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两个字很刺耳
那是一个深秋的时节，躺在开往北京的卧铺车上，我能看到的是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连续不断的电线。跑了一夜的火车，好像也有些累了，速度不紧不慢，那一架架高大的高压电线架子慢悠悠地掠过我的眼前，让我知道，我们正行驶在旷野中。“到河北了”，我听到车厢里有人在小声嘀咕。在没有听到车内广播和不能辨认车外地域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信息了。到了河北，也就快到北京了，那是我们的目的地。知道自己已经快到要下车的地方了，心里不禁一阵轻度的慌乱，这“慌乱”中，有兴奋，有顾虑，还有未知的一些什么。我把二哥叫过来，他把我扶起来，靠在座位上，把我的头转向左边的窗外，我用一种新鲜、猎奇的眼神看着外边。当我看到外边的土地已经变黄不再呈黑色的时候，才确信自己已经真的远离家乡，来到了华北平原。
火车到达北京站是早晨，外边正下着小雨，细细的雨滴打在玻璃窗上，凝结成一个大的水滴，然后快速滑落。我从小就不喜欢潮湿或小雨落在衣服上的感觉，所以这窗外的雨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不好起来，总觉得很不如意。火车继续减速，我知道火车就要到站了。当火车减速，减速，再减速，最终停下的时候，车厢里开始忙乱起来，人们争先恐后地下车，地面被跺得直响，直颤。等人们走得差不多的时候，二哥才开始搬动早已收拾好的东西，准备下车。二哥先把轮椅一个一个地搬到车外展开、放上坐垫，然后再抱三哥和我。
二哥脚步很重地在车厢里小跑着，地面上发出吭吭的脚步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他知道我们着急：车上所有的乘客已经全部下车了，只剩下我们三个，列车员在车厢里收拾着铺位，马上就到我们这边了，我们不想给人家添麻烦，想尽快下车。可是毕竟只有二哥一人照料我们，他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这一切。二哥先把三哥抱下车，我躺在卧铺上等二哥，这时一位列车员经过，她惊奇地刚想说“这怎么还有一个人？”就“噢”的一声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还没等我开口解释，她就去忙她的了。二哥回来抱我，他已经是满头大汗，但他只是习惯性地用手抹了一把，然后空出手来抱我。二哥左胳膊从我脖子下伸进去，手托住我的肩膀，让我的头躺在他的肘内，右胳膊从我的膝盖下伸进，手抓住我的左腿，然后用力把我抱起。由于车厢内空间很窄，二哥抱着我只能横着走，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看着前面又要照顾到后面，生怕一步走不好会碰到我，我的一句句“慢点，慢点”更让二哥提心吊胆，他紧张地走着每一步，警惕的眼神看着前后左右。走到车厢门口，一脚迈出，二哥稳健地踩在地上！终于下来了，这时我呼吸到的是一股清凉的空气，心也终于放松了。
车站的人很多，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无不“回头留恋地张望”。邮局的小车带着一节又一节的挂车，上面是或一包或一箱的邮件，在很窄的站台上以很快的速度跑来跑去。已经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有人来接的迹象，又冷又饿，我看了看二哥，二哥明白了我的心思，于是又拿起手机转身去拨电话。电话终于打通了，一问才知道是国叔接我们的车被拦在了车站外面，说是不让普通的车进站，他们正在和车站的人沟通。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当我们的注意力早已转移的时候，我发现远处一个高高的、瘦瘦的人向我们走来，他脸上带着笑容，记忆在瞬间告诉我，这是国叔！“云财”，国叔从远处一声招呼，这才让我们确定，他就是来接我们的国叔，这时二哥马上迎了上去。国叔是高叔诊所的，蒙古人，骨子里透着文人气质。2004年夏天也和高叔他们一起去老家看我们，我们去北京都是他在代表高叔和我们联系，到北京后对我们很照顾！
国叔开来接我们的是一辆白色的金杯车，打开车的后门，国叔、司机和二哥把我和三哥连同轮椅依次搬了上去。从火车站出来后，汽车一直在不停地开着！穿过一栋又一栋的楼，一条又一条的街，我的心情也随之起伏！那是一种渴望与现实的碰撞，眼睛与内心的摩擦：内心总是在期盼，希望住的地方能好一点，可是眼睛却一直不给内心面子，一次次地被泼冷水。每每心里在想：这里挺好，就停在这里吧，可是车依然在开着。眼前的景致渐渐变得普通甚至窘迫，让我的心一阵又一阵的凉！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驶，车从繁华的闹市区，开到一片安静的居民区，穿过一扇不太大的门，门旁边的一个简易房的墙壁上用红色油漆不太工整地写着“商店”两个字。汽车慢慢地停了下来，车外正有一群推着三轮车、貌似民工的人经过。他们的车上是一根根长的塑钢材料，一车接一车地首尾相连走过，使得我们不能打开车门下车，可是他们却毫无歉意，反而嫌我们的车碍事，让司机快点把车开走。这时司机大声地对他们解释道：“等一会儿，车上有两个瘫子！”司机的这声大喊无疑让我本就有一些低沉的心情更增添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那“瘫子”两个字让我感觉我一下被分了类，被这个世界给拒绝了，把我和三哥与健康人划分开来。这种对比是那样分明，我一下对自己的轮椅及自己不方便的身体更加“在意”起来，而这些在平时几乎都是被忽略的，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些。此时此刻，自己以前保持的良好心态顿时被打乱，一下自卑起来，觉得这气氛很尴尬，替那司机尴尬，可那司机却没有任何反应。那“瘫子”两个字显得是那么的刺耳！让我对这个司机的印象一下大打折扣！对他那一脸络腮胡子更产生一份厌恶。
从车上下来后，二哥推着我刚要进门，却被门槛拦住，国叔从后面赶上来，帮二哥把我连轮椅一起抬过了门槛。我以为这是上楼吧，可我们却往下去了，原来我们要走的台阶是右边通往下面的而不是左边通往上面的——我们住的是地下室！这让我没想到，很意外。国叔在前，二哥在后抬着我和轮椅一级一级走下台阶，到了台阶的尽头，右转是一个很旧的防盗门，那就是我们的住所。
进了房间，感觉还不错，洁白的地砖，还算干净的墙面。墙上有一幅人物题材的油画，一下让这屋子充满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让我的内心也宁静了许多！选定床位之后，国叔给我们分床单、被套、枕套。床上的三件套都是新的，床垫也是新的，我的这个床垫可费了高叔和国叔不少的劲儿。为了这个床垫，他们跑了好多家商店，特意为我选了这又厚又有弹性的床垫，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从下火车到安顿下来，时间也过去了几个小时，加上早晨起得早，感觉有些累，床收拾好了，我终于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下啦。躺在床上，我正好能看到窗外，此时窗外正秋雨绵绵，细细的、凉凉的、静静的润在墙上，无声无息中，墙的颜色重了起来，想必，摸上去，一定是很冰手的，很不舒服。从窗户看出去，看到的是一个院子的后面，有铁栅栏，有杂草。外边的地面虽没与我们的上窗框比齐，但还是在我们的头上，我想，如果这时有人走过，我一定可以看到他的脚底子！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从老家来到了北京，而明天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2.只有时钟的声音
外面，天还没有亮，还是灰蒙蒙的，闹钟就已经响了，那是二哥定的时间——6点。闹钟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尤为响亮，这声音不仅叫醒了二哥，也惊醒了我和三哥。蒙眬间，我听到二哥起来了，他起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做饭，不一会儿我就闻到了香味，那样熟悉，和昨天闻到的一样——因为昨天我们吃的也是这些。等二哥做好饭后，他就给我们穿衣服，他先给三哥穿，然后再给我穿，为的只是让我多躺一会儿，尽管只有那么一小会儿。为了这，三哥先起床，先洗漱，而我则利用这个时间咳嗽(我气管不好，每天早上都要咳嗽)。二哥一边把要穿的衣服先放到床边，一边把三哥的被子掀起一半，先给三哥穿袜子，他把三哥的脚放在自己的腿上，双手撑开袜口，往脚上一套，然后左手握住三哥脚脖，右手往上提袜子，黑色的袜子套在三哥的小腿上，显得有些松。为了不至于让袜子在穿裤子的时候掉下来，二哥还特意拽了拽袜子筒，想让它牢固些。裤子不太好穿，因为三哥的腿伸不直又没劲儿，二哥要把三哥的腿穿进裤腿一点之后，再用手从裤腿伸进去攥住脚把腿拽出来，拽完了左腿拽右腿，然后是上衣。上衣更难穿，二哥拿着三哥的胳膊往衣袖里伸，再从袖口把手拽出来。那是一件绒衣，穿完袖子，二哥左手从三哥脖子下伸进托起他的头，右手去拿衣服套头，把衣服套在头上后，二哥赶紧把衣服往下拽，生怕慢一点会闷到三哥，一点一点地拽、抻衣服，让衣服没有一点褶皱，怕有一点褶皱会硌到三哥。最后是外套，那是一件颜色很亮的橙色夹克衫，这件穿起来就比较轻松，因为有一个很滑的里面儿，“吱”的一声拉锁声，标志着三哥的衣服算是穿完了！等二哥给三哥穿好衣服，洗好脸，我也就不咳嗽了，也就可以起来了。
我们兄弟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前，我和三哥坐在左右两边，二哥坐在我俩中间，桌子上摆着三碗面条，热气从碗里升腾而起，在每个碗旁边各摆着一双筷子。二哥左手端起三哥面前的一碗，右手拿筷子在面条里夹了两下，然后夹起一口，放到自己的嘴边吹了吹，连同碗一起靠近三哥。面条靠近嘴边，三哥不自觉地吹了吹，试探着张开嘴，刚要吃又躲开了，二哥知道面条还是烫，于是二哥把面条放到自己嘴边，替三哥又吹了几下，每下都那么耐心，就像喂小孩一样，然后再给三哥吃。这时，二哥也张开了嘴，他是在替三哥使劲儿吧。给三哥吃完一口，二哥放下碗筷，再端我那一碗给我吃一口，最后才给自己吃一口。
我们大口大口地吃着二哥煮的面条，虽然已经连续很多日子吃面条，但还是吃得很香，也许是因为太饿，也许是因为没别的可吃。除了面条，还有一盘榨菜，那是来到北京后买的，因为吃不惯那种味道，所以剩了很多，就像刚打开的一样，这时我们开始怀念起老家的榨菜。“我第一次吃榨菜是二哥一同学给二哥的，二哥带回了家，当时我还以为是大头菜呢，吃着还挺好吃，但不知道它就是榨菜”，我回忆着我与榨菜的故事，二哥、三哥边吃边听着。“是，二哥那个同学说他一次能吃一袋榨菜，什么也不就着，就光吃榨菜”，三哥一边嚼着面条一边兴奋地说着，二哥给他吃面条时他都总是躲，因为话还没说完呢，不能一嘴二用啊。
吃完饭，二哥给我们穿鞋戴帽，其实接我们的车还没有到，我们只是为了提前准备好，怕司机来了为等我们而着急。在屋子里戴着帽子和手套，很热，但要忍一忍，因为一会儿车就来了。8点钟，接我们的车准时开到门口，当听到外面的喇叭声，二哥就会一个一个把我们抱出去。我第一个出去，因为二哥要把我先放到车的后座上，让我横躺在那里，然后收起我的轮椅放到车的后备箱里，他再抱着三哥坐在副驾驶上，三哥的轮椅由司机帮忙收起。二哥抱着我从地下室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往上走，小心翼翼，每一步都不敢马虎，我不停地提醒二哥“小心点，慢点”。我远远地看着那高高在上的门口，一步一步近了，那门口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向它走近。回来的时候更是要小心，因为下台阶要比上台阶更难，更危险，二哥一旦摔倒，我们恐怕不止是受伤那么简单！我躺在汽车后座上，二哥抱着三哥在副驾驶上坐好，我们出发了。北京的初冬，寒意有些重，在车的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但还是能看到窗外。天空是灰蒙蒙的，有些或烟或雾的气体漂浮着。我能看到的都是高层建筑的顶部，而一些低矮的便全不在我的视线中了，所以说，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自己，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高度！
一提起我们在地下室度过的那段日子，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词汇就是“寂静”。每一次从外面回来，打开门一进屋，第一个看到的是还没捡碗的桌子，三只碗，六根筷子，凌乱地放着，那是因为刚才走得急，吃完饭没捡碗就走了。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那钟表的“咔嚓”声有力而清晰。
而那时我们既没电脑又没电视，只有国叔的一台收录机和几张早已过了期的旧报纸，可这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是好东西！我躺在床上，三哥坐在轮椅上，听着广播，二哥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读旧报纸。广播里，我又听到了那句我印象再深刻不过的广告语：“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国之声！”这句话曾是我在医院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透过它，有太多的记忆不曾模糊，虽然显得那样苦涩，但却又难以忘怀。我是一个爱怀旧的人，无论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记忆都会在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无法清除！在那个寂静的冬天，在那个只有兄弟三人的地下室，发生了很多看似惊险却充满温馨的故事。
“咔嚓，咔嚓”门锁被拧来拧去，我和三哥知道这是二哥回来了，平时二哥拧两下，就可以打开门，可这次已经拧半天了，就是不见二哥进来，正当我们意识到是出问题了的时候，二哥在门外大声地喊：“这门是怎么开的了？我开不开了。”“往左拧两圈再往回拧一圈。”三哥急忙回应道。“不行啊，我试过了。”二哥一边拧着门锁一边说。拿着钥匙进不来屋，这简直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当时的感觉是又着急又生气，生气的是二哥没有好好和国叔学习开门的方法，“这下进不来了吧，教你的时候不好好学，总是马虎大意，现在好，进不来了。”心里很气恼地想着，其实二哥一定是好好学了，也不可能马虎大意，只是当时着急所以才会那样想。
还有一次，二哥出门忘了带钥匙。当二哥在门外对我们说“我忘带钥匙了”时，我和三哥真的不知该说二哥什么好，怨也不是，气也不是，急更没用。一道门将我们隔开，不远，就在眼前，可就是看不见。这时我们才发现，钥匙就在沙发上，可我和三哥谁也不能把它递给二哥，这时才叫无助，才叫无奈。三哥是很善于处理问题的，每当有什么事的时候，总是他出主意，想办法。在这紧急的时候，三哥想起，“这屋子后面有一扇窗户，你出去看看，找一找。”“啊，我出去找找啊。”我好像看见二哥一边在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别着急，一边往后退的样子，想快走又怕我们有事，想留下又进不来。“啊，我找到了！”我们看不到，只能听到，不知道那后窗户是什么样子，二哥能不能上得去，能不能进得来？唉，也没人把我们推到后窗户那儿看看。“等会儿啊，这挺高的，我得找个东西垫一下。”二哥传来了好消息，这让在屋子里静静坐着的我们兴奋起来。“好，有东西吗？”三哥急着问。“我找找。”这时真希望二哥身边能有一把凳子，二哥踩着它就上来了。“找到了吗？”我们不时问二哥一句，与二哥保持着联络。“我找到了，就要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