妄想症。是自我功能放大的一种幻觉。但关键是：何以会妄想？何以会幻觉？难道我真的已经高尚到时刻准备为大家服务？不是。当然不是。那么是我真的对别人很重要？这当然也不是。那么，是别人对我很重要？
似乎是的。——我怕被人遗忘，我怕被人放弃，我怕人家在第一时间找不到我，就不再联络我，从而让我失去机会。
原来我的内心，居然是如此的虚弱，如此的自卑。
不由得想：开了手机的那些时刻，又怎么样呢？一天下来，不过是几个电话打来打去，数条短信发来发去。既不经天纬地，也不山崩石裂。然而手机只要开着，总是忍不住要为它操着细水长流的心：逛一会儿商店，就打开手机看看。开会发完言，就连忙打开手机看看。等车没事，也打开手机看看。洗个澡出来，也得打开看看。生怕半小时几分钟就耽搁了什么。如同开着一个小小的饭馆，顾客没几个，却因为开了张，领了营业执照，生意再不好也舍不得打烊。——如此依赖手机，似乎他是连接我们和生活的一个通道，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似乎这个通道一旦封闭，我们就会缺氧。
想起演员陶虹在一次访谈中说起自己的成长：“……现在，慢慢地成熟了，从容了。以前接手机的时候，一听见铃响就慌张，赶快在包里翻。现在对这些事情，就不那么在意了。”
这真的是一种病。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旗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资料，二〇一三年中国手机市场累积出货量为5.79亿部，二〇一四年为4.52亿部。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瞠目结舌的数字。欣欣向荣，可喜可贺。不过，我想问的是：真的么？我们真的有那么多人需要手机么？
又想起著名的小说家毕飞宇。他是大红大紫的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电视剧《青衣》的原作者及编剧。获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中国文坛是个很有分量的人物。但他没有手机，因此朋友们常骂他伪装大师，记者则很含蓄地问他是否在刻意打造一个作家的个性，他说他现在的日常生活很安定，每天按部就班，而且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家里有座机，手机没用处。他说在大家都没有手机的时候，他没有；有人用了，他也没有；用的人多了，他还没有。是别人变化了，他只不过没有变化而已。记者问说：如果你出门了呢？别人不是找不着你了吗？他说他没有那么重要。今天找不到他可以明天找。他开玩笑：“要是犯了罪，就是没有手机，警察也会让你疏而不漏。”
多么沉静智慧的心。
一周之后，我出院。简单统计了一下：关机一周，大约共收到短信四十条。其中一半是广告，其他二十条里有五条朋友转发的段子，其余的都是平淡的问候。有两件紧急的事情，其中一个当事者通过我先生找到了我。另一个居然直接找到了医院。
终于明白：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和手机无关。我们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重要，外面也不会有那么多想当然的机会。很多时候，所谓的重要，所谓的机会，都是自己和自己之间的游戏。
我开始实施定期关闭手机行动：双休日一定关机，周一至周五白天关机，晚饭后到睡觉前这一段垃圾时间开机，如果想静下心做什么，就连这一段也省略，每天只开一次收阅短信，足矣。
有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劈头就是一通教训：“为什么老是关机？怕花钱的话我给你付话费！”
我答：“对不起，你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手机区。”
她大笑。我也大笑。
是的，以后不打算服务手机了。我决定把定期关闭手机养成一个长久的习惯，这个习惯可以让我经常确定一下自己的不重要，从而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