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拿妇女不当人，把女人看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父母给儿子娶了媳妇，如果一两年不怀孕，不生孙子就要给儿子娶二房。我们乡下就称呼为“小婆”、“小老婆子”、“小媳妇”，人们当面这么称呼，背地里说什么的都有，坏话、脏话难以入耳。
我们村里南头一户王姓人家，妻子入门后几年没有生育，她担心丈夫娶二房后自己失宠，就千方百计阻止丈夫娶二房。她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外村谁家孩子多，谁家贫穷养不起孩子，想偷偷地给些钱抱养一个男孩。有些人家不要钱，怕要了钱等于把孩子卖给别人，如果孩子受气，将来无法要回。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她后来确实从外边抱来一个男孩。
尽管费尽心机，也没能阻止丈夫娶二房，二房奶奶还是被娶进门了。二房为他家生了三个儿子，算上抱来的大儿子，家里共有四个儿子了。几十年过去了，孙子也有六七个了。儿子们为使母亲有“名分”，能修成正果，才给母亲举办“扶正”仪式。
那时候我才几岁，也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娶来的，怎样娶来的，也不懂得多问，只顾看热闹。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路两旁被挤得水泄不通。开始人们都站在他家大门口南边，瞪着眼睛向北看，望眼欲穿地等了好一阵子，总算等来了。只见花轿从北边忽悠忽悠地朝着他家的大门走过来了，她的儿子、儿媳妇领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都涌向花轿。花轿被迎到前院，儿子欢欢喜喜地扶母亲下轿，送到里院正房前，让母亲坐在向阳处中间的太师椅上。太师椅上面铺着大红的垫子，面前的一张大方桌围着红色的桌布，桌上摆满了供品。桌上点着两只红蜡烛，呼呼地燃烧着，火焰上方青烟袅袅。地上也铺着大红地毯，真像娶新媳妇的样子。
仪式开始了，从大儿子、大儿媳妇开始按着顺序逐一给母亲磕头，祝福她老人家长寿百岁，直至四个儿子、儿媳妇跪拜完毕，才将母亲送入新房。
大家都很高兴，可她自己反倒不停地掉眼泪。年轻人也不懂得这些陈年旧事，有些了解内情的老人就说：能熬到这时候太不容易了，几十年过去了，都这么大年纪了才有出头的一天。
听说这位老婆婆十五六岁进这个家门，受尽侮辱和委屈。晚上和丈夫、大老婆睡一条炕，大老婆睡炕头，这边靠隔山墙根，外屋烧火做饭的余热先通过山墙根，是最暖和的地方。丈夫睡中间，两边都有人气，也比较暖和。小老婆睡炕尾，由于热气通过土炕逐渐变凉，顺着烟囱冒到院子去了，所以炕尾是最凉的地方。
大老婆在家什么事也不干，小老婆在家是奴才，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还不知道被大老婆一天打几次。白天丈夫出去干活，大老婆想打就打，只是当着丈夫的面不敢打，但是不论白天黑夜，想骂就骂，恨不得把小老婆气死才甘心。小老婆每天含着眼泪干活儿，不敢说一个“不”字，更不敢向丈夫说一点大老婆的不是。含辛茹苦几十年，终于有了出头的一天。
当时，虽然已经是中华民国十多年了，农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遵循以前那些封建的老规矩：三纲五常，什么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女人在家从父、从兄弟，出嫁到婆家从夫，夫权高于一切，夫死从子，她们的一生都被别人管着，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权利。像我父亲这样的丈夫，把家业败光了，什么都不管一走了之，这样的丈夫让母亲难以相从。父亲走后，母亲更加无依无靠，万般无奈中，母亲担起了一家五口人吃穿用度的重任。妇女的命运正如《妇女自由歌》中唱的那样：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母亲是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人，被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枷锁紧紧地锁住。在封建社会，妇女地位最低，受的苦难最深，付出的劳动最多，得到的回报却是最少。
五封建礼教由于父亲“不正干”（即是不干正事），母亲一肚子的愁肠：自己在家拼命地干活，为了丈夫、儿女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三番五次地劝说丈夫，希望浪子回头，希望丈夫能好好种地，养活全家，但事与愿违。她心似刀搅，担心着全家人的命运，气急之下得了血热病，躺在炕上动不得。孩子们无人管，饭食也无着落。父亲也觉得自己不对，就到完县城里找到坐铺先生说明了病情，抓了服中药来给母亲吃。母亲吃了药大有好转，想再抓一服吃，希望病能好利索。父亲给母亲抓药的事被奶奶知道了，奶奶到我们家来问：“小老旦干吗去了？”“到城里抓药去了！”妈妈告诉她，并让座道：“妈妈您坐吧！我这病好些天了，总不见好，上回在城里抓了一服药，吃了见轻，想再抓一服吃了能好利索，不然这一大家子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奶奶听了很不高兴，走到院门外的石头上坐着等儿子回来。爸爸回来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赶忙上前请安问候（旗人的规矩）。奶奶气不打一处来，满面怒容。父亲吓得赶紧赔罪：“妈，谁惹您了？儿子、媳妇哪儿不对，请母亲教训。”奶奶指着儿子的脑门儿：“你有几个钱！成天吃药，吃得起吗？庄户人家吃什么药！”接着跟父亲大闹一场。父亲受了气，回到家里火冒三丈，把药包往炕上一扔说：“我再也不去买药了！”连看也不看妻子，就气嘟嘟地往炕上一躺。我母亲知道他是听了婆婆的挑唆，发炮仗脾气了。她知道父亲的秉性，也不理他，一会儿，父亲就消了气，又忙着给母亲煎药。父亲心肠软，妻子生病，他还是愿意为妻子买药的。
旧社会是不把儿媳妇当人看的，人们都说：“儿媳妇是墙上的泥皮，扒了一层又一层。”婆婆自己也是女人，她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耍钱、败家，把儿媳妇气病了，还不让儿子给媳妇抓药。儿媳妇生了病不治，家中一切事务怎么办？谁管这些孩子吃饭？儿媳妇吃药才花几个钱，她就来骂儿子，那她儿子赌钱、败家，她怎么不管？活命的地都当尽了，她怎么不管？母亲有苦无处诉，泪往肚里流，妇女在封建的旧社会无理可讲，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
父亲出走后，母亲悲痛欲绝。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什么也不敢做，不知道该跟谁讲，也不知与谁商量。妈妈都愁死了，出门做事觉得丢人；不出门，全家人就得饿死。妈妈急得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叫什么人呀？还不如咔吧一声死了的好！”她真想过死，但又想：“自己若死了，四个孩子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处治我的这些儿女们？还不得被那些心术不正的伯伯们给卖了！他们对自己的亲兄弟尚且如此，对我的孩子们能好吗？”刚强的母亲看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打消了寻死的念头。“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要活下去，就得出门干活儿才能挣钱。按旗人的规矩，家里有女人出去干活儿、上街就叫“丢人”。妈一出门就说“丢人”，“丢人”。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就问：“怎么一出门就说丢人，哪儿丢人了，这不又回来了吗？”长大了我才知道，男人不在家，女人出门就叫“丢人”。男人在家妇女也不能出门，下地干活叫做“丢人现眼，不成体统”。
关于“丢人”的事儿可多了，如我三伯父的儿子娶了媳妇，按家里排行我叫她十嫂，那时流行回娘家住十天或者住对月。十嫂的母亲来接姑娘回娘家，她弟弟小桂子也跟来了，是个独生子，娇生惯养，很顽皮，也挺聪明，长得小圆脸，白白的，一边一个小酒窝，见人就笑眯眯的，一天到晚蹦啊跳啊不识闲（不闲着、光动）。他是客人，家里人让我陪他玩。他比我小一岁，老跟三伯父耍贫嘴，爬到三伯父的肩膀头上连说几遍：“亲家大大，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姐姐叫陈香儿……”三伯父闹个大红脸，臊得无地自容，起身就走，小桂子还拽着他的胳膊不停地说，羞得她姐姐不敢出屋子。等小桂子回到姐姐屋里，气得他姐姐打他说：“谁叫你在这胡说八道，在家丢人丢不下了，还跑到这来给我现眼（丢人的意思）！”他妈妈直给女儿说好话，姐弟俩才不吵了。在旧社会不能让婆家人知道媳妇在娘家的乳名，被人知道乳名就叫“丢人”，还得说“让人笑掉大牙了”。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会我背结婚月份和属相对应的新佳月歌：“正七应鸡兔，二八虎和猴，三九蛇共猪，四十龙和狗，牛羊五十一，鼠马六十二。”我姐姐和十嫂同属牛，同年同月做了新娘。我记得姐姐和十嫂同是五月结的婚。结婚三天回门，我和七伯父的女儿小四、还有赵焕我们三个是同龄的孩子，都八岁了，我们一块儿去北门外接姐姐。老远看见姐姐骑着毛驴来了，我们三个高兴地飞奔着迎了上去，我边跑边喊：“姐姐！姐姐！”她们俩也像以前在家时叫：“东菊姐姐！东菊姐姐！”费了半天劲，跑到眼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却见姐姐很不高兴，撅着嘴不答理我们。赵焕说：“闹了个没大脸。”灰溜溜地回来了。回到家后，姐姐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干吗不告诉她们喊‘姐姐’就行了，不要叫我的名字，小叔子知道了该耍笑我了！”果然，小叔子回家对他母亲讲：“嫂子叫东菊，我妹子也叫东菊（他有个妹子死了）。”他占我姐姐的便宜，就说：“东菊是我妹子。”
封建社会女人在娘家有乳名，不能让婆家人知道，到了婆家不能有名字，只在丈夫的名字后面加媳妇两字。如我父亲小名叫老旦，人家喊我妈为老旦媳妇，有人尊敬点儿就按着孩子的辈分叫他老婶子，这是我父亲的嫂子们对我妈的称呼。我们吕姓旗人共有九家，我爸爸在族里排行第八，家里人按孩子的辈分称呼我妈为“八婶子”。在背后什么称呼都有，什么小旦媳妇了，小老旦老婆，等等。由于父亲不在家，什么事情都要母亲出面，她成了一家之长。没有名字怎么办？就把婆家姓排在前头，后边加娘家姓，叫吕李氏，这就是母亲的名字了，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解放后因修水库，母亲的坟迁到棋盘地里，不允许堆坟头，我给母亲立碑时也只好写上吕李氏。
富贵人家的规矩更多，婆婆、媳妇更是笼中之鸟。我堂叔伯六伯父家有三房儿媳妇，就说过年吧，大年初一吃过饺子，由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弟妹到吕姓的长辈家里拜年。吃了中午饭在大门口站一会儿，不能到街上去玩，也不能到别人家“串门子”。大年初二和丈夫一起回娘家，去给娘家人拜年，初二从娘家回来就不能再出门了。以后除了娘家按规矩接回家住几天外，再想出门就要等下一年。到了初三就算过完年了，婆婆和媳妇们要在家中干活儿。虽然过年期间不能做针线活儿，却可以用棉线和秫秸杆“串箅子”（在农村用来摆放食品等物的平盘），以备下一年使用。
村里的习俗是破五（初五）算过完年，初六就要开始一年的劳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