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飞从95式制动步枪的瞄准镜里,与这个顶着钢盔的头颅下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就断定他不是残留者。
这颗头颅散发出的眼神充满着一团浓郁悲伤,因为悲伤而显得黯淡,却也不是一片绝望的漆黑,有些希望在黑暗中闪烁,就像模糊的月光照耀着一片极寒的冰海——这双充满冷色调的瞳孔在一瞬间,就可以传递出如此多的情绪,目前的人工智能显然还难以进化到这一步。
周边的农场士兵们一边端着枪将他围住,一边举着油灯凑近端详着他,开始议论纷纷:“不是残留者,不是残留者!残留者不会饿的,更不会吃馒头。”“也不像传说的野人,是一个普通人,野人身体上应该有鳞片,皮肤没有这么白净吧?”
有几位胆子大些的士兵居然走进他的身前,似乎想要用手捉住他。但却被任正飞制止住,“他没有恶意,也许真的是饿了,”他摆了摆手说。
“我没有恶意,我叫周玉成,是光荣之城东大区的公民,”这位奇怪的人赶紧解释说,没有等任正飞进一步询问,他就主动介绍起自己来了。他伸出黑乎乎的手指指向上方,“5天前,我从那里来到了移民保留地,我来这里只是想要寻找到自己父亲和妻子,”他一边说,一边从白色的背囊里掏出了两张画在画布上的肖像画,向周边战士展示,然后问他们否看见过这两人。
任正飞先让战士收过这两幅画,然后收缴了这位不速之客的背包,也没收了他头顶的钢盔。他们发现背包里除了有一只普通的钢笔、几本日记、几颗显然是在3营“陇海铁路桥下”偷窃并吃剩下的草莓外,并没有携带其他危险武器。周围的战士都凑过来看了看那两幅画像,然后纷纷点头说:画得真好!但随即又同时摇头说,没有见过!
任正飞却稳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仔细端详这位年轻人。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自由群众劳动党的老党员,他的觉悟自然要高于普通兵团战士,对于外来者也会从潜意识里保持着警觉。他注意到这位自称周玉成的人,嘴唇乌青着,污浊的手指不断地抖动。任正飞递给他一只烟,他摇摇手表示不抽。然后任正飞脱下了自己的军用棉大衣让他披上,他就立即把自己的身躯包裹在这件大衣中,好一会儿才止住了颤抖。随后,任正飞叫了一个炊事班的战士给他烧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任正飞留下了两位持枪的战士在食堂门口站岗,叫来了营部的文书,然后吩咐其他人都回去睡觉。营部的文书在食堂的餐桌前点上了7、8盏油灯,摊开纸笔准备做着记录。这个时候周玉成也喝完了西红柿鸡蛋汤,他喝的很仔细,连碗里残留的几根葱段都被他用舌头添进了肚里。
这时,任正飞才开始了对俘虏的正式的审讯:“请再报一次你的姓名、年龄和身份!”
周玉成顺从地回答了,文书也飞快地用笔在纸上记录下来。任正飞问道:“你怎么能通过‘那个地区’的数字、物理隔离带?包括机器警察的不断巡逻,还有各种卫星设施的监控,这些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个地区?”玉成有些纳闷。
“就是你们所说的光荣之城!它与我们地铁联邦自治地,在物理空间上被严密地封锁隔离开了,据说你们公民每天的活动行踪都会通过自己的身份数字卡、指纹、视网膜等留下数据而被城市管理系统记录下来,通过这些真实的数据由系统‘画像’,因此你们的所有行为可以由系统监控,甚至思维和未来行动方式,也可以由这些真实数据推导出来,你是怎么可以突破这些物理和虚拟的监控,然后就这么走到我们自治区来的?如果你不能够正常的解释,我就有理由怀疑你,是中央政府派出的间谍,或者其他流亡组织派出的破坏份子。”
于是周玉成开始向任正飞简要叙述了自己这几个月来的经历。他首先从自己妻子文清在帝国服饰改革中被流放讲起,但他至今也并不清楚文清被流放的诱因。“此外,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就从公民社会消失了,我母亲沈易华一直希望知道他最终的下落。我搜寻了公民能够进入的所有信息库,但没有任何我父亲的信息。我妻子文清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也只有那一张纸条上写的数字符号。您知道,我们公民社会中已经淘汰纸书和手书文字这种方式很多年了,我猜想这个纸条有可能是来自地铁区的。这可能是证明文清与我一起生活过的唯一物件。”
周玉成的讲述,也不时地被文书打断,对于不懂的细节要求他再做一些交代。但大致完整地复原了这三个月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3营的文书,在那天晚上对每这些谈话都做了详尽的记录:
周玉成打算脱离公民社会最开始的想法,来自于一个月前与来自地铁的访问学者包文静的一次午休谈话中。他装着询问一个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他问自己的阅读助理包文静:“我记得上午浏览的一段文件中有这么段字符,我一直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为了谨慎,他故意将其中俩个字母念错。
包文静想了想,回答他说:“这个58WH7678,有点像是我们地铁城区居民的身份编码,通过这个编码就可以查到一位居民的住址啊。前两位代表城市,后边两位应该代表地铁线,再后边两位应该代表他所在的社区,最后两位数字就是街道和门牌号。但是你这个编号中WH似乎也不像我们地铁线的编号。嗯,这串字符也有可能也就像我这种外派中央人员所颁发的签证号码。但我们这种引进人员的编号,应该只从5年前才开始有的,也不太可能出现在历史文件中。”
“喔,有这么复杂吗?不过我认为,这个应该与我们所调查的有关劳动时间文件的关联不大,我们暂时就不要考察了吧,”周玉成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虽然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周玉成仿佛独自在一片荒漠中开始探索着自己的寻亲之路。也就是从包文静那里获得这个信息后,他方逐步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要寻找到自己父亲的和文清的下落,首先必须要脱离公民社会!
在和包文静的聊天中,他经常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每次获得这样的信息后,他都不动声色,回到家里再用原始的纸笔慢慢地梳理在周爱群留下的笔记本中。比如在偶然一次和包文静聊天中,他获悉了包文静的导师——地铁著名的创作者庄邵光当年的经历,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母而从公民社会来到了地铁城区,这给了他一些启发,尽管庄邵光的时代,光荣之城并未建成,地铁自由自治联邦也没有成立,与移民保留区并没有如此严格地被人为分隔,但庄邵光的往事给了他些许自信。周玉成甚至开始抱有幻想:自己的父亲也许还健在,只不过在另外一个世界过着另一种生活。
在郑城的夏季结束后,周玉成连续一个星期都利用午休时间与包文静聊天。他问包文静:如果没有正式公民身份,仅仅作为普通的地铁保留区的居民,想要进入光荣之城有没有可能?包文静回答说:“在5年前,这样做属于非法移民,是国家移民局严厉打击的行为,除了素云系统的监控外,还有机器警察、公民义务执法大队等严密防范。而自从《港城公报》发表之后,地铁自治联邦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双方都表示,为了长期隔阂的两地人民的福祉,将尽量简化这些形式。就像200年前实现的‘小三通’一样。”
包文静还给他解释了什么叫做素云系统。虽然目前整个帝国的治理都依赖这个系统,并且每一位国家公民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它,然而很多公民对这个系统却缺乏常识性的认识。主要因为,新的时代与两百年前信息技术刚出现时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技术越发达,应用越方便,人们就越难以接触到其具体的硬件、软件形态。所有的计算、存储都分布在普通民众难以接触的资源池中。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他们认为素云系统更直观的体现,是在“国家安全长城”上——这源自与两百多年前的中国国家防火长城(GreatFirewallofChina,简写GFW),一开始,它仅仅是本地网络与外界网络之间的一道防御系统的总称。后来中央政府在其管辖因特网内部建立的多套网络审查系统,包括相关行政、司法、新闻、商业、金融、文化等等审查系统。GFW系统不断升级完善,尤其是在“围墙时期”更加严密,由此形成了一道虚拟的长城,也有人说,它有点像人类社会第一次冷战时期的“柏林墙”。
但如果仅仅用GFW来代替素云系统——很多公民正是这么认为的,这种理解就很片面。围墙时期之后,素云系统在表面上更多地用作了对外来移民的、甄别、隔离和区分,但事实上同时针对对公民社会内部治理,也发展出了更严密的管理程序,形象地说就是:它能够非常精准地画出每一位公民的经历、行为特征和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