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源学表明，“甚至汉语中代表‘文化’或‘宗教’的‘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教”也就是“孝”字加使役的偏旁，意思是“使……孝”。有的学者认为，殷周时期，“政’与‘教’是合一的，行政即所以施教。殷人既以‘孝’来达到某种行政上的目的，亦既以t孝，为教。”因此，古人把孝德教育作为人生教化的源头活水和必由之路。《礼记》云：“众之本教日孝”，《孝经》认为孝是“教之所由生也”，是“德教”的基础，教善的根本：“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吕氏春秋》对孝的教化功能也有透彻的论述：“民之本教日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纲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顺者，其唯孝乎！”
孝德教育的最终指向是政治，是孝治天下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观其所由，在此而已矣。
同时，礼治传统下，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也常常被归结为道德是否净化，人心是否浇漓。在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统治者无不在以孝教化百姓上煞费苦心。
中国有悠久的孝道教化的历史。《尚书?尧典》日：“帝日：契！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所谓“五教”，就是《左传》讲的：“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孝”为“五教”之一，荀子也讲：“契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礼记》把父子之亲作为人伦教化之首：“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汉代孝治天下方针的确立，使孝道教化发展到新的阶段，从朝廷敬老教孝政策的制定，各级官吏的身体力行，到民间乡规、族约、家法的孝列题首，孝道教化的昌盛景象历久不衰。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精神之所寄托者，厥为五伦八德。而五伦首父子之关系，八德先孝德之践行，足证孝为人伦之纲纪，道德之冠冕，万善之先驱，百行之根本。”
（第二节传统孝道的文化生态根源
研析传统孝道的文化生态根源，作者认为，从社会经济环境即物质生产方式上讲，孝是农业文明社会的道德结晶；从社会制度环境即社会组织结构而言，孝是血缘宗法社会的直接产物；从狭义的文化环境即社会心理基础来看，孝是祖先崇拜观念的突出反映。
一、农业文明社会的道德结晶
人类的精神生活及精神产品，都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为基础和前提的，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辐射源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肥沃丰饶的土壤，充沛的水资源，为农耕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一再说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对早熟，且较为繁荣和发达。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谷壳的遗迹；距今约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石斧、石铲、骨铲、双齿木耒、石刀、蚌刀、石镰、蚌镰等农具。这些都表明，在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锄耕农业发育比较成熟，已成为当时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文明的原初状况，也见之于大量典籍。
三皇五帝的传说，大多与农业生产关系甚密。像神农教民耕作，轩辕氏改良农具，尧、舜、禹为发展农业、治理水患奔走辛劳，等等。
进入阶级社会，“以农立国”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中国古代把国家政权称为“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表明农业是国家、政权的命脉，农业生产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头等大事，“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
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观念文化的母体，她陶铸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一心理结构，孕育出传统的伦理型文化。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农的眼界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对“农的渴望和灵感”的表达。
孝观念的产生和发达，恰好成为冯先生这一观点的注脚。
首先，农业的早熟与繁盛，为人们生活提供了稳定的保障，也为养老、尊老以及孝观念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史料显示，世界许多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食杀老人、父母的现象。达尔文访问火地岛原始部落时看到，在冬季食物严重匮乏之时，当地土人竞杀食老年妇女，而且先食老妇，然后再食猎狗。
在解释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时，火地岛人称：“猎狗能捕捉水獭，而老太婆却什么也干不了。”澳洲怀德湾的部落也是如此，他们“不只食战阵上所杀死的敌人，而且食他们被杀死的伙伴，甚至于老死者，只要还可供食用，他们也是吃掉的。”“中央亚非利加的土人将与他部落开战的时候，必先食其亲”，“老人反以被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史记>记载匈奴民族曾经“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值得注意的是，有食杀老人、父母习俗的这些原始部落，大多是以狩猎、捕鱼为生的。由于他们的生活缺乏稳定的保障，因此当成年人失去了劳动能力时，就成为纯粹的劳动成果的消耗者，成为部落生存的负担。因而“贱老弱”就成为无可非议的行为选择。
与游牧民族不同，农业文明的优势恰恰在于，她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持续不断的食物资源，提供了供养老人所必需的剩余劳动产品。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齿”、“养老”的传统。《礼记》中对此多有述及：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侯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
“国老”即有爵位的老人，“庶老”即普通百姓中的老人。<礼记》这几段记述很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有虞氏至夏、商、周，虽然随着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养老、尚齿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和发展，但四代“养老”、“尚齿”的传统却是一以贯之的，直到孟子还把“齿”与“爵”、“德”并称为三“达尊”。法律也对八九十岁的老人网开一面：“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这种群体行为规范是孕育孝观念的重要的民族心理土壤。正如有的学者在讲到孝观念在原始文化中的根源时所说：“有传说或记载的上古文化中，养老爱幼的观念显示有极远的根源，四代礼制和传统很多方面都有所改变，但‘养老’‘尚齿’却是四代不变的传统，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气质的一个侧面，很值得注意。”
其次，从本质上讲，尊老、养老也是农耕生产的内在要求。
古代农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不需要过多的知识或技巧，但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生产经验。事实上，许多农业生产的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大量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在上古时期，岁时节律、天象气候的变化，没有什么工具、仪器去测度把握，只能依赖劳动者经验的积累，阅历的增长。有没有丰富的农时、农事经验，对于农业收成的丰欠多寡，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所以，在农业社会，老人既是德的楷模，更是智的化身。后辈敬重和爱戴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长者，年轻者服从、侍奉老年人，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祖先的崇拜．就是人类自身对于历久以来的劳动经验的崇拜。”周代的政治家都以尊老亲旧为善政，如当“宣王欲得国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宗向他推荐了鲁孝公，理由是孝公“肃恭明神而敬事耉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叔向也说：“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谘于耉老，而后行之。”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经验之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事实上，传统思维方式中，人们总是“向后看”，留恋、美化过去，按旧规矩、老道道行事，其根源正在于农业文明的特殊性。即使到今天，我们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些谙熟农耕规律的“老把式”的威望仍然是很高的。
当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时，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家庭的大的事项，自然而然要由父亲、祖父或曾祖父来决定。对有生产经验的长者的尊从，对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服从，内化为心理情感和道德准则，便是“孝”。所以，就由氏族群体的尊老进而衍生出父权制下的孝亲这一点而言，尊老、养老对于中华文化具有本源的意义。古人于此有明确论述：
尧命羲和以钦授民时，东作西成，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时；舜命羲和以黎民阻饥，播时百谷，使民内知种之各得其益。……承五代之弊，循汉唐之旧，追虞周之盛，列圣相继，惟在务农桑，足衣食。
此礼义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
“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入孝弟。”历代统治阶级深明此道，无不把尊老、养老作为推行孝道、治国安邦的有效手段：
养耆老以致力孝。
上老老而民兴孝。
朝廷敬老而民作孝。
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
这种尊老、重老传统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社会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对祖先崇拜及孝道观念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农业自然经济是孝观念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自然经济的形成，使作为家庭伦理的孝观念产生有了深厚的经济土壤。从历史上看，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孝观念有一个由家族而家庭、由族权而父权的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
孝是以家族、家庭中的先祖、尊长为对象的特殊的道德范畴。
作为规范长幼亲情伦理的孝观念，其载体便是因血缘而存在的家族和因婚姻而组成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核心家庭虽然在原始社会晚期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萌生，但是，强有力的氏族血缘纽带，使得个体家庭经济一直到西周还没有完全形成。
有关研究表明，西周时代家族群体已经形成家族和家庭两个层次。“始自于夏，发展于殷商，完备于西周”的中国古代早期婚姻家庭制度，由于“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制度及形成未久的一夫一妻制”，所以在一开始，个体家庭的机制还不健全，“父系大家族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奴隶社会初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人们只有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抵御洪涝灾害，才能完成垦荒辟壤、疏浚河渠等大的工程，也才能应对族外势力、游牧民族的侵扰。家族、族群的集体耕作，是当时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诗经》中有这样的描绘：“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率时农夫，播厥百谷。……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千耦（两千人）、十千维耦（两万人）的耕作场面，蔚为壮观。这表明《诗经》时代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原始协作式集体耕作为主的。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点。该书作者认为，周初的家庭“是由包括两三代人的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核心家庭结合而成的”，个体家庭还包容在宗族共同体当中，作为独立经济单位的也是这种宗族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孝”的对象不可能首先是个体家庭中的父母，而只能首先是家族的祖先；孝的形式也不可能是“养”，而只能是“祭”。这正是殷周孝观念的主要形态。
春秋时期，铁器的广泛运用，牛耕的逐渐普及，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家庭寄寓于家族共同体的局面终于得以改变，个体家庭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所有权、能够自主地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和经济主体。个体家庭的确立，不仅意味着社会生产基本单位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私有财产亲子继承制的确立。
社会经济秩序的这种历史性进步，对孝观念由孝祖先到孝父母的转型，对孝观念的完全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作为子女，得到父母的养育并继承父母的财产是其权利，相应地，他们也必须承担起赠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父母与子女这种双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在伦理规范上，就是“父慈子孝”。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个体家庭对父系大家族依赖关系的摆脱，没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形成，也就没有父子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最终也就没有完备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孝”。对祖先神的强调，显示了对家族力量的依赖，善事父母则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必然产物。孝的内涵的这一变化过程，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与个体家庭发展的历史轨迹相一致、相吻合的。
春秋战国以后，农业自然经济逐步确立。西周时期的大规模集体耕作，到春秋时期演变为“二十五家为一社”的小规模集体耕作，至战国时发展为“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的家庭耕作。秦汉以后，则成为“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小家庭耕作制度。从此，“男子力耕”，“女子纺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据研究，历史上个体家庭的规模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口平均在五至七人左右。古代法律也以这样的“户”，作为征收税赋和劳役的依据。封建家长制正是适应这种经济结构所建立的，家长所拥有的支配家庭财产、管理家庭成员的权力，正是这种封建小生产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是父家长的权力的根本来源。封建自然经济的闭塞性和保守性，使得封建家长制得以长期存在，从而使孝观念因其经济基础的稳固而经久不衰。孝观念的逐步强化和上升，正是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