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英美日俄法德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八月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次年九月，清政府与英美日俄法德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签定了《辛丑条约》，清政府赔款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
由于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美国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并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
为寻求国家振兴，改变这种落后被动局面，我国很多有识之士开出了很多“药方”。其中在教育方面张之洞提了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理念，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学习他们培养人才的方法，从而培养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式人才。
光绪二十七（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在两宫回銮后首先奏定《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这对我国开办三级制新式学堂，起到了催生作用。
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因制订过于急促，及本身若干不足和局限，加上清廷内部的权力竞逐，未及实行。二十九年（1903）七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第三阶段为高等阶段，设高等学堂，实为进入各类大学堂做准备。大学堂亦称分科大学，下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大学。
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师范学堂分为初级和优级。初级师范学堂培养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堂教员，设完全科和简易科，完全科五年。简易科一年。另设有预科和小学师范讲习所。优级师范学堂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普通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相当于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招收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四年毕业。
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大部分借鉴了日本教育体制的思想。在课程设置上，特别注重读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终能促成科举制度之废除，全国学制渐趋规范统一，新式教育得以迅速推展，奠定民国学制改革与教育发展的基础，实为晚清教育改革重大成就之一。
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突破了传统教育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小学堂、中学堂均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在教学内容上也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师范教育体系规定师范生不交纳学费，从而吸引了许多贫寒家庭的子弟入学。癸卯学制自1904年开始逐步实行，至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废止。对旧中国的学校制度影响很大，以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
癸卯学制颁定后，壬辰（1892）科进士、长芦盐运使、二品京堂张镇芳在保定捐资创建了“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他许诺凡属陈州所辖区县（淮阳、西华、项城、沈丘、太康、扶沟、商水）学子去保师上学的，食宿及全部费用由他本人负责。每期项城县学生十名，他们毕业后有的从军，有的从政，多数从教，为民主共和的革命建设做出了贡献。二次革命牺牲的烈士朱丹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镇芳是靠科举之道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本来对兴办新式学堂就不热心，保定优级师范学堂的创建是因为受了袁世凯的督促，因为他最听袁世凯的。袁世凯适应新潮，对兴办新式学堂非常热心，当张镇芳接替他的直隶总督一职后，就对张镇芳说：“二弟呀，兴办新式学堂是大势所趋，你创建了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以后，怎么对兴办新式学堂就不再热心了呢？难道你不想在家乡留个好名声吗？”张镇芳眼睛一亮，问：“四哥，怎么在家乡留个好名声，还请您明示。”袁世凯随即附在张镇芳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张镇芳听了，说：“好主意，好主意，小弟立刻就办。”
张镇芳立即独家出资六万两白银，在项城县百冢埠创办了一所师范学堂，这要比河南大学还早创办六年，校址在今项城永丰集南一里许。张镇芳拿出的这六万两白银，其中三万两用于校舍建设，另外三万两存淮阳盐场，年息五千两用作学堂经费开支。百冢埠师范学堂还设有附属高等小学堂，作为师范学生实习之地。
张镇芳之所以把学堂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潢川至周口的南北要道，古时曾在这里设驿站，这里杨柳垂辉、人马穿梭，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相当优越。且东面有森森松柏林，也就是应氏墓群，文化气氛相当浓厚。百冢埠师范学堂占地五十余亩，施工一年，建有校舍二百多间，建筑为灰色平瓦房，两个厅堂，五个院落，五门相照，景观宏伟。
前门大门楼下有石狮子把门，门楣有赫然悬挂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亲笔题词：“尊师敬道”。进堂门影屏墙矗立，粉壁上书有《学务纲要》语录：“以忠孝为敷孝之本，以礼孝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制胜之举。”显示了当时学堂的立学宗旨。
前院彷佛进入了苏州园林，只见奇花异草，假山怪石，月潭莲池，小桥流水，鸟语花香，交相辉映。春风细吹，芳香引来蜂蝶舞翔。沿石径步入二进院，东西斋舍相对，为师生寝室，青砖碧瓦辉映，整洁优雅，师生有一个优雅的生活环境。第三进院即中院，屹立一座飞檐挑角、雕梁画栋的讲厅，两厢的教室窗明几净，排列有序。第四进院，有宽敞的餐厅，两旁厨房为翼，院周绿树成荫，大有酷暑就食不摇扇，隆冬三餐不觉寒之感。
后院是文体场所，有阅览室、俱乐部、游艺室，还有《通史》、《史记》、《资治通鉴》、《水经注》、《海国图志》、《周易集解》、《尚书补注》、《算学例析》、《教育论丛》等六千多册古籍的图书室，以及器材室、乐器室。学生常到这里阅书读报，游艺弈棋，消疲畅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四周建有长廊，壁上绘有儒家先贤颜回、曾子、孟子、程颢、朱熹等七十二贤的画像，个个栩栩如生，使人肃然起敬。
学堂之后有一小丘，高十余米，占地亩余，周围苍松翠柏环绕，景色优美。每当课余，学生攀援而上，登临俯览四野，村村连襟，宛如一幅绿色油画。南望堂貌，楼阁栉比，景色尽收眼底。每当落霞射辉，鸟雀还巢时分，这里常有管弦萦耳，诗声歌律交集。
百冢埠师范学堂的校舍、校貌与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为豫东首创。
学堂遵照“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针，按癸卯学制开设文（包括：国文、修身、教育学、英语、历史等）、实（包括：博物、地理、物理、化学、数学、习字、图画、体操等）两科。通过文实教育，培养忠君亲孝为本的师资。在教学形式上采取上大课，结合分班讨论、辅导和自学进行，教学效果比之死读书改进了一大步。
学堂开设简师六班，学制一年，招收对象为县学塾馆的秀才（包括：贡生、廪生、附生，及文理兼长的监生等）。首届招收的有新生有郭景岱、郭景衡、张树斌、马培宇、张春堂、王学周、黄作霖、高积培、肖培兰、赵国显、张宗盂及沈丘、淮阳、汝南、上蔡等县的生员三百人。袁世凯为名誉堂长，堂长黄承恩（字承恩，湖北人，曾任直隶盐务处提调），讲师任镜海（字同堂，巩县孝义镇人，光绪二十九年举人，保定政法学堂毕业）、师景舜（字虞琴，睢县举人，宣统三年《项城县志》主编）、张庚熙（字虞廷，项城人，光绪二十年举人）、刘振玉（字集成，项城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等，聘有职工五十人，校警十几人。该学堂为项城及周边县培养了大批人才。
宣统元年（1909）暑假后，百冢埠师范学堂奉令向北洋师范（四年制）选送十名学员深造，计有：郭景岱、郭景衡、张树斌、马培宇、黄廷才、郭毓麟、高义方、余师衡、张毅堂、赵运才，毕业后皆授奖励举人。其他学员全部毕业。
是年秋，该师范学堂奉河南巡抚谕令改为百冢埠中学堂，学制四年，属陈州府管辖，九月一日举行招生考试，录取新生四百人，并增设养蚕、染织专业和日语班，成为一所综合性的中学堂。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学生提前毕业。
“世间万物不得齐，清明如水浊似泥”。张镇芳任河南督军时曾经镇压二次革命，屠杀过他的学生、同乡、民国义士朱丹碧，项城人永远不会原谅他；也曾参与过张勋复辟，可谓是荒唐至极。但他办学却做了一件惠及后代的大好事，当年百冢埠师范学堂培养的学生大都成了豫东名师，保送到北洋师范的学生，成就更大。
学堂首届毕业的学生，于民国时期先后在政、教界任职的有：张树彬曾任绥远都统公署、鄂豫皖绥靖公署秘书长；郭景岱曾任河南省参议员、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郭景衡曾任淮阳师范首任校长、项城县参议长；马培宇曾任河南省教育厅督学；张春堂、王学周、黄作霖等曾任县教育局长；萧佩兰、高积培曾任项城县商会会长，还有桃李满天下的赵国显、张宗孟（希贤）两位老教习，曾在项城简师任教十余年，一生从教，成为“桃李满项邑”的辛勤园丁。
民国以后，这所人才之本的学校由于多种原因逐渐荒废，因学校坐落农村而被无知愚民蚕食一空。今已无存。遗址处现为居民可耕地，中间散落砖、瓦残片，房基依稀可见。该遗址的发现对了解项城教育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如果百冢埠师范学堂或百冢埠中学堂能一直办下去，那么对项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允许“如果”的。
百冢埠师范学堂或百冢埠中学堂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只能存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年青一代或许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为使这件事情长存，特编撰此文，以飨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