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民国初年，曾任教育总长，对全国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袁世凯实行专制，妄图复辟帝制，蔡元培愤而辞职，在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校长时有着明确的思想，他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也就是说，教育救国，即通过改革教育，培养人才，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因此他上任之初，就决心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整顿，把当时暮气沉沉的旧式大学办成新式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为国家培养医国救民、改革社会的有用人才，改变过去北大学生视就学为做官的传统意识。蔡元培到校的第一次演说，就开宗明义地阐明自己的办学宗旨，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指明了北大以后改革的目标。
为了贯彻新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尤其是致力于引进新人和培养学风，积极引用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北大任教，培养学术研究气氛。为打破学校暮气沉沉的学风和师生浓厚的封建意识，制造学校新风，培养学生的新思想，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他对广大师生强调：“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为了打破北京大学旧有沉重的暮气，他积极罗致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到校不到十天，他便聘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把当时开一代新风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京大学，又聘请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历史学教授。还聘请鲁迅兄弟、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等到北大任教，同时又罗致了一批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新型学者，如胡适、李四光等充实北大教师队伍。一时之间，北京大学成为新式人才的汇聚之地。为了树立学术研究的风气，蔡元培也注意罗致和保留了一些有一技之长或学有根底的传统学者，著名的经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朱希祖等继续留在北大任教，研究和传授以经学为主的传统国学。这样，新旧学者汇集北大，迅速开创了北京大学互相激荡、共同发展的一代学风。
蔡元培不仅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整顿，开创了北大新学风，使学生学习有了适宜环境，而且注意训诲和奖掖学生，培养学生努力学习、独立思考的学习态度。傅斯年在学生中出类拔萃，更是很早就受到蔡元培的赏识和器重。1918年8月，傅斯年上书蔡元培，对当时大学分科提出了不同意见。
题目是《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认为：“哲学不应隶属文科，而应隶属于理科，其根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更为密切。”他论述说：“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美国研治科学，得博士位者，号‘哲学博士’。英国牛津诸大学，研治哲学得博士位者，号‘科学博士’。于是可知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也。”蔡元培接到傅斯年的上书，认真进行了考虑，专门加以按语，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在按语中说：“案傅君以哲学门隶属文科为不当，诚然。”但蔡元培自己认为哲学隶属理科也不合适，其结论是“似皆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从此以后，傅斯年就与蔡元培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受到蔡元培的关怀和帮助。在这期间，蔡元培曾亲自题写条幅给傅斯年，内容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意境深远，希望殷切，勉励之情，尽在其中。
蔡元培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傅斯年自从在北京大学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久”，深受蔡元培的培养和奖掖，对蔡元培推崇备至，其献身学术、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都与蔡元培的影响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在北京大学期间，影响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向新文化阵营转向的直接导师是胡适。傅斯年与胡适一生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但傅斯年对胡适终生执弟子礼。胡适生于1891年，长傅斯年5岁，早年也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学习哲学，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其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可以说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最早的学者之一。1917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在讲授方法和内容上颇为特别。传统的讲授方法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胡适打破了这一传统，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其思想观点也颇有新意。他的讲授方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对这种讲授方法评价不一。有的学生认为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远不如当时的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的学生认为胡适读的书虽不如陈汉章多，但在史料的裁断上却可自立。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刚素来佩服傅斯年的见识与学问，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对胡适的讲课作一评价，看是不是应该把胡适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以后，颇感满意，他告诉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竟一言九鼎，平息了一场将起的风波，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从此开始，胡适与傅斯年开始交往，交往中，胡适对傅斯年的学识很是佩服。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初进北大教学，加倍用功，因为发现学生中有的学问比他好，这就是指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后，思想受到震动，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当时胡适仅26岁，家眷又不在北京，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顾颉刚曾回忆说：“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除受胡适影响以外，通过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批判传统学风，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同时，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北大预科重视外语，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从中汲取新知识。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社会，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阵营，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和组织才能，他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起初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又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以《新潮》为阵地，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文章。《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
五四运动的旗手
（一）五四运动与社会批判
1918年秋天，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于是约集了二十多位同学，创立了新潮社。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等人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决定创办刊物，名称叫《新潮》，傅斯年任主任编辑。他们的设想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师长的支持。陈独秀表示经济方面由学校负担，蔡元培校长批准每月从北京大学的经费中拨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李大钊当时兼任图书馆长，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编辑办公室。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及发行等有关事宜办妥，胡适答应做顾问。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公布了新潮社21名成员名单及组织章程，宣告该社正式成立，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正式面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傅斯年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学业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儒学向新文化学术的转变；二是由沉浸于学术向关注社会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可从他研究的内容中寻到蛛丝马迹。在《新潮》杂志创办以前，他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自《新潮》杂志创刊，他发表的文章则主要是社会关注和研究方面的，这种转变对他日后社会生活影响甚为深远。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其中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个责任，这四个责任主要是从学术文化入手，影响和改造社会。
傅斯年在阐释《新潮》的宗旨时明确指出：“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傅斯年在宗旨中表达了自己的志愿，即以大学为策源地介绍、宣传世界先进文化，用十年的时间，转移人心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他紧接着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种社会责任，其中三种责任是强调用健康、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社会，提高民众的素质，探索社会“因革之方”，进行社会改革。他在叙述第二种责任时说：“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傅斯年认为：民众的素质低，不能构成健康的社会，也无法负社会责任和义务，行使社会权力，故而将研究社会状况，寻求“因革之方”作为《新潮》杂志的一种责任。
同时，傅斯年还认为，青年学生应能表率社会，负起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他在阐述其杂志第三种责任时，首先谈到当时社会状态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而民德堕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认为，应该培养和表彰特立独行之士，以为社会表率。他举中外之例表述说：“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傅斯年此处特别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特立独行之士，抑恶扬善，表率社会，转移社会，他也常以特立独行之士激励自己。以后的许多时候，他不畏权势抨击社会弊端，其行为都可从他的这种理念中去认识。
傅斯年在《旨趣书》中还主张，要通过学术的研究和批判，杜绝社会与学术界谬种流传。他论述说：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傅斯年想在《新潮》杂志开设“出版界”和“故书新评”两个栏目，通过讨论和评价以往书籍、介绍读书方法来批判传统学术弊端，引导青年学生与传统学术断绝关系，走上新学术之路。应该说，这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是困难的，他认识到了这种困难，所以他定了以十年为期，走一个渐变的路子，逐步收到效果。“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傅斯年的《旨趣书》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明确阐述了杂志的目标、所要承担的责任。事实上，《新潮》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其影响确实超过了同时的一般刊物，发行第一期就复印三版，发行量在一万三千份，以后一直在一万五千份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