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谋略与长考
“初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 ——杨振宁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大部分是习惯性的，依靠经验模式和联想记忆来维持。但是遇到复杂情境，人就不得不依靠分析、思考，对事物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依赖感觉。心理学因此将经验性的知觉和直觉与分析性的思维相区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把思维看成知觉和直觉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也就是对我们知觉到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有时是完善、深化知觉判断，有时则是矫正知觉的偏差。
一、界定明确的问题与界定模糊的问题
心理学意义上的“问题”或“难题”，有时是指人有了既定的目标，却没有达成目标的现成手段；有时，也指人遇到了困难，却难于确定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前者是“解决问题”，后者是“发现问题”。当你确定要攻击对手而一时看不到有效的攻击手段时，或者你在考虑如何摆脱某一局部的困境时，你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当你在茫茫乱局中试图找到有效的切入点时，当你在进攻和防守之间举棋不定时，或者是在许多好点中难以取舍时，你需要的是“发现问题”，决定问题的主次和缓急、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用围棋的语言说，解决问题是战术的问题，而发现问题是战略的问题。战略意图最终要在战术上实现，战术的运用则服从战略的需要。
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相应，心理学还把问题分为界定明确的问题与界定模糊的问题。知道边长求面积，或寻找一条到达西藏的路线，这些是界定明确的问题。如何应付学生出现的某些学习困难，或从事一项前人从未尝试的科学研究，都是界定模糊的问题。
先来看围棋中界定明确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依靠“情境驱动”的解决问题方法。“情境驱动”或者“数据驱动”意味着，情境（围棋的某个局面）已经对应该怎样下有了相当的约束或规定性，由一系列现存的相关环节迅速得出行棋的落点或要点，或者说可以达到怎样的目标。界定模糊的围棋问题需要“目标驱动”。所谓目标驱动，是指根据一系列因果链的考虑来思考实现目标的可能手段，这是需要“长考”的原因之一。心理学也将情境驱动的问题解决称为“正向思考”（working%forward），即遵循情境规定-手段-目标的自然结果；目标驱动的问题解决称为“反向思考”（working%backward），这里的“反向”，指从目标出发，回过去寻找手段。我们先来看情境驱动或正向思维的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局部的进行，黑棋显然想在白阵中能够驻足。黑棋看似散乱，但马上会发现，有搭下的手筋和利用残子的手段（见实战图）。这里从黑1搭下以后就是顺理成章地利用黑7、9弃子腾挪的必然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除了黑5可以省略，保留从上边打的机会，对以后作战可能有利）。所谓“情境驱动”，是说局部的目标已经为当下的情势或条件所决定了。以下的图示说明了正向思维流程（见“情境驱动”和“正向思维”示意图）。
“情境驱动”是满足条件约束的自然结果：你只能这样下，而不能那样下。情境驱动的要求是对局部棋形的特性，其结果的轨迹和变化，有相当的熟悉，同时又具备整合各种条件的能力（比如在这个局面中，能不能将黑1靠下的手筋与黑7打、9贴下构成连贯的战术手段是这个局部的关键，其他都是计算问题）。简单说，情境驱动需要知识和经验。所谓“棋熟”，不需要很多思考，情境已经决定了只有这样下的可能。情境驱动适用于某些局部的战术，比如手筋、死活、局部定型，以及抢占局部大场，都具有“情境驱动”的特点。
“目标驱动”。但是，与其他棋类相比，围棋中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关系错综复杂，棋盘上选择很多，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一步棋的结果优劣不能马上得到显现。这就决定了围棋中有大量的界定模糊的问题。这也是围棋的主要难点。当问题界定模糊时，往往需要确定主要目标（发现问题），然后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们来看曹薰铉（执黑）对崔明勋在韩国1991年王位战的对局案例。
局面至此，布局基本完成，进入中盘，但局面的焦点何在，应该怎样统筹全局的关系，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局面本身没有提供足够线索，这就是界定模糊的问题。所谓界定模糊，有三层含义：
（1）目标不明确。界定明确的问题棋是不需要战略思考的，如何攻或守，只是一个战术和计算的问题，判断不同变化的优劣。比较之下，界定模糊的问题要困难得多。首先，是问题本身不明确，在曹薰铉对崔明勋的这个局面中，问题的焦点在哪里，从局面上很难一眼看到“急所”。是战还是和，是打入还是侵消，是攻是守（或先捞取实利），如何统筹全局的关系和利益，等等，缺乏足够的信息作出判断。
（2）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路径不明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解决问题找不到“抓手”，比如，你要攻左上的白棋，直线攻击只能无功而返。
（3）最终结果会怎样，长远的后果不明确。经过仔细研判后依然没有完全的胜算，或者说没有定论，你可能研究了很多攻击白棋的方案，但是你如何判定哪一个就一定有成算呢？对方会落入你的如意算盘吗？在围棋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
界定模糊的问题在任何开放和复杂的系统中，尤其是其他人参与的博弈中常常会出现，如商业竞争、国际关系，等等。
按曹薰铉的分析，现在，A、B、C、D、E、F都有一手棋的价值。对一般棋手而言，碰到这样的局面，可能就会挑一步“下起来看”了。但是对职业高手来说，这里恰恰是需要深谋远虑的时刻。曹薰铉提到这一局面的三个要点：右上大块白棋薄味，左下黑被断两子可以借用，下边白棋有B位被打入的缺陷。按照曹九段的观点，职业棋手不会简单地选择一点，而是通过前瞻性地、动态地协调三者的关系实现决策的优化。我们看曹薰铉怎样思考这个界定模糊的问题。
首先，是目标确定。曹薰铉瞄着的是左上的白棋。这是全局的战略重点。这一点可以看到曹九段属于攻击型棋手。如果让李昌镐来下，未必选择这样的制胜之道，而可能选择先稳固自己或者捞取实地（如走局面图中A位），静观其变。
其次，是找到有效的迂回攻击的方法。在此局面中，将三个要点连接起来的关键是黑11、13以后14位的征子关系。这是曹薰铉找到的问题突破口和切入点。
再次，是判断可行性和可能的变数。
按照这个思路，曹九段必须考虑打入后其他可能的变化，设想对手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企图而作顽强抵抗时的可能局面的判断。设想崔明勋意识到左上受攻的可能，对黑棋的“挖”从上边打，牺牲下边实地（见参考图1），那么黑棋得到很大实利，可以满意。在局面尚空旷时，很少有唯一绝对的必然进行，因此必须考虑在对手反抗时自己的选择是否还成立，及时调整。棋手在脑子里摆出的各种变化的参考图就是为了验证这一点。这是可能的因应方案。
围棋由于疆域辽阔，变化叵测，需要协调全局的关系来谋求最佳的发展，因此“目标驱动”是根本的。也就是说，围棋思维本质上是战略性的。“目标驱动”是在众多可能情形下对未来的构想，它需要想象力、推断能力、计算能力，以及驾驭多种可能情形的应变能力。但是大部分初学者（甚至大部分业余棋手）的思路都是“情境驱动”的，往往会因为只顾一点而不计其余，流于直线、短视、呆板。与业余爱好者不同，围棋高手对局面可能出现的变化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更加敏锐，更善于作周全的考虑。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能够曲尽其妙，优游自如。其中体现的是谋略和构思上的想象力和思路和计算上的深邃和缜密。围棋和其他棋类一样，是斗智斗勇的游戏。谋略的目的便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出奇制胜。
常昊说，比起李世石和崔哲瀚，李昌镐像汪洋大海，更难对付。马晓春说，李昌镐往往给对方更多选择，使对方容易犯错误。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李昌镐为对手提供了更多的界定模糊的问题。局面的焦点、急所、关键不容易掌握，缺少头绪和抓手，或者对结果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自然容易出现缓手。正是这些缓手使胜负的天平缓慢而微妙地向李昌镐倾斜。与李世石、崔哲瀚这样的棋手对局，虽然对手锐利、凶悍，但主战场在何处，问题的焦点在哪里，至少是清楚的。
围棋在棋盘依然空旷时，目标驱动为多，所以需要谋划，需要运用想象力和推断能力，棋下得相对慢（当然也有例外，如罗洗河）；随着盘上棋子越来越多，条件约束，互相的牵制也越来越多，棋就会越来越呈现“情境驱动”的特点，想象的空间相对缩小。即使这样，不到小官子，棋还是有很大变数。李昌镐就是把官子下得出神入化，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充满想象力的大师。在大部分情况下，围棋的谋略是一个情境驱动和目标驱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协调、优化过程。情境提供线索，目标整合资源。这种协调和优化，往往是通过长考才能实现的。
二、长考种种
长考似乎是围棋的一个独特现象，在其他棋牌游戏虽然也能看到类似情况，但都不如围棋那样达到苦思冥想的境地。可以说理解长考是理解围棋的特殊本质的途径。长考可以是针对界定明确的问题，如对杀，目标非常明确，只是需要花大量时间算清变化。但更多情形下，长考是因为问题不明确，界定模糊。那么，为什么长考？能否建立长考的一般模型？长考有哪几种基本类型？我们先来看长考的一般过程（见图一）。
知觉辨识和整合。在前边《知觉篇》里我已经说过，棋手有时不假思索在第一时间作出决定，依靠的是“第一感”，即对知觉功能的信赖。“知觉辨识和整合”指发现各种问题的线索，包括各种可能利用的条件。
局面分析。但对于复杂多变的局面，知觉辨识和整合是有限的。首先，棋盘上往往呈现多种可能性，这就存在能否同时实现多重目标，统筹兼顾，确定主次缓急的问题。其次，每一种可能性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的。所谓“条件约束”，是指实现目标的限定性，即实现目标必须考虑的现实和可能的因素，包括局面的特点，对手的抵抗和反制等。条件约束的保守含义是量力而行。业余棋手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自己的薄味攻击对手的强势，鸡蛋跟石头拼命，自不量力，或者自己留着薄味，却要急于攻击对手，也难免留下隐患，这都是不顾条件约束的例子。考虑约束条件的更积极意义，是最充分地利用现有条件达到最积极、最有效的目标，所谓效率的最大化，上述曹薰铉的谋略充分体现了后者。局面分析实现这一需要。
行动序列组合，指找到行动的切入点和后续。从过程来看，长考是因为信息（右侧回路）和评价（左侧回路）不断反馈给分析功能或行动序列组合功能，从而形成周而复始的过程，方案从雏形到不断修改，重新组合或完善，达到满意的结果。但从理论上讲，永远可能有尚未探索的新的可能性、新的条件制约（求道者的困惑）。因此，决策优化可以无限制继续下去。但是，过度思考会影响行动的决断，造成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不决，甚至本来很明显的好点也在过度思考中变得模糊不清，出现长考出坏着的情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作用，长考的终止规则必然是主观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客观的绝对理性。
前瞻和计算。这是将计划细化，并对结果作出判断和评价（左边的回路）。这种计算结果也可能对局面产生新的认识：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条件约束，导致对局面的重新判断（右边的回路）。
用这样一个一般模型，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棋手需要长考。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长考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往往出现在序盘，是选点或选择定式与周边和全局将来发展的关系。由于棋盘还空旷，尚有种种不确定性。这种长考的目的是建立预想图，对将来的大致结果的优劣进行评价，增加胜算，减少不期然的损失或被动局面。长考有助于对序盘布局（或使用定式）的效率、功能作出有远见的、多向度的判断。我们可以称之为布局长考。由于局面尚空旷，“布局长考”不仅要在局面分析上花大量时间，而且要计算以后未必会出现的种种局面，所以十分耗时。赵治勋常常在序盘就用完所有时间，早早进入读秒。有“磨王”之称的邱峻，也喜欢在序盘就频频长考。但是，当今围棋趋于频繁脱先、转换、延缓定型，增加了布局优化的变数和难度。所以，在当今用时规定越来越苛刻的情况下，花过多时间在布局上可能在策略上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情形的长考多出现在中盘，棋手需要处理极其复杂的关系，如势地、攻防、弃取、缓急、先后手关系，将局部战术细节纳入整体战略考量，协调部分与部分、部分与全局的动态关系（稍稍不同的一个次序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局面），得出可行方案。我们可以称这类长考为谋略性长考。出色的谋略常常能使棋手一举确立优势或胜势（如曹薰铉的上述案例，李世石对古力三星杯决胜局83手以下一举奠定胜局，等等）。“谋略性长考”虽然与“布局长考”一样均为战略性长考，但对思考的周密性要求更高，因为棋盘上落的子越多，意味着条件约束越多，优化方案的随机因素（变数）和自由度就越小，有时只有一种行动序列是可行方案，走错一个次序都会前功尽弃。
长考的第三种情形出现在短兵相接的中盘作战中，如打入的后续、治孤，或局部的攻防、转换等。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我们可以称之为战术性长考。与战略性长考不同，这类长考不需要过多的形势分析，但需要大量时间用于严密计算和对各种变化的确切结果（如气和劫，得失等问题）的判断和比较。藤泽秀行与加藤正夫的对杀名局一手“跳”用时近三小时，据称计算了200余个变化，最后断定可以杀对方大龙。之所以要考虑如此多变化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条件约束，只要有一种变化能使大龙绝处逢生，199种能杀大龙的变化都变成徒劳。对这一名局我在第三篇“计算与工作记忆”再作详谈。
长考的第四种情形比较特殊，是棋手陷入困境，频频长考，如战术上找不到好的应手和手段，战略上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和胜负手。我们可以把它暂且称为“困境长考”。想象棋手的苦思冥想，用长考模型来描述，就是在反馈控制回路里反反复复，寻寻觅觅，始终找不到出口（所有的搜索结果都不能满足目标要求和条件约束）。吴清源对本因坊秀哉的世纪名局，秀哉“打挂”13次，一路苦战。据说是几个弟子帮助拆棋后，终于160手找到破空的妙手，才绝处逢生，2目胜。罗洗河在下得很顺时非常快，但遇到难局时也会频频长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