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自脱的韩非
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贵族出身，是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战国早期变法运动倡导者之后，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形成为几个大国争雄的局面。争雄的基础在于经济实力的增长。为达到这一目的，各国统治者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变法运动，对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封建改造，以巩固和加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到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强大，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这种形势下，韩非在继承法家提出的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力图论证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动和财富权力的转移是合理的、进步的，批判儒家守旧不变的观点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也要随着发生变化，复古倒退是行不通的。“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基于这种认识，韩非得出结论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他的这种思想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
鉴于历史必然是结束诸侯割据而走向统一的历史总趋势，韩非主张建立“法”、“术”、“势”结合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商鞅注重“法”，即成文法令；申不害注重“术”，即国君操纵臣下的手段；慎到注重“势”，即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韩非则集三者之大成，主张把“法”、“术”、“势”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他虽身处韩国，但由于韩王安的昏庸，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秦国因政治改革而逐渐强大，加之秦王赢政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使韩非对秦国兼并六国、结束割据寄托了很大希望。“韩非毫无疑问是有心于秦的”（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韩非在《亡徵篇》中写道：“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徵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而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其“亡徵之君”显然是指昏聩的韩王安一类的国君，而“兼天下不难矣”的“万乘之主”也只能是指虎视六国的秦王赢政。
韩非不仅发展了法家的思想，而且对人口问题也提出了有悖于前人且非常独到的观点。其基本的人口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五蠹》篇中。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虽然韩非把“民争”与社会“不免于乱”归之于“人民众”，但他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能够充分认识到“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矛盾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沉重负担。这种不墨守成规、勇于打破以往观念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一个新的突破。
为解决这一矛盾，韩非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应以农为本：“有道之君……其治人事也务本”，“富国以农，拒敌恃卒”。同时指出，发展农业，要制定长期稳定的、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而“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这样，必然造成“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日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
的局面，其结果也必然是“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
在以农为本的同时，韩非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注意用自然力、手工技术和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样才能富国强兵。“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人多”，“人事、天功=物者皆人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人多，皆人为也”。所以，正确的统治方法应当是“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女力于织纴”。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改革。申不害是战国早期的代表，他建立了“循功劳、视次第”（《战国策·韩策-》）的因功行赏制度。他强调“术”的作用，即君主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办法，从而加强了韩国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申不害相韩十多年中，“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然而，申不害死后，韩国逐渐衰弱，先是秦攻占了韩的宜阳（今河南洛阳西南），后又逢旱灾。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韩昭侯被迫加强城池的建设，筑起了一座高大的城门。楚大夫屈宜臼分析说：“韩昭侯出不了这座城门，什么原因呢？因为时运不宜。申不害为相时，韩昭侯不建造高大的城门。去年，秦国攻占了韩国的宜阳，今年国中大旱，韩昭侯不在这个时候安抚人民的疾苦，反而更加奢侈，这就叫做’时绌举赢，（在衰敝的时候却去做奢侈的事情）。”等城门筑成，韩昭侯也死了，他果真未出去这座城门。
韩非目睹韩国的衰弱，曾屡次上书规谏韩王，却都没有被采纳。于是，韩非从内心抱怨国君治国不能讲求法制，不能用权势来统御臣下；不能使国家富强，军事强大；也不能切实地任用贤能的人，反而举用一些浮夸淫乱的人，以为他们是有能力有贡献的人。韩非还认为，儒者常常用文词来扰乱法术，“侠义”的人又常常用武力来干犯禁忌。法宽就恩宠到那些名誉之士，法严就要起用那些穿甲胄的武士。平日所培养的人，都不是所要用的人，而一些所要用的人又都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他还悲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被邪曲枉乱之臣所容。体察古来国君得失之变异，最悲伤的，可能就是韩非自己。所以，韩非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尤其是《说难》篇甚为完备，阐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才能得到君主的欢悦，进而提出自己的建议才能被采纳，从而收到实效。《说难》这样论述：
“凡游说之难，不在于将我所知道的向对方来游说为难；也不在于能了解我的意思以说之为难；又不是本人敢有横失，词理能尽说自己之情为难。凡游说之难，在于如何深知国君的心意，然后用你所说的去打动他，暗与国君之心意相合，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
“你所游说的国君，如欲建立很高的名望，说臣乃陈述以厚利，这是下策，国君不能领会，所以一定认为你卑贱而远斥你。你游说的国君，如果其意本在于厚利，而说臣乃陈述以名高之节，那么这是说者无心，远离于君意，一定没有成效。你所游说的国君，如果是实为厚利，而表面装作欲为名高之节，而说臣以名高之节说之，那么国君一定表面接受你的意见，而实际上会疏远你。如果国君实好厚利而表面装作名高之节，而说臣也陈述以厚利，这时国君会在背后用你的说教，但表面上会疏远你。这一点是说臣不能不知道的。”
“天下之事，以能保密才能成功，一旦泄密就会失败。
然而这种泄密不一定是我们有意去泄漏，只是天下之事大多相同，当我们说到相同之事时，别人便会觉悟，从而导致泄露，这样我们就会身遭危祸。国君有过失之事，说臣偏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来推论国君之恶，这样也会身遭危祸。如果臣子对主上的恩德不深，也即关系不深时，臣子若以知心之语游说国君，其说得以遂行而且有功，那么国君不以为德，其说不能遂行而且失败，那么就会被怀疑，如此就会身遭不测。至于国君先得其计，而且要据为己功，这时臣子如果也预知这件事，也会身遭危祸。国君显然已有主见，并欲有所作为，这时臣子如果预知其计，也会身遭危亡。国君不欲有为，而说者强令为之；国君已有所为，而说者强止之，也会身遭危亡。所以说，随便去谈论国君的短处，那么国君就会以为你是在讥刺他；说臣随便举荐细微之人，那么便会被认为是在挟诈而弄权。如果你论说国君之爱行，那么国君就会以为你是在利用他；如果你论说他所憎恶之行，那么便会被认为是在试探国君。如果你话说得太少，那么你会被认为是无知而被瞧不起。如果你话说得太多，那么君主又会嫌你迂纵而无当。如果你顺着国君之意来陈述事情，那么你会被认为是怯懦而不能尽事。如果你考虑太多，广为陈词，那么你会被认为是鄙陋而倨傲侮慢。以上这些都是游说中最困难的事，也是说臣不能不知道的。”
“凡游说最重要的事，在于知道国君所敬之事，要时时以言辞文饰之。对于国君所避讳认为丑陋之事，要灭其事端不言；国君自知失误之事，说者就不要再以此失误之事来讽刺他；国君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说臣就不要再以己意来攻击他，以免招致谴怒；国君自认为是在表现他的能力，说臣就不要以困难之事来拒阻他；如果国君与某人同计，或与某人有同行，说臣要规劝他或赞誉他，要文饰其词而不是去中伤他。又若国君赞誉与其一同有过失的人，那么说臣可以明饰其没有过失。忠义之谏，国君起初不从，那么说臣应暂且退止，待国君欢悦时再谏，不可拂逆于君；忠义之辞，本意于安人兴化，国君善而乐从，而后周泽沾濡．君臣道合，乃敢辩智。这是亲近君上不被怀疑的方法，也是臣子尽知事上之道最难的地方。君臣之道既合，而又能旷日持久，君之泽渥能周浃于臣，鱼水相需，深计而君不疑，与君交争而不罪，如此就能明计国之利害而致其功，直指其非，任爵禄终身，以此君臣相执持，这样的游说之道才算是成功的。”
“伊尹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王道，百里奚以媵侍秦穆姬，这都是他们以求亲近君上之道。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却仍不免要劳役其身。用如此低下之道涉世，这不是求仕之人的所行之道。”
“宋国一富裕之家，因下雨毁坏了墙壁。其子说：‘如果不赶快修补好，将会招小偷。’其邻居有个人也这么说。结果到了第二天时，家里果然丢失了财物。他的家人没有怀疑自己的儿子，反去怀疑邻居的那个人。从前，郑武公想要去攻打胡国，于是先以其女儿嫁之，后问群臣：‘我想要用兵，哪一国可以攻打？’关其思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听后杀了关其思，并说：‘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怎么能说可以去攻打呢？’胡国国君听到这件事，便放松了防备。
后来，郑国攻打胡国，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胡国。这两件事情，他们的推断都是对的。然而，严重的要被杀，轻微的要被怀疑。可见，要了解一件事情并不难，倒是如何去处理和对待才是困难的。”
“以前，弥子瑕被卫国国君所宠爱。按卫国的法令，私自驾驭君车的人要受到砍去手脚的惩罚。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生病，弥子瑕闻知，就擅自驾着君车出去了，卫国国君听了反而赞美弥子瑕：‘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居然不顾砍去手脚的惩罚。’还有一次，弥子瑕与卫国国君到果园去赏玩，弥子瑕发现树上结的桃子很甜美，索性吃了起来，最后才将吃剩下的拿来敬奉君王，卫国国君还说：‘弥子瑕还是忠于我的，在吃桃子时会忘掉甜美而想到我。’可是，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时，卫国国君的宠爱也逐渐消减。
后来，弥子瑕得罪了卫国国君，卫国国君就说：‘弥子瑕曾经擅自驾着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下的桃子送给我吃。’
而实际上，弥子瑕的德行一直都没有改变，但是卫国国君对其看法却前后有别，那是卫国国君的爱憎有所改变了。所以说，如果得到国君的欢心，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会更加被宠信。如果被国君所憎恶，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一无是处，甚至会被疏远。所以，喜欢谏说的臣子，不能不明察国君对你的爱憎情形，然后再予以游说。”
“谈到龙这种虫类，你可以把它驯顺从而靠近并去骑它，但是在它的喉咙下端长有大约一尺长的逆麟，人们如果故意去触摸它的逆麟，那么它就会咬人。现在的国君也都长有逆鳞，游说之人如能不去冒犯国君的逆麟，那就差不多可以说是善于谏说了。”
韩非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贤臣难以施展才能并时刻有危害加身的种种情形，虽有着那个时代的糟粕，却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不乏淋漓尽致之处。尤其是当他联想到自己屡谏而不被采纳反遭排挤的经历，不免更是感慨万千。虽然《说难》对游说之难可谓面面俱到，到头来连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而终死于游说，正可谓“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的文章传人秦国，欲完成统一大业的秦王赢政看到后，对韩非的见解和才能大加称赞，并说：“我若能见到这个人并且与他交往，死而无憾！”而这时在秦王身边的韩非的同学李斯进言说：“这几篇文章是韩非写的。”秦王为得到韩非，便加紧进攻韩国，韩王无奈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以缓解秦国的进攻。可是，韩非到秦国后还未受到任用，等待他的却是他的同学、自认“才能不如韩非”的李斯以及姚贾的陷害，并最终含冤而死。
这里不妨看看李斯其人。《史记·李斯列传》中写李斯：
“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人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日：’人之贤不肖比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在李斯欲投奔秦王而辞别老师荀卿时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可见，李斯是个卑微旷利、胸襟狭隘之人。
一次，李斯在外当官的儿子回家探亲，文武百官到李斯家前来祝贺，来往于李斯家门前的车马竟有好几千。其实，这些人是以探望李斯之子为借口来讨好李斯的。李斯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不禁长叹说：“唉！我曾听荀卿说过：’富贵权势不宜享受得太过分。‘我李斯只不过是上蔡布衣，民间一个普通的百姓而已。皇帝实在不知道我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竟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现在朝廷中的众臣地位没有一个人是在我之上的，可以说我的富贵达到极点了。事物发展到尽头必然要衰微下来，真不知道我将来的结局是福还是祸呢！”李斯原为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跟随荀卿学成后，鉴于当时大国争雄的局势，思量回楚国是不足以成就什么事业的，所以最后选择并投奔了秦国。其政治用心不言自明，其结局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比韩非强。
这种结果也足以让人回味吧！
李斯在与韩非同学于荀卿时就“自以为不如非”。秦王一见韩非的文章便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叹息，这种极欲见韩非的心情更加剧了李斯的妒忌心理。
韩非一入秦，李斯便急不可耐地奏了一本：“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不如以过法诛之。”生怕夜长梦多而被韩非取代了自己的位置。清代张澍也说：“夫斯与非同学苟卿，自知其才不逮非也久矣，设非一旦柄用，其措施规划必大异乎己（李斯）之为者，故与姚贾共排之以下吏，又恐始皇终悔之而赦之者，急遗药以杀之云阳，其忮心尚可问哉！”（《养素堂文集卷十六·李斯论》）李斯一反自己所写的《谏逐客书》中所言“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说法，竟谗陷韩非“终为韩不为秦”，而竟忘了自己也并非秦人。可见，李斯欲置韩非于死地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最终“使人遗非药，使自杀”。待“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宁被屈杀 不为贰臣的蒙恬
蒙恬（？～公元前210年），出身于官宦世家。
蒙恬的先世是齐国人。蒙恬的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由齐入秦，曾官至上卿。蒙骜英勇善战，在秦向外发展过程中屡立战功。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蒙骜为秦将，率兵攻打韩国，夺占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和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改置为三川郡。第二年，蒙骜又率兵攻打赵国，掠占三十七城。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蒙骜又夺取韩国十三城。秦始皇五年（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兵攻魏，连下二十城，改置为东郡。蒙骜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去世。
蒙恬的父亲蒙武也是一位战功显赫的武将，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曾任副将，与王翦进攻楚国，大破楚兵，杀死楚国大将项燕。第二年，蒙武又率兵攻打楚国，俘虏了楚王。
蒙恬年轻时曾学狱法，由是做了狱官，执掌文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即着手建立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对国家的统治。为此，秦始皇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扩大军队，统一法律，确立土地私有，统一文字、度量衡以及货币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立即下令拆毁战国时期各国在各自边境修筑的关塞、堡垒等障碍物。同时，命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一驰道的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燕齐，一条向南直达吴楚。驰道宽五十步，道旁每隔三丈栽青松一株。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令蒙恬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全长一千八百余里。这条“直道”的遗迹至今尚可辨识。同时，秦始皇命令常（安页）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建“五尺道”，还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
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交通上打破了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界限。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华夏族与周边的其他各族杂居，互相影响，初步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秦灭六国后，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匈奴族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他们长期以来在蒙古高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活动于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之间的广大区域，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战国后期，匈奴族已进入奴隶社会。匈奴奴隶主贵族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以农业为主的内地各族人民进行袭扰和掠夺。当时，秦、赵、燕同与匈奴为邻，经常发生战争。由于各国忙于兼并，多半对匈奴采取守势，在北边修长城并派军队戍守。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由于蒙恬祖父辈均为秦将的缘故，所以他也得以被任命为将领并率兵攻打齐国，因战功被拜为内史。
秦统一六国后，匈奴族的骚扰成为秦的最大威胁。由于统一后的秦国扫除了后顾之忧，使秦有足够的力量来解除这一威胁。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征讨匈奴。由于蒙恬指挥得当，连战连捷，至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的三年多时间里重新收复了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蒙恬设置了四十四个县并重设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蒙恬奉命由内地迁入三万户居民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进行垦田生产，开拓边疆，时人把这一新开垦的地区称做“新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抢掠，而且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在长期的劳动中，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逐渐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融合在一起。
为了进一步巩固边防，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南下侵扰，蒙恬奉命在春秋战国时期秦、赵、燕原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世界着名的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碣石（今河北昌黎北）的秦长城。这条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从今天甘肃岷县和山西大同县所保留下来的长城遗迹来看，长城的工程十分浩大。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
蒙恬居外十余年，威震匈奴，以至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由于蒙恬功绩卓着，受到秦始皇的极度尊宠，“信任贤之”。由于这种原因，蒙恬的弟弟蒙毅也得以亲近秦始皇并官至上卿。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兄弟俩“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史记·蒙恬列传》）。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病人膏肓而处于弥留之际的秦始皇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为托付后事，想到了因为坑杀儒生等事情多次进行劝谏而触怒自己，被派往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监督蒙恬的长子扶苏。于是，他召来赵高，口授了本应交给扶苏的遗诏：
“把兵权交给蒙恬，迅速赶回咸阳，假如我死了，主持后事。”而此时跟随秦始皇出外巡游的重要人物是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赵高及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胡亥。
胡亥是历史上有名的暴虐之君。他耽于声色狗马，且工于心计，由于善于迎合秦始皇而受到偏爱。赵高是个曲意逢迎、玩弄权术、专横跋扈、指鹿为马的奸佞小人。李斯则是贪恋权贵、不择手段、假仁假义之人。赵高在始皇死后，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便想立胡亥为帝，为此拉拢李斯。
对于秦始皇的死，胡亥、赵高和李斯作了周密的安排。
他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并伪装了秦始皇依然活着的假象，将尸体安放在秦始皇平时乘坐的韫辌车中，百官奏事的形式和端水送饭与以往一样，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赵高扣下了秦始皇的遗诏，对胡亥说：“皇上去世时，只留下了一封给大公子（扶苏）的遗书，而没有分封诸公子的遗诏。大公子一回到咸阳，就会被立为皇帝，而公子（胡亥）你无尺寸之封，想怎么办呢？”赵高的话正中胡亥的心事。胡亥沉默了一会儿，言不由衷地说：“事情本该如此。
我听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去世而不封诸子，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不对！当今天下之权，在你我与丞相之间，况且做皇帝与做臣下岂可同日而语？”胡亥心中为之一震，却仍不免心是口非：“废兄而立弟，是不义的；不奉父诏而怕死，是不孝的；能薄才浅，勉强借助他人的力量，是愚蠢的。这三者都是违背道德的事。不讲道德，天下不服，自身不保，国家要败亡的。”为促使胡亥下最后的决心，赵高旁征博引地进一步说道：“公子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商汤、周武王杀掉夏王、商王，天下称义。干大事不能缩头缩脑。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敢作敢为，才能成功。”胡亥闻听，犹如注入一支强心剂，便半推半就地说：“现在父皇驾崩的事还没有公布，丧事还没有办，而且这件事又怎么与丞相（李斯）说呢？”赵高说：
“时机紧迫啊！错过了现在的机会，就什么也办不成了。”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谋划。
赵高征得胡亥的允许，又来找丞相李斯“商量”。他对李斯说：“皇上临终赐遗诏给长子扶苏，让他赶回咸阳，准备嗣位为帝。遗诏未送出，皇帝就去世了。现在，遗诏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尚无人知道遗诏的内容，现在立谁为太子，就在你我一句话，这事你看该怎么办？”李斯不是没有想过：立扶苏为帝，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尚不可料；立胡亥为帝，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势地位，还可以操纵他。李斯闻听赵高所说，已心领神会，却装作吃惊的样子假惺惺地说：“怎么能说这种亡国之言，立定太子的事不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谈论的。”赵高进一步言明利害关系：“你自料才能比得上蒙恬吗？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深谋远虑比得上蒙恬吗？德望比得上蒙恬吗？和扶苏的交情比得上蒙恬吗？”李斯听后觉得话中有话，连忙问道：“此五者我都不及蒙恬，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赵高不慌不忙地说：“我原不过是宫禁里一个供人驱使的奴役，侥幸因为通晓刑狱法律，才得以有机会进入宫廷掌管事务，到今天已有二十多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为秦王所罢免的丞相或功臣是曾经连封两代相继为官的，这些大臣最后都是被诛戮而死。皇帝的二十几个儿子，他们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如果长子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相。到那时，你不过落得个只身还乡，这是明摆着的。依我看，不如立胡亥。我受诏教胡亥学习法令诸事已好几年了，却从没见他有过什么过失。胡亥为人仁慈，敦厚笃实，轻财薄物，看重士人，虽不善言辞却心中有数，秦诸公子中没有比得上他的。立胡亥，于你我都是有利的，望你三思。”李斯假装糊涂，赵高进一步挑明：“你若是听从我的计策，就可以长久享有侯爵，还可以传给子孙万代。否则，那么连你的子孙都不免遭殃，我实在很替你担心害怕。一个善于自处的人是能因祸得福的，你应该当机立断啊。”李斯一副可怜相，掉着眼泪叹息：“唉！我偏偏不幸生长在乱世里。既然不能舍生取义来报答皇帝，到哪里去寄托生命呢？”最终，胡亥、赵高、李斯三人沆瀣一气，串通到了一起。他们首先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然后又伪造了一封给扶苏的诏书送往上郡。
给长子扶苏的伪诏上说：“我巡行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明，以便降福得以延年益寿。现在你扶苏和将军蒙恬带着几十万大军，驻扎在边疆，已有十多年了，既然不能向外扩展国家的疆土，却导致军队伤亡惨重，非但未立寸功，还反而屡屡诽谤我的所作所为。只怕是你自己因为不能被解除监军的职务，以便回朝做太子，才整日怨恨不平的吧！你身为皇子，不思孝顺。现在赐剑给你，责令自杀！将军蒙恬在外，不能匡正扶苏的错误，显是有意如此。本就早该了解扶苏的意图，却身为人臣，不思忠心报国，现在也赐令自杀，把军权交给副将王离。”在伪诏上盖上御玺后，派遣胡亥手下的亲信送往上郡。一场冤案就这样酝酿并逐步实施了。
此前曾有一次，赵高犯了大罪，秦始皇令蒙毅依法惩治。蒙毅秉公执法，判决赵高死罪，并褫夺他的官职。只是因赵高平日很会逢迎拍马，又是胡亥的老师，秦始皇才赦免了他，并“复其官爵”（《史记·蒙恬列传》）。但是因为这件事，赵高与蒙恬、蒙毅结下了“梁子”。
当送信的使者来到上郡，扶苏看过了诏书，痛哭着跑人内宅便欲自杀。蒙恬心中疑虑，阻止扶苏说：“陛下如今在外，还没有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大军驻守边疆，让你来监督我，这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重大使命啊！如今公子只凭一个使臣、一纸诏书就想自杀，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奸诈的诡计呢？请公子不要鲁莽，马上给皇上写封信，问清楚后再死也不迟。”使者带着胡亥的使命而来，在一旁不停地催促逼迫。为人懦弱的扶苏绝望地对蒙恬说：“父皇竞已到命令他的儿子自杀的地步，哪还有什么问讯的必要呢？”说完就横剑自杀了。
蒙恬不愿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在把军权交给王离后，写了一封上诉信给使者。使者不敢胁迫蒙恬，遂把他交给了军法官，关在阳周（今陕西安定县北）。胡亥继位后，用李斯的亲信担任“护军”，代替蒙恬掌兵。
在扶苏自杀后，胡亥曾有意释放蒙恬。但是，赵高对蒙恬、蒙毅兄弟怨恨不已，惟恐蒙恬再次受宠，遂屡进谗言。
“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史记·蒙恬列传》）。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天，秦始皇出游途中患病，派蒙毅到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祷告山川。
蒙毅未归，始皇已逝。心存怨恨的赵高想借胡亥的昏庸除去蒙氏兄弟。他对胡亥说：“我听说先帝要举用贤能，想册立你为太子已经很久了，蒙毅却谏说不可，足见他知你贤能而阻止先帝，实在是对你不忠而且还迷惑先帝啊！依我愚昧之见，不如把他杀了。”胡亥听了赵高的话，将蒙毅囚禁于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西南）。胡亥的侄儿子婴对赵高陷害忠良不满，曾劝谏二世胡亥：“我听说以前赵王迁杀了自己的忠臣李牧而改用颜聚；燕王喜用荆轲的计谋而违背秦国的条约；齐王建诛杀了先世忠臣而用后胜的谋议。这三位君王都各自因为改变旧规而丧失了国家，殃祸降及自身。现在蒙氏一家乃是秦国的大臣和谋士，君王却要在一时之间舍弃并除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以为，轻于思虑的人不可以治理国家，不能广纳众议的人不可以保全君位。谋杀忠臣而任用没有节操品行的人，这是对内让群臣不能互相信任，对外让将士斗志涣散啊！我劝谏陛下不要这样做。”昏庸的二世哪里听得进去，仍旧诏令蒙毅自杀：“先皇要立我为太子，而你却横加阻拦。现在丞相（赵高）以你不忠之罪，判决你罪当灭族。我不忍心那么做，只赐你一人自裁，也算是我的宽宏大量吧。”昏聩之君，用如此糊涂之言行，来“宽容”
忠于自己的臣下。
蒙毅没有选择自杀：“我不敢找借口来苟延残喘，只怕陛下的声名受到牵连。秦穆公时曾用子车氏三位良臣殉葬，惩处百里奚与其罪名不符，因此才立号为’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武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这四位君王都犯了大的过失，使得天下人批评他们的不是，说他们的君王不够贤明，因而这四位君王的恶名声都被记载于诸侯的史籍上。所以说，用正道治国的人不杀害无罪的臣下，刑罚也不加在无辜者的身上。”所以，蒙毅“甚幸”地被诛杀了。
蒙毅死后，二世胡亥马上派使臣前往阳周。使臣向蒙恬传达胡亥的旨意，对蒙恬说：“你的罪过太多了，而你的弟弟蒙毅又犯有大罪，依法要连累到你。”蒙恬说：“自我祖辈直到子孙，对秦屡建大功。现在我统领三十万大军，虽然只身被囚，也有足够背叛的力量。但我应该守义而死，所以这么做，完全在于不敢忝辱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惠啊。从前周成王即位之初，尚未脱离小儿衣物的包裹，周公旦背着他上朝，最终平定了天下。在成王病得很厉害时，周公旦砍掉自己的手指扔到河里，说：’君主年幼无知，一切都由我代为行事，若有罪过殃祸，应当由我承受惩罚。‘并把这些祷语记录下来，收藏起来。可以说，周公旦是极端地尽心尽力了。然而，等到成王能够独理国政时，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旦作乱蓄谋已久，君王若不防备，必有后患。‘成王于是欲杀周公旦，迫使周公旦逃避到楚国。后来，成王发现了周公旦的祷语，才流着泪说：’谁说周公旦要作乱呢！‘
下令杀了谗言之人，并重新请回了周公旦。所以《周书》上说：’国君做事一定要参错交互地察询。‘现在我蒙氏宗族，世代没有二心，而事情的结果却是这样，这一定是有庶贱臣子叛逆作乱、宦官权势凌驾王室之上的缘故。周成王犯了过失而能改过振奋，终于使周朝昌盛；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纣诛杀王子比干而不后悔，终于身死国亡。所以我以为犯了过失可以改过振起，听纳谏言可以觉醒自己。参错交互地察询，是往昔圣君治国的方法。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求得免罪，而是要以此忠谏而死。希望陛下能为万民着想，思虑一切事情应顺从正道。”说完之后，蒙恬叹息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竟然落得无过错却要被处死的下场？”沉默许久，又说：“我所犯罪过，本就该死。起自临洮直达辽东的长城，一万余里，岂能没有断绝地脉的地方，这就是我的罪过呀。”最后，蒙恬吞下毒药，自尽身亡。
蒙恬之死，在于秦二世胡亥昏庸，在于赵高及李斯等弄权。既矫杀扶苏，又何况诸大臣？又“何乃罪地脉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