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触电”，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器时，或不小心，或电器出故障，或电线老化而发生的触电事故，而是指当年电影界颇为传神的一句话——指涉足或参与电影的创作和摄制工作，都戏称为“触电”。
遇到一位好老师
我“触电”是从认识一位老同志、老导演曾未之开始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从吉林长影调到四川峨影的导演曾未之老师，是电影界的老一辈导演。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全国放映的《武训传》，由孙瑜导演，他是副导演。没想到这部影片“闯了祸”，经过一阵批判后，曾老师并未灰心，积极投入戏曲改革的影片拍摄，先后导演了很受观众欢迎、影响很大的《节振国》和《朝阳沟》两部影片，前者是一部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闹革命的京剧，后者是一部反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豫剧。其中《朝阳沟》曾到中南海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和赞扬。
曾导调到峨影后，对四川凉山彝族由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这一段奇迹般的历史飞跃很感兴趣，想把它搬上银幕。经过了解和选择，他找到我和凉山州文工团的演员袁世金同志合作。在中共凉山州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暂时放下《凉山报》的编辑工作，第一次投入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开始“触电”了。
剧本的主题，是曾导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经过学习民族理论，比较中外反映民族问题的知名影片后，我们达成的共识是：一段上千年的历史巨变，要抓住她的本质和独特风貌，必须立足点高，眼界开阔，只有尽最大努力去摄取其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才能充分表现凉山彝族人民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引下，“一步跨千年”的历史飞跃。
凉山彝族是在上世纪的1956—1958年完成民主改革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的新（社会主义）旧（奴隶社会）“对接点”是伟大的民主改革。因此，民主改革必须有充分的表现；再就是“一步跨千年”，是从奴隶社会的废墟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新”和“旧”两个阶段，同样必须有充分的表现。那么，要表现这样一整段历史，“切入点”在哪里？经反复讨论，认为应该从广大奴隶群众获得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中，选一个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通过一个典型人物的出现“切入”，然后用倒叙的手法，用“画外音”，让整个戏从奴隶社会开始，着重反映奴隶经过民主改革，由“会说话的牲口”，翻身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生活。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们虽然找到了“切入点”，但究竟怎样“破土”，写出电影的“第一本”还是个问题。最后还是由曾导主动承担，由他写了一个提示性的“开头”。接下来，由我、袁世金同志脱产到越西县住下，在县委宣传部的协助下，我写第一稿，世金接着在一稿的基础上改出第二稿，用流水作业的方式，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风雷激》。那时，已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生产、生活秩序开始发生变化，但阶级斗争的弦仍绷得很紧，全国正掀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高潮。片名《风雷激》，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商定的。
我们从凉山赶到峨影厂，又同曾导一起讨论、修改，历时半月，第一次由峨影厂印出了打印稿。封面上除有“《风雷激（暂名）》征求意见稿”外，还专门印上了“内部研究，请勿外传”。为了紧密配合当时的形势，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首页是马恩语录、列宁语录和毛主席语录。同时增加了两三千字的“内容提要”。目的是希望有关领导和行家，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和作者的意图，更好地审定剧本。
这一稿的结构是：
（序 幕）不要忘记过去
（第一集）我要做人
（第二集）共产党大救星
（第三集）走上革命路
（第四集）民改风暴
（第五集）咱奴隶要社会主义
（第六集）飞跃千年
（尾 声）革命的新起点
同“蒙太奇”打交道
第一次写电影文学剧本，碰到的第一道难题是走出舞台剧的传统和范式。对于这个问题，当年可以看到的学习资料，介绍经验和体会的文章很少，“文化大革命”前，只是偶尔在《大众电影》看到一些文章，不系统也不够通俗。如比较有影响的夏衍前辈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的1978年才正式出版的。“十年浩劫”中除了样板戏，能够看到的都是革命大批判文章，其他的几乎是全盘否定、打倒。幸亏，我们运气好，碰上了曾导。他的资料多，藏书丰富，不仅中文书多，还有不少英文书。除了让我们多读书，并多次谈论国外的电影，如反映工人阶级的欧洲电影《城市姑娘》（受到恩格斯的好评），苏联电影《夏伯阳》，还有莎翁的电影，国内的电影《李双双》等。曾导记得清楚、讲得明白，而且条分缕析，连一些精彩的场景和对话也不会落下，处处显出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
在曾导的书房里，他还拿出一摞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电影画报，其中一本就是当时的“红都女皇”讳莫如深的南苹作封面的画报。
当然，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还是电影艺术的表现特点和手法。除了必须了解摄、录、美和化、服、道的基本知识，重点是对“蒙太奇”的理解和运用。“蒙太奇”是从国外“拿来”的一个新词，是英文montage的音译。对这个有些生僻和神秘的新词术语，以前虽然知道一点，但从未深究，知之甚少。经过学习讨论，加上即时地实践和摸索，真的有不少体会。所谓“蒙太奇”，就是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的“镜头组合”，把镜头连接起来，继续下去。它是拍摄影片的基本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要求操作者做到“脉络”清楚，条分缕析；“针线”细密，不露痕迹。打一个不十分贴切的比喻，就像写文章通过组词造句，做成的一个句子，做成的一个小节或一个自然段。有人说，“蒙太奇”是导演的事儿，没有它就无法做出分镜头，对于编剧来说用处不大。对此，我却不敢苟同。“蒙太奇”同样是编剧的基本功，不可不了解、不把握。这就是：懂得一点“蒙太奇”，写本少使冤枉力。
参加峨影厂电影剧本讨论会
在送出《风雷激》第一稿后，我和袁世金同志参加了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76年1月举办的电影剧本讨论会。除了峨影编辑室的十多位同志，还有来自全省的二十多位业余作者，其中有厂矿的工人和文宣干部，机关的宣传、文化工作者，中学和大学的老师。除了学习文件，介绍电影剧本的写作知识，交流写作的经验体会，着重讨论了由参会人员送到峨影编辑室的电影文学剧本。时间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我认为，那次讨论会仍然是有意义，有影响的。在对电影艺术的认识，对电影剧本的写作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参会人员中，不仅有以后著书立说、出了作品、获得大奖的，还出了好几位作家、教授、学者和领导干部。
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的是，在讨论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人物时，就有所争论。也有人对把抓重大题材当做唯一题材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求实行“百花齐放”。还有人建议除了一个劲地“批”，还应该有一个劲地“扶”，这样才全面等等。讨论会没有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气氛是平和的，发言是自由的、讲道理的。
剧本讨论会上，还有一些令人开心的事儿和场面。如编辑室的从连文老师，他是搞翻译片的知名配音演员，如电影《夏伯阳》他配瓦夏、《流浪者》他配拉兹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嗓音好，带磁性。金迪老师是电影界仅二十位在全国张贴大头像之一的著名演员，讲起话来声情并茂。我们学习文件或宣读剧本，就欢迎他俩出场代劳，既增强了效果，也使大家高兴。讨论会开了一个星期，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济济一堂，针对不同题材的剧本，理论联系实际，实打实地各抒己见，使大家都受到教益和鼓励。
为了不忘记这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活动，我把在清理资料时发现的参加讨论会的名册抄录如下，以期勾起那次参与者的回忆。
名册很袖珍，只有巴掌大小。封面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电影文学剧本讨论会”。下面一行小字：“一九七六·一”。是双面打印，未编码。在姓名、笔名、通信地址等栏目下，参加讨论会的同志是：李宗昌（纪燕）、李德恕、张道学、田正芳（女）、王传廷（川丁）、张敬民、马常友（红雪）、杨长贵（杨松）、吕红文、唐炳国、袁世金、文培英、尹在勤、朱先贵（朱玛）、林文询、邹仲平、罗华俊、苏必康、邰锦岳（火笛）、包德川（包川、女）、谭愫、陈泽远（陈今）、贾万超、吉侯拉一（蔡子佳）共二十四位。峨影厂的同志印在最后。峨影编辑室：李铁雁、饶趣、雁翼、沈克、金迪、周子芹、尹华仁、郭绍贵、从连文、陈德赛、冯还求、李杰峰等十二位。
艺术的风范
让人感兴趣并难忘的，是接触摄制组和拍摄《奴隶的女儿》的过程，那真是一个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学习电影艺术的生动课堂。
经过曾导和主创人员亲自踏看，并征得峨影厂的同意，《奴隶的女儿》的拍摄现场选在凉山彝族聚居区的甘洛县。演职人员住在县城的招待所，主要拍摄现场就在与县城一江之隔，海拔两千多米的一个彝族山寨。那里有山，有草坡，有森林，还有羊肠小道和湍急的河流，是个很美、很理想的地方。
从北京、上海、济南、昆明、成都和凉山文工团请来的明星演员，全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除了曾导住的是一个狭小的单间外，其余的同志都是按男女性别住集体寝室。那时的房间，别说没有沙发、席梦思、写字台，除了木板床以外，连桌子板凳也不齐全。招待所的食堂，有几张桌子，凳子不够坐，不少同志只能端着碗蹲在阶沿上吃饭。面对“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建设破坏到崩溃边缘的困难局面，大家都不计较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一心扑在摄制工作中。
一天，院子里突然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彝族群众从老远的山上跑来看田华等电影明星。大家七嘴八舌，都说“白毛女”来了！面对彝族群众，田华同志高兴地说：好得很嘛，看就看吧，我正想同彝族同胞交朋友呢。由田华带头，领着演员们来到群众中间，虽然语言不通，但欢声笑语不断，大家非常高兴。可惜，那时没有“傻瓜”照相机，更没有手机拍照，热烈的场面和一张张快乐而又激动的笑脸，只能留在我们美好的记忆里。
曾导告诉我，《奴隶的女儿》物色演员时，他邀请田华担任曾植华一角并没有把握，但田华看了剧本后却欣然同意。曾植华是位军医、老党员，戏不太多，但戏份儿很重，她是帮助、教育剧中一号人物乌呷觉醒、成长的大姐和老师。闲聊中，田华老师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作为一个演员，无论主角、配角，就像红花与绿叶，都要演好才是我们的责任。
还有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忘。凉山彝州的首府在昭觉，当时有个说法：“不到昭觉看一看，等于没到大凉山。”于是剧组就安排专车专人，将没有去过昭觉的同志，从甘洛送到昭觉去体验一下，多了解一些彝族人民的情况。田华一行去昭觉后，我在甘洛接到我爱人张令淑从昭觉打来的电话：“田华老师把你托她带的水果送到家里来了，她很客气……”我不禁一愣，没有带水果回去呀！只是听田华老师说过，到了昭觉有空会到我家里去看看。我明白了，这真是大明星的睿智和热心肠啊。
《奴隶的女儿》中饰演主角乌呷的潘虹同志，在剧组未到甘洛之前就到了昭觉体验生活。当时由州妇联接待，我也参与其中。我们到城郊南坪公社的彝族社员家做客，看彝家的住房、锅庄、牲畜，吃彝家饭，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在谈到以前奴隶群众从不穿鞋，寒冬腊月冰冻三尺也是打赤脚时，潘虹竟脱下鞋练习奴隶赤脚走路，还不停地问大家：像不像？这个细小的举动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多么认真踏实，不怕脏、不怕苦的上海姑娘啊。
在剧组还有一个儿童角色，是一个小奴隶。当时在凉山选了很多小学生，包括我的小孩也和同学们一起去凑热闹。最后选定了一个彝族小姑娘沙玛阿果，她聪明漂亮，会讲彝话和普通话，演得很朴实可爱，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优秀主持人。阿果和我的女儿一直是两小无猜的好朋友，她俩同龄，又是同事，真难得。
来自凉山文工团、饰演奴隶主的演员张冠荣同志，有生活基础，也有表演功底。拍摄他的戏时，干部群众看了，都说演得像、演得活，是一个很地道、很真实的“奴隶主”。
有趣的是饰演民主改革工作队长的青年演员刘一迈同志。他对我说：你当过民主改革的工作队长，又写过民主改革的工作队长，我要在你的身上体验一下“工作队长”的生活，找点演工作队长的灵感。一有空他就来找我，观察我的言行举止。我也抽空给他讲了一些民改工作队的生活、工作情况和平息武装叛乱打仗的故事。
“触电”就是“锻炼”
“触电”，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不少事情已经淡忘。但“触电”之后，除了经受锻炼，有所提高以外，总会留下一些感慨和思考。
首先，《奴隶的女儿》于1975年开始酝酿剧本，1976年初打印了第一稿送审，同年8月铅印出第二稿广泛征求意见。这两次稿子都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前。可想而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的把持和控制下，无论写剧本或审查剧本，必然是或多或少，或严重或一般，都离不开政治形势和政治视角，逃不出极左和“三突出”的桎梏。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揪出示众，全国人民人心大快，欢呼解放，掀起了批“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热潮。政治形势发生了大变化，政治视角也随之大转变。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中，《奴隶的女儿》怎么办？幸好，我们写的是民族题材，是奴隶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变革，从主题、人物到故事情节、语言对话等方面，都是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我们没有歪曲历史，没有违背真实；我们塑造的主要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性格，也是比较鲜明，能够站住脚的。对此，曾导和我、世金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都对剧本充满信心。在这个关键时刻，峨影厂的领导也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奴隶的女儿》，峨影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找曾导交换意见，研究修改问题，并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希望导演在写分镜头剧本时，把同“三突出”、“走资派”、“天才论”等有关联的情节和话语删除；把分别代表正确的和犯有错误的两位领导干部合并，塑造一个正面的领导干部形象；希望导演在剧组党支部的领导下，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集体智慧，团结一致，完成《奴隶的女儿》的摄制任务。
为了更好地拍摄出《奴隶的女儿》，剧本经过了几次修改，几次打印和铅印，几次送审和征求意见，每次都有改动、删节和结构调整。但是，在主题、主线和主体结构上，却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动。我把最后一次铅印本中的章节（定稿），同第一次打印稿（一稿）的章节作了一个比较，定稿中删除了一稿中的序幕和尾声，并将一稿中六个章节改成了五个章节。集中了，更精练了。
定稿的结构为：
（第一章） 共产党大救星
（第二章） 走上革命路
（第三章） 咱奴隶要社会主义
（第四章） 亲不亲阶级分
（第五章） 飞跃千年
在曾导写的分镜头剧本中，他根据党组织和我们讨论的意见进一步作了修改。其中最明显的改动是，把片名从原来的暂定名《风雷激》《猛芝》改为《奴隶的女儿》，把剧中的1号人物——奴隶的女儿的名字由原来的“猛芝”改为“乌呷”。同时把那些忆苦思甜，批林批孔，反右倾等“标签戏”，统统删除了。
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有道理，没有遗憾，就不会有提高和进步，就不会出现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不过，真正遗憾的应该是导演曾未之同志。他从认定彝族同胞“一步跨千年”这个历史重大题材后，花了两三年工夫，从做文学剧本到写分镜头剧本，并担任导演，直至摄制完成到全国发行公映，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付出多多。曾导对电影艺术的执著，同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辈子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完全是一致的。我知道，在完成《奴隶的女儿》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他高兴过，也痛苦过，并遇到“四人帮”狠批“导演中心论”留下的尴尬处境。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始终无怨无悔，孜孜以求，忘我工作，直到完成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导出国讲学，他把一生从事电影工作的作品和经验，经过梳理以后，给海外的同行、朋友和侨胞介绍，反响很大，效果很好。他自己也受到教育和鼓舞。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在狠批“导演中心论”的年代，作为一个出道早、作品多的资深导演，在艺术构想、精心打造、倾情发挥才智方面的束缚是不少的，发挥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而后来，在提倡导演为中心的年代，我们看到了许多有个性、有独特视角的作品，可谓见仁见智，各爱其爱，百花齐放。我想，改革开放，发展变化，与时俱进，这是必需的，是一个客观规律，但对艺术创作而言，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性的讴歌，应该是永恒的，万万不可忽略和丢弃。
时间，如白驹过隙，已经二三十年了。我知道曾导的最后消息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曾导，终于得到党组织的通知，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奉献终生的曾导，实现了他梦寐以求，苦苦追寻的心愿。今天，我写这篇往事，除了怀旧和自鉴，也是为了纪念引导我“触电”和“锻炼”的良师益友曾未之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