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5月30日，别林斯基出生于俄国的斯威阿堡，其父是一名海军军医，后退役回地方行医。别林斯基12岁才上学，1825年在边查中学读书，中学期间，他开始阅读普希金、克雷洛夫的作品，后中途辍学。1829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在求学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文学协会，后因写作揭露社会黑暗的剧本被校方开除。1834年，《杂谈》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的第一部《文学的幻想》，文章陆续发表后，引起争论，作者受到当局迫害，生活维艰。1839年，别林斯基应邀担任《祖国纪事》批评栏编辑。从此，他以该杂志为阵地，一方面不断发表一系列文学评论文章，一方面积极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作者。他的许多论文反对文学创作中的虚伪，赞成“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文学予以辛辣的讽刺。毛泽东对别林斯基及其评论作品很重视。
【毛泽东评点别林斯基】
郑季翘同志的驳形象思维的文章，不大好懂，没看完。最后一部分，要把历史搞清楚：别林斯基来源于谁？斯大林时期究竟怎样？是不是那位女作家开的头？
————摘自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
【别林斯基小传】
在俄国十九世纪璨灿的文学星空中，惟独有一个人闪光的名字不是由于它的主人自己创作出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是由于他是别人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的阐释者和引导者而闪光。他，就是维萨里昂·格利戈里维奇·别林斯基。自1834年9月别林斯基以一篇《文学的幻想》的长篇论文在《杂谈》报上连载之后，他便一举登上文学批评的宏伟殿堂，并从此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上，从而使他成为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美学家和哲学家，并对推动俄国18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1811年5月30日，别林斯基出生在斯威阿堡。他刚出生的时候，其父格利戈里·尼基福罗维奇还仅是一位严谨的军医，在波罗的海海军服役，曾参加过抵抗拿破仑入侵的战争。其母则是一位贤慧的家庭妇女。别林斯基是家中的长子，父母视他如掌上明珠一般。1816年秋天，父亲从军队退役，来到一座偏僻的小城——谦巴县做了一名地方医生。母亲携着别林斯基及小一点的孩子们也跟着丈夫到谦巴县安家落户，日子虽然过得不很富裕，但在父母精心操持下，一家人也还过得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只要有闲暇，父亲便将小维萨里昂抱在膝头，给他讲各种动听的故事，还教他学拉丁文。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父亲也被当时俄国随处可见的腐化堕落的染缸染得变色了。整日里，父亲沉溺在酗酒寻乐中，不管家庭，也不过问孩子们的冷暖了。别林斯基的母亲看到丈夫可怕的转变，伤心透了，从此再也没有笑容。
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别林斯基便常常跑到邻家去玩。那一家的主妇伊凡诺娃非常同情和疼爱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只要她一熬肉汤，便总要留一份给别林斯基。后来，别林斯基一直与她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伊凡诺娃在给别林斯基写信时，署名总是：“你的姐姐和母亲”。
由于家庭境况的衰败，别林斯基直到12岁才进入学校学习。他非常刻苦、用功，犹如一块海绵，贪婪地吸吮着知识的水分。每学期期末，他的各门功课都是优等。别林斯基尤其对地理和历史感兴趣，因为他觉得，人类的发展史是那样地充满了神奇和伟大。很快，学校老师教授的知识已不能满足别林斯基的求知欲。父亲早年的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成了他课余的最好去处。每读到一本他认为有意义的书后，他便一字不漏地将全书抄下来。日积月累，别林斯基的知识面不断地增厚和扩大。有一天，他竟捧着自己写的诗念给小伙伴们听。
1825年，别林斯基来到离家100多里的边查中学读书。这也是他独立生活的开端。每天，他吃着学校里最便宜的伙食，住着最便宜的简陋房子。然后，将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拿去买书。正是在边查中学读书时期，别林斯基开始接触到18世纪俄国优秀作家的作品：普希金、克雷洛夫等的作品令他废寝忘食。特别是普希金的许多诗歌作品，别林斯基更是将它们背得滚瓜烂熟。这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普希金的作品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别林斯基渊博的知识，引起学校一位老师的关注。他叫波波夫，当时在边查中学教博物学。他后来曾回忆说：“不久我就爱上了他，尽管按年龄和当时的关系来说，他和我距离很大，但是我不记得在边查市还有谁能这样知心地跟我交谈科学和文学。”中学念到一半，别林斯基由于实在忍受不了学校沉闷的气氛和老师们的不学无术，他毅然退学回到家乡，打算以自学的方式考莫斯科大学。
这时，别林斯基的家境比以前更加糟糕。父亲完全变成了一个酒鬼，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弟妹们穿着肮脏不堪的衣服，一个个直喊饿。对这个已毁掉的家，别林斯基心痛万分。但这更加锻造了他勇敢坚强的精神和同一切邪恶作斗争的决心。别林斯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和父亲促膝长谈，劝导他改邪归正。他只知道，在他自修的一年时间里，母亲的脸上重又绽放了笑容。
1829年8月，别林斯基辞别亲人，背上简单的行囊，独自上莫斯科去了。他轻松地通过了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没有找到工作做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别林斯基只得咬牙向学校申请“官费生”的名额。这样，他就有地方可住，也有饭可吃了。但所有的官费生毕业后，都得到学校指定的地方服务6年。美其名曰的“官费生”，实际上20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斗室里，冬天不但没有暖气，而且四壁透风，盖着薄薄的棉被，别林斯基只得将所有的衣服都穿着睡觉，仍冻得直发抖，无法抵挡西伯利亚的严寒；吃的是连老鼠都懒得吃的最差的饭食。学生代表与校方几经交涉无望后，全体同学只得以绝食来向校方表示强烈抗议。校方觉得他们简直是在给学校“抹黑”，不但没改善任何条件，还向他们发出开除的威胁。但别林斯基和同学们并没被吓倒，继续为争取起码的权益而斗争。
在此期间，别林斯基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经常和同学们在寝室举行聚会，各抒己见，畅谈对俄国时事和未来的看法。不久，别林斯基又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文学协会，办起内部文学刊物，直接发表他们体现在文学上的思想“硕果”。1831年，别林斯基创作了一个五幕话剧《德米特里·卡里宁》。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农奴倾向。后来，别林斯基在剖析当时写这个剧本的心态时说道：“我带着一颗热爱真理的心的全部激情，带着一腔憎恨不义的灵魂的全部愤怒，通过一幅颇为真实生动的图画，描写了那些自认为拥有折磨自己同类的残酷而且不义的权力的暴虐者。”但是，这个剧本还没等到与广大师生见面，就被校方残酷扼杀。别林斯基也因此遭到学校开除。
对于别林斯基来说，一切困难和厄运都只是一块通向成功的垫脚石。他凭着“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消沉”的毅力和博学多才，很快在莫斯科扬起人生新的风帆。他先后干过翻译小说、为人抄写公文等零散工作。从1833年开始，他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给《望远镜》及其增刊《杂谈》报撰稿。由于他是一个热情、乐观、积极向上的青年，因而，他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别人向他靠拢。他小小的居室，常常成了朋友们聊天、聚会的公众场合。别林斯基有一个终生的嗜好，就是喜欢跟别人辩论。每当经过一番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后，真理若在对方，别林斯基便虚心地接受和向人家学习。生活的磨砺及知识面和眼界的开阔，使别林斯基迅速成长起来。1834年9月，《杂谈》报发表了别林斯基的长篇论文的第一篇《文学的幻想》。在这篇作者称为“散文体的哀诗”中，别林斯基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俄国文学自18世纪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到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这也是俄国文学从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到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的过程。他还认为，文学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表达人民的心声。它不光是要歌颂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也要敢于面对生活中一切丑、恶、假的事物。他还专门热情地提到，俄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可称为“普希金时代”。论文一发表，立即引起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纷纷撰文发表对《文学的幻想》的看法。当时，别林斯基年仅23岁。《文学的幻想》在《杂谈》报上连载了10期，在给他带来声誉的同时，也使他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
1836年冬天，《望远镜》杂志因其一惯强烈的进步思潮而被沙皇政府查封。所有的编辑人员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幸而，别林斯基当时正在外地朋友家作客。由于他入狱的“证据”不足，才躲过一劫。但《望远镜》杂志查封后，一时间，别林斯基失业了，加上他因出版一本教科书而背负的庞大债务，使他陷入生活的困境。几年间，他当过老师，也干过编辑，但都没有使他甩掉贫困的影子。直到1839年秋，他接受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社发行人的邀请，主持该杂志的批评栏，生活才稍稍安定下来。
来到繁华的彼得堡，他感到这里也只是富人的天堂，而仍是穷人们的地狱。街头随处可见衣不蔽体的乞丐、贫困的醉汉和目光呆滞的无业者。这更增强了别林斯基对俄国君主制和农奴制的憎恨。他不再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有一天，人人有产有业，平等博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他逐渐明白，只有革命，人民才有可能获得新生。这也是他世界观的一大进步。
主持《祖国纪事》杂志后，别林斯基殚精竭虑，一心扑在工作上。不久，《祖国纪事》即享誉全国，成为俄国进步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代表了当时俄国进步思想的灵魂。但他的身体状况却由于劳累和生活条件的恶劣而每况愈下，经常吐血。但他从不吱声，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经别林斯基之手编辑发表在《祖国纪事》的作品作者，有著名的老作家，亦有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他时刻关注着俄国文坛出现的新现象。从1840年始，别林斯基每年都要对俄国文学现状进行一次“年终评判”。既肯定作家们的创作成就，也善意地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在帮助文学新人上，别林斯基从不遗余力。年轻作家柯尔卓夫的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我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是他替我安排了一条适当的道路，……他经常告诉我，什么应该删除，什么要完全抛弃掉。”
四十年代初，在扶持文学新人的同时，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也进入成熟时期。他评论的领域涉猎也非常广泛：历史、哲学、戏剧、儿童文学、教科书、歌曲、字典、甚至是年鉴等，他都发表过评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进步作家以及当时在文坛刚崭露头角的进步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在别林斯基笔下受到过中肯而深刻、透彻的评价。他的这些文章，犹如一盏探照灯，照亮了作家们隐藏在作品中的思想精髓。尤其是对普希金的作品，别林斯基曾就此先后写过10多篇论述文章。如今，这些文章已成为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的经典之作。除了普希金，别林斯基外，他还对俄国文学“自然派”（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骨干果戈理的作品进行了大量、全面而细致的评判。对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这两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这样赞扬前者：“找不出哪场最好，因为没有一场较差，场场都是卓越绝伦的。”而《死魂灵》刚一问世，别林斯基就敏锐地感到它“超过俄罗斯文学中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一切”。（《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他称果戈理是自普希金之后的俄罗斯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和俄罗斯文学的领袖。这也体现了别林斯基一惯的反对文学创作中的虚伪、矫饰、夸夸其谈和提倡的“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的主张。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在今天站在俄国文学的最前哨。”他以此为武器，对以马尔林斯基为代表的庸俗浪漫主义和他们所宣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文学进行了辛辣而无情的鞭笞。
后来，当别林斯基发现果戈理站到了俄国农奴制度和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时，他心痛如绞。正在德国疗养的别林斯基抱着沉重的病体，怀着诚挚的痛惜心情，站在代表俄国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度，花了三天时间，给果戈理写了一封长信，即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这封信被公认为是“别林斯基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的光辉总结和革命思想界的政治纲领”。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别林斯基写出了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著名论文《1847年俄国文学的一瞥》。在这篇论文中，他有力地驳斥了有些人对“自然派”的恶意攻击，再次肯定了果戈理对俄国文学所作的巨大贡献。
1847年冬季，别林斯基感到从未有过的严寒正无孔不入地侵袭着他的身体。但这位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仍一声不吭，以不停的工作来减轻身体的痛苦。当朋友看出端倪时，别林斯基已不能正常走动了。可为了未完成的事业，每天，别林斯基都要恳求别人搀扶着他起来工作，直到手实在举不动笔为止。他清楚自己已病入膏肓。而当朋友们建议他先治好病时，他总是若无其事般乐呵呵地说：“等大雪盖住森林的时候，我还要跟你们比赛猎熊呢！”
1848年5月26日，别林斯基终因病重而与世长辞。这时，他才年仅37岁。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在文学批评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却犹如天上的启明星，指引着千千万万后来人前进的方向。正如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诗人涅克拉索夫在献给他忠诚的战友别林斯基《猎熊》一诗中所写的一样：
当俄罗斯的一切都在静止、昏睡，带着可耻的卑贱的神情，那时，你的精神沸腾，工作辛勤，开辟出一条一条新的途径。
【作者点评】
别林斯基是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亦被世界公认为“天才的批评家”。他不仅最早提出形象思维的概念，还针对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指出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在于再现现实”，“真正的艺术必须揭示生活中正确的方向”等美学观念，并致力于提倡和扶持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别林斯基在短暂的一生中，共写出文艺批评文章1000多篇。它们不但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给世界文艺论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李庆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