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母亲是合作商店的售货员。外祖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徒，母亲也常常参加社会主义的活动。维利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不满17岁时被破格吸收为社民党党员。1947年来到柏林，参加柏林的战后重建工作。当然，那时的勃兰特决不会料到，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他的名字同柏林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64年，这位51岁的少壮派登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宝座。
勃兰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住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团结的象征，决不是由于他善于专权。事实上，他是非常善于妥协的，在党内素有“和事佬”之称，但做“和事佬”并不等于他没有权力，他的意见在关键时刻总是受到重视的。勃兰特并非是一个毫无缺点之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克服那些缺点，他考虑自己的弱点比别人考虑自己的才干要多。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准机会，及时主动出击，一举得胜。
柏林为勃兰特提供了一个有利于他开展事业的地位和日后步步高升的特殊环境。勃兰特是首先被派往波恩的八名联邦议员之一，并很快成为市议会议长，这一特殊的荣誉职务使他可以超越社民党的范围，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1957年，西柏林市市长苏尔逝世后，勃兰特力挫群雄，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1958年和1961年，两次柏林危机先后爆发，把冷战推向高峰，特别是后一次柏林墙危机，使东西方几乎接近交火状态。勃兰特以一个冷静、理智而又果断的态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现出决不让步的立场，同时又呼吁市民保持理智和克制，承认现实，避免事态的完全恶化，并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稳定市民情绪。正是由于勃兰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从灾难的边缘挽救出来，简直处于绝望的形势才未能进一步恶化。柏林危机，也使勃兰特的名声大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资本。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形象，同这位柏林市长比起来，也显得相形见绌。在事件期间，勃兰特对这位从波恩姗姗来迟的联邦总理大人，表现出明显的冷遇。
勃兰特任柏林市长达十年之久，作为德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总管，辖有200多万人口的市长，几乎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东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兰特一样，他也忘不了使他跻身德国政坛的这座基地。但如果认为勃兰特的政治舞台仅限于柏林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负。
1961年，担任柏林市长仅四年的勃兰特，就被他的党推举为总理候选人，同老态龙钟的政敌阿登纳角逐。勃兰特在第一个回合的角斗中失败了。四年之后，联邦选举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兰特继续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再一次走上竞技舞台，同素有声望的著名经济家艾哈德竞争，结果又未如愿。勃兰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继续担任他的市长职务。两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埋怨、批评、指责审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而且也给勃兰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发离开德国政治舞台的念头。但勃兰特毕竟是一个经受得住失败考验的强手，他比别人更能忍受痛击，每当遭受失败、烦恼、苦闷时，他就低头沉思，在内心里默默同自己的感情打交道，一旦从挫折中清醒过来后，他又回到竞技场上来了。机会很快降临，一年之后，联邦政府爆发危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辞职。由各个主要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大联合政府的组成给社民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它第一次在联邦范围内给社民党提供了使居民相信这个所谓“永久的反对党”具有参政能力的机会。这次参政的过程，使勃兰特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第一次在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成功地扭转了联盟党因长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而使西德外交走进死胡同的局面，提出了大胆、灵活的“新东方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勃兰特的这次参政，为他以后登上总理的权力宝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勃兰特上台后，面对国内外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虽说并无治国妙方，但也敢大胆探索。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为改变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了推动力，使联邦德国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继续朝着繁荣、发展之路迈进。与治理内政的成就相比，使勃兰特个人形象大放异彩的自然要算他的外交活动了。作为联邦总理，勃兰特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利用机会，寻找突破口。早在几年前任外长时，他就清醒地认识到：基于哈尔斯坦主义的联盟党一贯推行的强硬东方政策，已经没有出路。勃兰特执掌政权后，对西德外交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大调整，突出的就是改变旧的东方政策，缓和同东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民主德国的关系。有限度地承认民德，默认奥得尼斯河边界。勃兰特上任后，立即同民德政府商谈，改善双边紧张关系，互设常驻代表机构，并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1971年，勃兰特作为联帮总理首次出访苏联。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是，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同时，他还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承认了德波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不知是出自真情，还是一种手段，勃兰特在波兰访问期间，当来到犹太人纪念碑前时，他突然双膝下跪，在场的几百人无不为之惊呆。
新东方政策，显示了勃兰特争取现实主义的政治勇气，缓和了二战后的欧洲紧张局势，也提高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这位总理因此被西方人士称赞为制造缓和气候的先驱，在人们中被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为表彰他为此作出的贡献，1971年挪威议会决定授予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联邦德国的勃兰特，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向昔日的敌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热诚地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找到了修复东西欧之间关系的桥梁——缓和政策。
对于德国的统一，勃兰特是极其关注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为两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还到东部讲演，创造缓和气氛。他主张东西德两部分应逐渐融合，“不要操之过急”。无论是作为总理，还是作为党魁，勃兰特的权威是巨大的。然而，他并未因此成为滥用权力的专断者。
1992年10月8日，德国国家电视台向全国播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