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江泽民阐述本届政府的任务时，朱镕基总理首先提出了“一个确保”。他指出：“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八，通货膨胀率小于百分之三，人民币不能贬值。”朱总理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由此可见，“一个确保”不仅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承诺，而且是主动承担保持和促进亚洲地区繁荣和稳定的责任的承诺。这表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不再扮演被动从属、贫困落后的角色，中华民族终于可以昂起头来，挺起脊梁，迈开大步，成为牵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在感到鼓舞的同时，人们又不免心存疑虑。高增长和低通胀果真能够兼而得之并继续保持下去吗？8%的经济增长和3%的通胀率这两个指标的确定有科学依据吗？改革开放以来“过热——紧缩——萧条——扩张——过热”的怪圈真的不会再循环下去了？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能否“坚守阵地”？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否主要是出于保持地区经济稳定的考虑，而对我国则是弊多利少？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全面考察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
一、从东南亚金融危机谈起
1997年7月2日，在为保卫泰铢汇率而进行的外汇市场干预失败后，泰国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引起泰铢大幅贬值，由此引发了持续八个多月的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贬值，股价指数持续下跌及金融机构大量倒闭。这场金融危机起源于东南亚国家，对它们的打击也最大，因而尽管它也影响到日本、韩国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南亚金融危机”。
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东南亚和东亚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但中国却并未受到直接冲击。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健康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加，达到14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
而且，从整体经济形势判断，未来三到五年内，我国也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中国对金融危机有“免疫力”吗？
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未被“传染”，绝非偶然，其“免疫力”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严格的资本项目管理。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1992年、1994年英国和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都是大量国际投机资本在汇市、股市上的炒作，迫使所在国货币贬值，冲击金融市场。而一国货币受到投机者攻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货币可自由兑换。目前人民币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尽管在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的管理却很严格。即用于进口货物、支付货运、劳务、旅游、投资利润、利息等项目所需外汇，可以不受限制地向银行购买或从自己的外汇帐户上支付，而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各类借、贷款的资本项目下，无论是向银行出售还是购买外汇均受到严格控制，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金融市场中，仅有B股市场对外国人开放。这样，以套汇、套利为目的的短期投机资本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境内，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其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
如果说严格的资本项目管理是限制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人的闸门，那么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合理的利用外资结构及稳定的宏观经济则是抵御危机的重要因素。1993年以来，我国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同时，始终保持经常项目盈余，资本项目持续出现较大顺差，外汇储备连年增加。进出口贸易方面，1994年至1997年均为顺差，各年顺差分别为55亿美元、167亿美元、122亿美元和403亿美元；利用外资方面，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直接投资吸收国，1993年至1997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75亿美元、337亿美元、375亿美元、423亿美元、452亿美元；另外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额亦名列前茅。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大额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迅速升至1994年的516亿美元、1995年的730亿美元，1996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50亿美元，到1997年则高达1399亿美元。充足的外汇储备，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使我国保持货币稳定的能力远远强于其它国家。
其三，利用外资结构合理。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是投资者大规模撤资，而投资者之所以能大规模迅速抽回资本，乃是由于这些国家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和中短期债务比重较高，这些资金流动性较强，抽逃方便。而我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利用外资中，我国一直坚持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政策，严格控制外债规模。1994年以来，对外借款占每年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不到1/4。外债结构比较合理，截止1997年底，1309.6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86.1%属于中长期债务。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起到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难以在市场发生波动时抽逃，而且可以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保持外贸平衡。近年来三资企业出口比例的上升就是极好的例子。中长期债务流动性差，与短期投机、套利、套汇的国际“热钱”有本质区别，加之我国外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这些资本均有明确投向，不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其四，宏观经济运行平稳。
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起因于外部的货币投机冲击，但从根本上讲是一次自源性危机。宏观经济过热、泡沫经济崩溃是危机的直接诱因。而我国从1993年7月采取紧缩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经济运行经过短期波动，逐渐步人了稳定增长的轨道。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4.2%逐年降至1997年的9%左右，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则从1994年的21.4%降至1997年的0.8%，经济运行出现并保持了“低物价、高增长”的良好态势，1994年推出的一系列改革逐步深入。金融方面，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外部环境已基本构筑成功，金融机构改革正稳步推进，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得到有效整顿，为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未受到直接冲击，但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言，它“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怎样的挑战？
首先，出口面临挑战。
一方面，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之后，它们的产品出口价格无疑会降低，从而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然会对我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那些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相同的企业受影响可能更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波及的许多国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危机过后这些国家紧缩的宏观政策必将减少进口需求，从而影响到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出口。而近一、两年来，由于国内需求增长缓慢，出口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中国面临保持出口竞争力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挑战。
其次，吸收外资面临挑战。
亚洲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地区，来源于东南亚各国及韩国、日本的外资约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70%以上。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受到较大影响，其对外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肯定会受到削弱，我国从这些国家引进的资金自然会减少。另外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将有利于其吸收外国长期资本，加上这些国家又相继出台了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必然加剧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
再次，恢复投资者信心的挑战。
这场金融危机涉及国家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1992年、1994年两次金融危机，它所造成的动荡，沉重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亚洲神话的破灭”、“亚洲虎受伤了”等提法不断见诸报端，一向被人称道的“东亚模式”受到严厉的批评，投资者对亚洲经济普遍持悲观态度。作为一个未受危机直接冲击的亚洲大国，中国有义务用自己的实绩向世人证实亚洲经济依然生机勃勃，并尽可能帮助周边国家走出困境，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迎接挑战。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危机，要摆脱危机，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用自己经济增长实绩来向世人证实，中国不仅有能力应付危机，而且有能力扮演一个积极的、负责的、领袖的角色，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发挥这样一种作用，不仅要求中国在财务上提供一定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不是靠与周边国家争夺出口市场份额来带动，而是主要靠国内需求带动。然而，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任务。中国经济自1993年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来，增长速度逐年回落，GDP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13.5%降至1997年的8.8%，如果按照这种惯性继续滑下去，1998年的增长速度将低于8%，这将带来严重的就业压力。因此，1998年应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然而，面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国内需求不够强劲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等诸多不利条件，中国政府能否启动经济增长、如何启动经济增长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面对世界关注而又怀疑的目光，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八，通货膨胀率小于百分之三，人民币不能贬值。”作出这样一个承诺，绝不仅仅是靠承担责任的勇气，更是对中国现实经济全面理性考察的结果。
三、“高增长，低通胀”——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互为替代的逆向变化关系。后来的研究者又进一步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解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逆向变动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用图形表示出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
如图所示，在横轴为失业率、纵轴为通货膨胀率及工资变动率的座标中，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表明，失业率较高时，工资上升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低；失业率较低时，工资上升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高。
通货膨胀率或工资变动率两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和索洛根据美国60年代以前的统计资料分析得出结论：要满足充分就业（使失业率不高于3%），通货膨胀就必定会达到4%～5%的水平。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当是在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进行抉择。或是牺牲物价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或是牺牲经济增长来维持通货稳定。换言之，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是看宏观调控者如何取舍了。果真如此吗？并不见得。事实上，这种曾经在西方国家被奉为正统的理论已经为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现象所证伪。不过菲利普斯曲线也绝非无稽之谈。从改革开放二十年历次经济波动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确有某种根深蒂固的联系。经济过热，增长速度较快时，物价上涨速度也较快；而一旦实施宏观紧缩政策，通货膨胀虽然控制住了，但经济增长速度也立即随之下滑。有人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具体考察，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概括为五种类型，即高增长低物价、高增长高物价、高物价低增长、稳定增长稳定物价、稳定增长高物价。而除了日本、前联邦德国曾在经济起飞的早期实现过高增长低物价，高增长与低通胀结伴同行的局面似乎确不多见。
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1997年，在消费物价指数回落至2.8%的低水平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仍达到8.8%。这种局面是一时的现实，还是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到底是并存关系还是替代关系？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卖比买难”，“卖”成为“买”的前提，即只有当存在现实需求时，生产才会进行，因而需求（货币表示的购买力）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成为带动供给增长的动力。然而这也要具体分析，当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时（劳动力、设备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需求的扩张往往具有拉起物价、诱发通胀的作用；而在经济未实现充分就业时，需求的扩张就成为供给增长从而生产得以实现的一个首要前提，此时需求不仅不会拉起物价，而且还会刺激和推动市场供给的迅速增长。不过，要在非充分就业条件下充分实现需求拉动供给增长的作用，一个关键的条件便是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条件，需求扩张拉动供给增长作用的实现便是有代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代价便是通货膨胀。由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均不完全具备这一条件，因而“无通货膨胀的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换言之，无通胀和高增长之间只能择其一，或者是无通胀的经济持续低增长，或者是高通胀下的经济非持续性高增长，在调控时机和力度把握不好时，甚至还可能出现高通胀下的经济持续低增长，即所谓“滞胀”。显然，任何一种局面都难以令人满意。
可幸的是，还有另一条路，即“低通胀下的持续高增长”。经过数年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的对比状况由1994年的12.6%对21.7%，降至1995、1996年的10.5%对14.8%及9.6%对6.1%，到1997年的8.8%对2.8%，表明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一个“低通胀下高增长”的境界，问题是这种局面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