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略与战略
《何博士备论》继承了先秦兵家把政治与军事通盘考察的传统，以历代兴亡为便，明确提出了政治策略决定军事战略的原理。何去非在《六国论篇》是指出，秦与六国的实力相较，占有绝对的劣势，幅员只占六国的六分之一，兵力则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就是单个比较，相对于楚、赵、齐、魏这样的强国，秦也无多大优势可言。但是六国最终为秦所灭，这首先是因为秦国总体的政治策略对头，“连横”之策终能击垮“合纵”之术的缘故。六国各怀异志，政策不一，首鼠两端，不断地被秦所分化瓦解，最后各个击破。秦国军事战略的成功必须依赖政治策略的得当，否则，六国在“合纵”旗帜下联为一体，秦再多一些精兵良将也无计可施。
苏洵作《六国论》把六国之失败归咎于“赂秦”；而他儿子苏辙也作《六国论》把六国之失败归咎于在整体战略上齐、楚、燕、赵不能有效地帮助前线国家韩、魏。显然，何去非的议论立足点要比二苏之论高许多。
最后，何去非在《六国论篇》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政治决策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形势，只要利害相同，不论亲仇皆要联合。国与国间的政治，不问私情但讲利害。何去非在《苻坚篇》与《晁错篇》中了论证了只有政治眼界开阔，政治策略得当才可以使军事战略得以实施的道理。
民心向背
何去非在《秦论篇》中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说是当战国七雄并立之时，秦兵东出而六国灭，而秦朝建立后，陈涉大泽起义，天下叛秦，秦将章邯率秦兵东出而秦亡。不在于山川形胜，淆函之固，也不全在于战略上是否得当，将士能否用命，关键是民心之向背发生了转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也可以检验战争的正义与否，得民心之战是为义战，反之则为非义战。
何去非还有西汉周亚夫率军平七国之乱的史事来证这一点，他认为，七国之乱之所以失败，首先在政治上是没有得民心，人民并不希望“亡汉”，其次才是军事战略上的失策，没有采纳“取梁”和“据洛”的方略。
至于淝水之战就更说明这一点，王猛在世时就屡次告诫苻坚不要攻晋，因为东晋虽然微弱，偏安一隅，但在广大百姓眼里，它仍是汉族王朝的正朔所在。但是苻坚并没有听进去，王猛一死，他就率百万大兵南下进攻东晋。按双方军力对比，苻坚近百万比东晋八万，论将帅才能，苻坚也并不比谢安谢玄差，但是谢玄手下是誓死捍卫军园的子弟兵，而苻坚手下的百万人却多为不愿参战的汉族农民，所以果不出王猛之料，双方刚刚正式接触，苻坚号称投鞭阻流的百万大军便不战自溃。从某种意义上讲，谢家子弟只不过捡了个便宜。
有为有弗为
战争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这种手段需有所用，有所不用。何去非以汉与匈奴和与战的过程为例，十分鲜明地阐明了这一道理。他说汉高祖刘邦起兵灭秦然后楚汉相争，天下纷扰争战二十余岁，民力凋敝，户口减半。所以自他起，吕后、惠、文诸帝均对匈奴采取忍辱苟且的和亲之策，此时不是不肯用兵，而是用兵的条件尚不具-备，必须与民休息，积蓄国力，若贸然求战必至国威民残。到了景帝时，虽然有了用兵的物质条件，但国内诸侯又作乩，所以仍需对外忍让。至此，西汉王朝已经五世，他们虽不用兵，但均积极备战，暗中积蓄国力，以求时机成熟一举雪耻。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已经不止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库充盈，国力强盛，遂秣马厉兵，大战十年，北逐匈奴于大漠，一举帽洗前代之耻辱，而遗后世数代以安康太平。
何去非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君主，忘战而恶兵是不行的，耽于安乐太平而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等于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非至国破身灭而后已。而穷兵黩武也不行，打到最后也可能会象商纣王一样一把火在鹿台丧命。所以，运用战争手段的关键在于能否审时度势，时机成熟则用，时机不成熟则不用，有为有弗为，一味不用或滥用，都会导致败亡。
智与勇
何去非认为战争要善于运用智术，不可一味恃勇。在《楚汉论篇》，他指出项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任力不任智，一味依仗自己拔山举鼎之蛮力，作战时的骁勇无敌，有人才而不能用，一个范增也无法尽其谋，夺取地方而无术控制，既无统治方法，又无战略眼光，愚昧地弃关中而斤斤于“荣归故里”还都于楚地，最后等于轻易把关中让给了对手刘邦，使自己在楚汉相争中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而相反，刘邦虽其貌不扬，行为无赖，却能尽收天下智士而用之，使天下之智为己智。所以楚汉之争，就是智谋战胜愚勇的历史。
其后，何去非还在《李陵论篇》中谈到李陵之勇也是盖世绝伦，以步卒五千当敌骑十万，战况空前惨烈，作战英勇，杀敌之众，在西汉军事史上都是少见的，但结果还是全军覆灭，说明打仗不能光凭勇力，更需要有头脑，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力避决战，不打无把握之仗，若要战，必先算好了能打胜才打。当然，何去非的议论是无可非议的，但用在李陵身上却未必得当，李陵的失败原因比较复杂，绝非他个人单纯恃勇冒险所致，这里，何博士稍稍露出了一点书生偏见。
关于智与勇的问题，《何博士备论》中的其他篇节也有所涉及，比如在《刘伯升论篇》中，就认为刘升虽然果敢勇猛，但却不如刘秀深谋远虑，善于韬晦，结果刘升死而刘秀则终成大业。在《魏论篇》中，从曹操的用兵之道得出“兵以诈立”的结论，所以任力不任智必然败亡。
攻与守
何去非认为战略上的攻与守应与国力相适应。因此，他在《蜀论篇》中对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诸葛亮取了荆益二州而不能很好地利用，以致失了荆州而劳动蜀民，他的功业不能成就，实在是咎由自取。
其实，何去非的这番议论是有失公允的。荆州之失，是关羽不能理解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所致，既不能联吴又失之防吴，两面作战，自取其败。而蜀地元气大丧则由于刘备执意伐吴所致，蜀民之劳，罪过于不应算在诸葛亮身上，而恰是刘备关羽二人破坏了诸葛亮的既定战略的恶果。至于诸葛亮后来的“六出祁山”的伐魏攻势，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代守”的策略，荆州已失，虎亭惨败蜀国，不彩这样一种战略，静侯魏与吴的进攻，可能就会技撑不下去。“六出祁山”是战略上的防御和战术上的进攻，正因为这一点，诸葛亮才会以谨慎用兵为主，步步为营，而拒绝魏延的出奇兵冒险之策，事实上，诸葛亮之出祁山之战，并未损伤蜀国国力，与后来姜维的九伐中原不能相提并论。何去非未能理解这一点，只是一味强调魏、蜀实力的差异，认为弱的一方，只应防守待机，而不应进攻消耗，殊不知防御也有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之别，攻势防御有时才是最有效的防御。看来，何去非与北宋的许多士大夫一样，陷入消极防御的泥潭不能自拔，以致他一贯反对教条泥古，而有时却又掉进其迷雾中而不自知。
军纪的重要
何去非非常强调军纪的严肃性，他认为天下之正义，在国家表现为法制，在军队则体现为军纪。如果治理国家，法制松驰则国家必亡，统帅军队而纪律废驰则会导致失败。军队纪律是统帅全军、维系部队的纪纲不可一日松懈。为将者不可一味宽厚，讲究人情，以个人感情代替军纪的执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令不行禁不上，最后无法作战。他认为李广是个难阳的将才，文武足备，士卒也拥戴他，可惜为人过于宽厚，纪律不严，以致最后无功自尽。
唐代方镇拥兵自重，五代之时骄兵悍将迭相篡夺，一方面国之法制废驰，一方面军纪无存，军人成了家中惯纵的骄子，既不可驱使，反为所害。国家养兵本为保卫国家，可因军纪废驰反而成了国家之害。军纪的重要性在此从反面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
《曾胡治兵语录》--理学翻新
《曾胡治兵语录》为蔡锷编辑。蔡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革命家，辛亥革命后讨袁的大功臣。蔡锷曾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高足，维新变法失败后，矢志以军事救国。遂投笔从戎，1901年人日本成城学样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南方数省训练新军，1911年春赴云南训练新军，不久被任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旅长）。《曾胡治兵语录》就是蔡在云南期间编辑的。
《曾胡治兵语录》分为十二章，将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按“将材”、“用人”、“尚志”、“诚城”、“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加以分类，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当初是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教材，后来得到蒋介石的重视，遂成为近代中国军事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
《曾胡治兵语录》虽然辑录的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二人的言论，但在编辑选材上，也往往显出编者的匠心，特别是他那些按语，实际也表达了蔡萼的军事思想。例如谈及攻势防御问题，蔡锷就发挥了很大一篇，他说道：自普法、日俄两战以来，进攻之利，为世人所共见，所以各国军事学家一论及战略战术，大率主张进攻，以致走了极端，不是万不得已，没有人打防防守的主意。但是，实际上战略战术的采用，应该因时而制宜，因不同情势而求妥当者，万不可稍稍拘泥，忘记用兵之本源，只想去摹仿他人，如果这样的话，就如同跛子与人竞走，肯定要跌跤。
蔡锷还进一步论证说：战略战术上取攻势当然是好事，有许多便宜，但必须具备四种条件才行，一是兵力雄厚；二是士卒精练；三是军需器械完备，供给充足；四是交通便利。如果四者均优于对方，进攻战略方有胜算，如果四者缺其一，贸然取攻势，则就有可能导致如曾国藩所谓的无发而不能制人的后果。如普法战争，法国境内军队，开始动员颇为迅速，但法国战争准备不足，军资供应不上，加上兵力又未能集中使用，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战，未几便虎头蛇尾，处处挨打，着着落后，先是转攻为守，最后连守也守不住了，只好投降。而日俄战争怨有类似的情况，俄军后勤供应状况极糟，且交通线又长，单凭一单轨铁路，运输不继，以致每为优势近便的日军所制，后来勉强发动攻势，反而损失更大。
最后，蔡锷笔锋一转，把论述的焦点移到了中国当时军备的现状，以及占时应采用的战略上来。他认为，中国的军队虽然目前有20余镇（师）新军，但是由于没有后备制，且后勤保障系统也不完备，所以每镇临战也只能有五千战时兵员，这样我国的三镇方可抵上人家一师，而且一旦有伤亡就无从补充，这样一来，单从兵力数量上看，我国就不如东邻日本雄厚。而且中国现在的军队能否谈得上训练有素是，是大家彼此明白的，所以他日一旦与强邻开仗，我们的军队能否济事是不难设想的。至于主动进攻，就更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军用物资和交通两项，比强邻日本就差得更远。所以，中国一旦与东邻交战，所谓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的攻势战略应似无缘，与其采用孤注一掷的攻势，不如据险而守，节节设防，尽量保存自己实力，有效地迟滞、疲惫敌人，俟其师老兵疲，深入我境，再一举歼之，就象当年俄国对付拿破仑的五十万大军一样。
曾国藩和胡林翼在蔡锷那时的身价，与现今不同，即使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曾国藩也是相当佩服的。客观地看，曾胡治兵经验和见解虽是由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来，但他们以书生治军，洞悉兵法，熟悉历史，善于从古代兵学理论和历史经验及教训中吸取养份，并施之于战争实践，所以从军事理论角度，他们的言论确有可取之处，其中还不乏真知灼见。比如象蔡锷指出的那样，曾胡论夜间宿营，虽只一宿，也需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这种见识，在具体战争中实用，而且为近世兵家所未能道及。下面，我们就拟分述之。
治军思想
曾胡讲治军，具有浓重的儒生气息和理学风格。
首先，他们治军带兵讲究行仁义，认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强调不能因扰民而坏了士卒的品性。当然，湘军绝非什么仁义之师，不扰民的兵在那个时代很难存在。但是湘军中的家族伦理或道德气氛却是存在的。曾胡认为，他们带兵就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既要养育之又要保证其品德的纯正。湘军是曾胡门生弟子按乡里宗族系统组成的，以儒生领农民的军队，确有些象个大家族，再如上“崇正学”的卫道宣传，以理学治军倒也有点影子。所以，曾胡在强调治兵的“恩威相济”时，提法上与传统兵家有些不同，他们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其中，“仁”意味着带兵存一份仁爱之心，并给他们以较为丰厚的饷银，当时农村雇工，全年工资才银五两，而湘军兵勇，全年可得银五十一两，比一般绿营兵也高。而礼则意味着以礼教带兵，合于礼者发达，不合于礼者逐斥。当然，曾胡也照样离不开传统的“赏”与“罚”的法宝，他们认为，用兵必须先明赏罚，赏罚不严，兵就没法子带。赏无非是银钱与保举，罚则要脑袋搬家。曾胡也强调军队听从指挥的必要性，在号令未下达之前，不允许人有恃勇轻进，在号令已下达之后，不允许胆怯者萎缩不前。
用人思想
曾胡重视人才，认为国家富强在于能否获得好的人才。国运昌由于得人，国运衰，由于失人。《曾胡治兵语录》关于用人选将的篇目就有两篇，可见其斤斤在乎。首先，它认为人才的选拔，将帅的任用要看德行优劣，在德与才之间，曾氏宁取前者。《语录》认为，士兵是容易招募的，但将去却难求，有勇气胆略的将好找，而廉正无私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将帅则难求。《语录》曾把所谓“求将之道”概括为四条标准，即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而良心与血性的道德标准是大前提。所以曾胡用人有两个特殊的选择前提，一是要道德文章，二是要有“乡气”。前者的极致是曾国藩幕中有了些满腹经纶但战阵之上百无一用的人。后者的意思是提倡质朴品性，排斥衙门气和防止办事浮华不实。其实曾胡强调人才的德行，主要还是着眼于“忠诚”，即对朝廷和他们自己的忠诚。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在那个“反叛”的年代，为了维护正统不坠，不强调忠诚是不现实的，况且战阵之上的反叛实为用兵之致命伤。
在道德的大前提下，曾胡也讲求用人的不拘一格，反对求全现备，主张用人所长，避其所短。曾胡看来，用人之道的精妙之处就在能使人人显其长，去其短，其运用之妙，全在统帅的匠心。对于将帅，在智与勇之间，他们偏于智，认为为将将者如果勇多智少是不堪大用，难成大事的。显然，曾胡继承了中国兵家任智不任力的传统，颇有“儒将风度”。
用兵方略
曾胡用兵，以稳健、坚韧著称。开仗之先总是尽可能准备得充分一些，再充分一些，不打或少打无把握之仗。1853年，曾国藩初编湘军，咸丰皇帝即命他率部援皖。但他以没有作好准备为由，拒绝出征。他认为军队没有练好，武器没有配齐，仓促上阵等于儿戏，名早大兴义旅，实际上不过是矮人观场，看热闹而已。
曾国藩还对古代兵学的“主客”概念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对于攻城和守城的双方来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对于遭遇战来说，先呐喊放炮者为客，后发制人者为主；两军决战，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而曾国藩又一向用兵作战“喜主不喜客”，他说：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经常存一种不敢为先之心，应该让人家先打第一，我来打第二下。他主张后发制人，以至稳之兵取胜，非至万不得已，不用奇谋取胜。所以他主张宿营里，那怕只住一宿，也要深沟高垒，“扎更寨”，严防敌人偷袭。在行军中主张慎重拔营，以防敌人乘隙而入。在具体战争实战中，也以稳健著称，一生不敢弄险，在重兵环集，天京已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还主张“长围坐困”，不乐意冒险攻城。
胡林翼也有大体近似的用兵风格，他认为防守者不能处处设防，那样势必兵力分散，不能战也不能守，应该在紧要必争之地厚集重兵防守，这才是稳固。也强调进攻作战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坚韧的力量来压倒对手。他认为临战时不宜分散兵力，应集中兵力，不怕其厚重。而且在进攻时必须留兵守营，担任预备队，如果以十营兵进攻，须留五营作为预备队，以防不测。
曹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总战略上也确实以这种稳健坚韧的风格实行的。不管朝廷有何种的意见，友军有何种想法，不论太平军方面采以什么的战略战术，你围魏救赵也罢，抄我后路也罢，你东进江浙重地也罢，他只是一味从长江上游向下游压下来，由九江、安庆最后到天京，盯住就不放，最终也真的把牛色尖钻通了。
曾胡所统带的湘军，人数一直不多，初时不过二万，最盛时也不过十数万，远远抵不上对手太平军。他们本钱有限，不能轻易冒险，自然趋于求稳。从另一方面说，湘军属于正统者的一方，其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的供应，以及物质充盈度诸方面都要优于太平军。一般来讲，处于反叛地位的非正规军队往往要借助机动灵活和人数众多来弥补其技术上的劣势，而采用稳健战法恰是其克星。所以蔡锷评论道：曾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敌手并非节制精练之师，又兼人数众多，兵器又没有今日这样发达，没有骑兵和炮兵，耳目不灵，消息不便，攻击力相对薄弱，常常受地形地物的局限，进攻精神不易发挥。所以曾胡所为，确为因地制宜的好办法。
除了用兵稳健的特点而外，曾胡还借鉴了西洋练兵及实战方阵的军事技术。他们强调军队训练应从实战出发，进行越野训练，翻山越岭，过沟跳障。也主张采取步兵方阵，以期充分发挥西洋火器的威力。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后相迭，连绵不绝，排枪的威力遂发挥极致。曾国藩所津津乐道的“二字阵”与“方城阵”，实际上就是西方已实行多年的步兵方阵。对于旧式洋枪--前装滑膛枪而言，这种战阵是非常有效的。这反映了那个变化的时代烙在曾胡思想上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