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综合性
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综合化和一体化，因此，决策者遇到的问题大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有时即使遇到一些单个领域的决策问题，在咨询研究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与此关联的其他领域的问题。可见，综合性是咨询研究和咨询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次：在机构层次上，任何咨询机构要想圆满完成用户委托的课题任务，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较齐全的学科结构，既要有自然科学专家，又要有社会科学专家，还要有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的软科学专家。如著名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是由美英等12国的科学家组成的，1977年，这个所拥有各专业研究人员146名，其中，系统分析13人（占8.9%），工程技术15人（占10.3%），物理学14人（占9.6%），数学16人（占11%），计算机科学15人（占10.3%），运筹学11人（占7.5%），经济学31人（占21.2%），社会学12人（占8.2%），生态学和环境学14人（占9.6%），生物学5人（占3.4%）。日本三菱电气公司的咨询小组的13名成员中，就分属物理学、化学、电工学、社会工程学、法学、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7个专业。在咨询研究人员层次上，还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既是专家，又博学多才。只有如此，才能对用户交给的问题进行多学科“会诊”，才能提出比较切合实际和具有独创见解的建议或决策方案。
4.实用性
咨询研究工作是为领导的决策服务的，提出的建议或决策方案要符合实际，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即使是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研究，也应该提出实用的、可行的意见，否则就不符合决策工作的要求。咨询研究工作也要搞一些理论性研究，但这是为实用性研究服务的。咨询研究要运用各种理论指导经济建设、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因此，这些理论也是实用性较强的理论，只有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咨询建议才能有较强的实用价值，才能被决策者重视和采纳。
显然，咨询产业的服务特性仍在不断扩大。
（二）从微观经济领域扩展到宏观经济领域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看，信息咨询业务的范围很宽，从最初的微观经济领域扩展到宏观经济领域，从科学技术、社会问题、和平、军事、法律、环境到为总统的竞选和执政进行出谋划策的政治领域等等，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各行各业、各个团体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咨询企业的参与。由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很快，新产业、新领域、新问题不断出现，致使信息咨询业务范围不断拓宽，进行科学的分类是比较困难的。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而且，学术界的观点也颇不一致，有的主张按照规模和范围的大小，分为宏观信息咨询、中观信息咨询和微观信息咨询；有的主张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政治决策咨询、经济决策咨询、军事决策咨询、行政决策咨询等；有的主张按照业务的内容分为综合信息咨询、管理信息咨询、工程信息咨询、技术信息咨询和其他专业信息咨询等5大类。
1.综合咨询
综合咨询，或称综合咨询，又称政策咨询，指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咨询。这一咨询业务的委托者往往是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咨询的目的在于为它们的重大综合性问题的决策提供服务，故有的学者又称之为决策咨询。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咨询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辅助决策行为，所有类型咨询的目的都是为决策服务，只不过范围和层次不同罢了。
综合咨询包括的范围很宽，主要有：
（1）政府和政治家的重大政治性决策问题的咨询。这类问题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决策问题上往往不属于即时性决策，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委托信息咨询机构进行调查研究，有时还委托多个咨询机构，待咨询报告交来后再从中选取优劣，或根据各个报告的基础资料和不同方案的特点，综合出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
在这方面，国外政府委托的问题主要有：
——本届政府在任期内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
——政府在公众中应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以哪个环节为突破口；
——种族冲突和民族团结问题；
——对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方式；
——对政敌的态度；
——对国内重大政治问题应采取的立场和应保持的姿态
——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
此外，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和介入程度也属于这类咨询问题的范围。
政治家和政党委托研究的问题主要有：
——怎样取得选民的支持，在民意测验中如何提高信任度；
——在公众中应树立什么样的形象；
——如何击败竞选对手；
——对于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对于国际上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
——在政党联盟中的地位和立场；等等。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政党都有与自己保持密切联系的咨询机构，可称之为政治咨询机构，如美国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日本战略研究中心等。这些咨询机构都为政治家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胡佛研究所历史悠久，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共立场闻名，它的创始人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的胡佛。在胡佛的总统竞选以及其他政治活动中，该研究所一直提供着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可以说，没有胡佛研究所，就没有日后成为总统的胡佛。50年代以后，保守派经济学家格伦·坎布尔成为该所所长，他后来成为里根的挚友。1975年，里根将其担任州长期间的文件和其他档案资料共约25吨捐给了该所，作为回报，在翌年里根竞选总统时，胡佛研究所鼎力相助，尽管此次竞选失败，但为里根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1980年美国大选中，该所有10名研究员充当里根的竞选顾问；里根当选后，该所又有16名专家在里根的过渡班子里工作；在政府班子里，该所又有一些专家被委以要职。
美国企业公共研究所早在60年代就积极参与共和党参议员B·戈德华特的竞争总统活动。该所多年来一直是共和党积蓄力量、出谋划策和输送人才的基地。共和党人尼克松、福特下台后，在他们的政府中任职的20多名重要官员加入该所，试图聚集力量东山再起，故该所又被称之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和“影子内阁”。1980年里根竞选时，该所为之出谋划策，充当智囊，在里根的竞选班子里，有20多名该所专家任顾问。里根当选后，又有不少人随之被委以要职，该所也摇身一变成为里根政府的重要智囊团。1980年12月，该所在里根上台不久就专门召开一次大型讨论会，主题是新政府的能源、经济和防务等领域的政策问题。此后，里根政府的许多重大问题，也都交该所研究。
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西方国家大多数信息咨询机构不受党派的左右，严格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其中有一些机构专为政府服务，例如，美国的对外关系协会，是美国外交方面最有影响的政治性咨询机构，素有“真正的国务院”之称。协会成立于1921年，旨在使上层人物就外交政策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为了提出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它通常聘请学者进行调查研究，经费来自各种基金会和政府的资助，研究结束后，协会通过各种途径使成果付诸政策制订过程之中。该所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在其刊物《外交》上发表了著名的《热那亚和海牙会议后的俄国》，主张美国承认苏联，文章引起了列宁的注意。该所还曾在20年代提出了凯洛格和平公约；30年代，它加强了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的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就是它的成员设计的，提出了遏制苏联在欧洲扩张的政策设想。60年代以后，对外关系协会的影响更大了，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的制订，都少不了它的参与和规划。在美中关系上，它提出了“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利益”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在该协会成员发表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和中国》、《美国人民和中国》、《对华政策：六大洲的看法》等报告中提出的。随后，尼克松在该所季刊《外交》1967年第1期发表了《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表示赞同该会的看法。在对华关系上，该会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2）政府部门关于重大经济和社会决策问题的咨询。内容包括：
——重大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订，包括战略目标的选择、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战略步骤的设计等。
——重大经济、社会和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制订。
——科学、技术和生产3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政府的倾向；等等。
这部分信息咨询业务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一个国家除政治、军事政策和决策以外的各个领域。国外综合性咨询机构的主要精力大都放在这方面。
（3）各国政府关于军事和防务问题的咨询。主要指军事思想、军事和防务政策的咨询，而不是具体军事和战术问题，后一类问题由于保密性较高，一般由军队系统内部的研究人员来承担，而不交给外部咨询机构。这类咨询问题主要有：
——军事战略问题，包括军备竞赛问题、裁军问题、核武器发展问题、星球大战问题等；
——世界军事形势；
——各国军事力量对比研究；
——地区军事热点问题追踪；
——军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等等。
总之，这类咨询包括国家军事、和平及安全方面的重大问题，多带有长远性和战略性特点，主要为政府制订军事战略、军事规划及有关政策服务。在国外，能够就这类问题进行研究的信息咨询机构很多，如德国工业设备企业公司就专门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兰德公司早期主要研究空军军事问题，现在，它的研究领域虽然扩大到所有战略性问题，但军事问题仍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战略研究中心和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等则主要或专门研究这类问题。
（4）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主要涉及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经济形势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一般不涉及具体问题，否则属于管理信息咨询的内容。
总的来说，综合信息咨询业务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整体性和全局性。这类业务的涉及面广，往往是整体性和全局性问题，即使对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也不能不涉及国内甚至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也需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第二，未来性。战略问题首先是未来问题，必然涉及对未来时期形势的判断和预测。第三，复杂性。由于涉及时空范围大，可变及不可控因素多。与其他业务相比更加复杂，投入的人力、物力相对就多，委托课题的收费也较高。
这类业务的承接者多为综合性咨询机构和大型信息咨询公司。与其他业务不同，咨询企业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可在下述3种情况下进行。
一是客户委托，按照客户要求进行调查研究活动，在一定期限内呈交报告。
二是自选课题，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这种课题不受时间限制，得出结论后，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寻找买主，按照一定价格出售，如前述兰德公司关于中国会出兵朝鲜的报告就打算卖给美国国防部；无偿提供给对该咨询机构有重大影响或资助过的政治家或团体，这一方面是一种“报恩”行为，另一方面希冀得到更多的资助或课题委托，如前述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和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在里根当选前期提供的许多咨询报告都是无偿的，里根当选后当然给予了数倍的回报。
三是自选一些适用性较宽的课题，得出结论后以文章或专著的形式公开发表。国外一些大型信息咨询机构都主办刊物，每年都要出版大量专著，目的在于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便吸引更多的客户、更多的投资和资助。如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上》、《人类一百页》等著作，就被译成30多种文字，发行数百万册，在全面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前述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就是以刊物《外交》为阵地，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外交界的广泛关注的。有了较大的影响后，经费当然不成问题。这里我们仅介绍1994年新年伊始，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刊物《未来学家》第1期发表的约翰·D·罗克费洛的文章——《意想不到的事情将震惊世界》，这是一篇由欧美3家信息咨询机构联合研究课题报告意想不到的事情：《多国前景》的摘要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