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精神病态的各种特性想象成混音台上的旋钮。如果你把所有的旋钮都调到最大，那么所得到的声音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但如果各声道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某些成分如无畏、专注、冷酷、坚韧不拔等调得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极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外科医生。
当然，外科手术仅仅是精神病态的“天才”们展示优势的舞台之一，还会有其他一些场合供他们施展天赋。2009年，我决定做一些研究，以弄清楚如果精神病态者真的更善于“瞧出破绽”，会有什么用处。肯定可以找到某种方式证明精神病态者不只会作恶，也可以造福社会。可是如何开展研究呢？
有一次，我在机场见一位朋友时，突然一下来了灵感。我觉得人们过海关时总是有点儿疑神疑鬼、紧张不安，即使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干”也是如此。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瞒报了什么东西会有什么感觉？而如果某位海关检查员特别精明，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紧张情绪又会怎样呢？
为了弄清真相，我做了一个实验。一共有30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实验，其中一半的人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高，另一半人则较低。此外，我还找了5个人来做“搭档”。实验要求他们做的事非常简单：只需坐在教室里，看着这些搭档从一扇门进来，走过一段抬高的平台后从另一扇门出去。不过，他们还有一项任务，观察这5个人中哪一个“心中有鬼”——身上藏有一块红色手帕。
为了让这一过程更加刺激，也为了让观察者有玩下去的兴致，我们发给身上藏有手帕的“嫌疑犯”100英镑。观察者通过投票得出结果，票数最多者即为他们认为的“嫌疑犯”。如果真正的“嫌疑犯”被认出，他就要退还那100英镑；如果观察者猜错了人，让嫌疑犯蒙混过关，那后者就该得到奖励了，100英镑归他所有。
哪些学生会成为更出色的“海关检查员”？精神病态者的“掠食本能”能起作用吗？他们对破绽的嗅觉是否会失灵呢？
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高的学生，70%以上认出了那个身上藏有手帕的家伙，而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低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30%。善于看出他人弱点可能是连环杀手的必备特质之一，不过它同样能在机场海关找到用武之地。
阴险的情绪识别师
200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圣地亚哥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里德·梅洛伊（Reid Meloy）做了一个实验，进一步对红手帕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都知道，精神病态者的所作所为让人毛骨悚然。在临床实践和新闻报道中，接触过这些冷酷无情的社会猎手的人，一提起他们就发自肺腑地说他们“神秘兮兮”“令人汗毛倒竖”“让人毛骨悚然”。这些评价能够真实反映精神病态者的情况吗？我们的直觉经得起推敲吗？我们能像精神病态者识别出我们一样迅速识别出他们吗？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梅洛伊询问了450名刑事审判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了解当他们审查精神病态者时，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觉。这些精神病态者都是暴力犯罪分子，其“混音台”上的所有旋钮都调到了最大。结果毫无悬念。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有过类似的感觉，女性被调查者的相似程度高于男性（分别为84%和71%），硕士和学士学位的临床医生高于博士和非专业执法人员（分别为84%、78%和61%）。这些感觉包括“感觉我要被当成午餐吃掉”“恶心……厌恶……难以接受”和“太邪恶了”。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梅洛伊追溯到了暗黑、混沌的史前时代，考察了精神病态的起源，相关理论我们稍后将进行探讨。这涉及病原学说的庞杂问题，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它：从临床角度看，把它当作一种人格障碍，还是从博弈论角度，把它看成情理之中的生存策略，是早期原始环境中的一种重要生存优势？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临床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肯特？贝利（Kent Bailey）赞同后一种说法，他还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博弈是精神病态最初的发展病因。
贝利说：“在原始社会，在跟踪和捕杀大型动物时，人必然与动物展开激烈残暴的厮杀。”所以人类通常另外组织一支彪悍的“战鹰” 分遣队，专门负责跟踪和捕杀动物，同时他们还可作为击退其他部落分遣队的袭击的主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进化到现代社会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呢？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Robin Dunbar）也支持贝利的说法。邓巴回溯到公元9世纪到12世纪的古北欧人时代，用了“狂武士”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据传说、诗歌和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生活在部落杀戮中的好斗的维京武士在战斗中异常残暴、野蛮。而对文献进行进一步研究，一个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出现了：一个对敌人造成威胁的维京武士精英也会转而对他誓死保护的种群同胞干出同样残暴的事。
梅洛伊认为，人的“精神病态雷达”经过长期进化会练就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思维，肯特·贝利也认为具有残暴掠夺本性的原始人类具有病态特征。但如果是这样，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在群体的自然进化过程中，病态特征应该是双方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单方面形成。群体中那些性情更加平和的成员会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隐性的神经监视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一旦某位成员感知到危险或者威胁，他就会发出信号和危险警示。这样，凭借这种隐形的预警系统，他们可以迅速避开危险。
安杰拉·布克对受攻击的受害者的研究和我本人对红手帕问题的调查证实，这一机制可以准确解释梅洛伊实验中的性别和身份差异问题。就如一个阴险的情绪识别师，精神病态者非常擅长在深奥的“低音阶”中嗅出受害者的弱点。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女性在身体上的脆弱性使得她们在面临危险时会更紧张，从而更快地做出反应。同理，心理素质低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
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你越感觉到威胁，你遇到危险的风险就越大，加强安全保护就显得越重要。
当然，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混沌时代，冷酷无情的猎人更深谙黑暗捕食之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拥有预警能力的猎人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病态者，还有待商榷。要确定这一点，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尚且不能真正了解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也许你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原始时代，收获最丰富和狩猎技术最高超的猎人，并不是最嗜血和最强势的人。相反，他们最冷静，心思最敏锐。他们能够感受猎物的心思，看透猎物的内心，能够准确地预测出猎物构思巧妙的躲避路线和逃跑计划。
要想弄清个中缘由，只需观察一下婴儿蹒跚学步即可。直立行走让人具备了流线型的形体，预示着人能够更高效地移动，也使得我们的祖先摆脱了四肢爬行的局限，能够更长时间地从事捕猎活动。
但是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穷追狩猎”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羚牛和羚羊轻轻松松就可以跑过人类，在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观察它们奔逃时留下的线索或者猜测它们的心思准确地预测出它们要去哪儿，那么你的速度就可以比它们快，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可以提高生存概率。
所以如果“捕食者”具有很强的共情心，他们怎么可能是精神病态者呢？如果对于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一件事，精神病态者无动于衷，严重缺乏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对此认知神经科学也许能够提供一点儿帮助，只是还需要借助一点儿伦理学知识。
他们不在乎世界的逻辑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曾观察过精神病态者是如何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我在2001年写的一本书《你不可不知的说服心理学》（Split-Second Persuasion）中曾提到过一些格林无意中发现的有趣结果。比如，共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质，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
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五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身。幸好你可以扳动方向闸，让火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五个人。然而另一条支线上也有一个人，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那个人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方向闸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做出决定。虽然扳动方向闸的后果算不上好，但功利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五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动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
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火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五个人困在铁轨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站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伟的陌生人。挽救那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火车，从而让那五个人逃过一劫。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账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一条命挽救五条命），但这次做出抉择我们更谨慎紧张。原因何在？
格林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他认为，案例一属于“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是大脑前额叶及后顶叶皮层（特别是前扣带回皮层、颞极和颞上沟）中主要与冷静的客观体验有关的部位，也就是主要负责推理和理性思维的部位。而案例二则属于“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大脑的情感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病态者在遇到案例一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中的问题，精神病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毫不犹豫、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推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 ，然后向你提出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病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病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对里德·梅洛伊和肯特·贝利这样的理论学家来说，区别出了“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们观察别人时“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对别人的感受进行机械、客观的推算——之间的差别，不啻为一个好消息。前者过于感性，精神病态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后一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观、冷静判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符号处理，而不是情感共生——这也是老练的猎人和读心者都具备的认知技能。不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类的竞技场上也是一样，但精神病态者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凭借一个共情引擎，就能比拥有两个共情引擎的人飞得更好。当然，这只是他们具有超强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对罗宾·邓巴来说，区别出“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当然也是好消息。如果他不是在研究狂武士，你有时候能在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教员办公室里找到他。一天下午，在一间橡木凹室里，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环视四周的回廊。我跟他讲了火车实验及其所显示出的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大脑差异，他对这个结果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
“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维京武士大受欢迎。而狂武士也不是好惹的，不过他们不会做什么有损于他们声誉的事。他们也有自身的职责，即比一般的维京武士更残酷无情、更冷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给狂武士的大脑连接上脑部扫描仪，向他们提出火车难题，我很确定，得到的结果会与精神病态者的完全一样。那个被推下天桥的大胖子注定会名垂千古。”
我在一块司康饼上涂了点儿黄油。
“我认为，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些特别的人，来为另一些人收拾烂摊子，”他继续说道，“有些人并不害怕做艰难的决定、问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他们甘冒风险。历史赋予这些人的使命决定了他们并不会成为你想坐下来一起喝杯下午茶的人。你要不要来点儿黄瓜三明治？”
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巴特尔斯（Daniel Bartels）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戴维·皮萨罗（David Pizarro）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还拿出了研究结论来证实这一点。研究显示，90%的人都会拒绝将陌生人推下天桥，虽然他们很清楚只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洁癖，死亡人数就会只有原来的1/5。还有10%的人是没有道德洁癖的少数派，他们主宰他人的生死却少有悔意。这不择手段的少数派都是些什么人？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向200多名学生提出了火车问题，让他们按照4个等级对是否支持将那个胖子推下天桥打分，看他们有多“功利”。另外，这些学生还要回答一系列人格测试题目，用以测量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病态水平。其中包括诸如此类的说法：“我喜欢看打斗场景”和“控制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同意或不同意，按照1~10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