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世界著名作家、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1892年2月23日，她诞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曾就读于圣迭戈师范，参加过革命活动，曾任社会党《召唤报》记者，“印度自由之友”执行秘书，访问过苏联。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与宋庆龄、茅盾、鲁迅等人建立亲密友谊，并协助“左联”开展活动。1937年，她以外国记者身份来到延安，多次访问毛泽东、朱德，积极报道中国抗战事迹。曾先后出版《中国人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等书。毛泽东称其是值得欢迎的好人。
【毛泽东评点史沫特莱】
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道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
今年2月迄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和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反动分子世界各国都有，他们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压迫人民，一定遭到人民的反对。几个月以前，美国人民还不认识美国的反动政策，如对在中国驻兵、干涉中国内政、扶蒋反共等都是反动政策，现在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都写文章表示反对。
——摘自毛泽东《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4—206页。
【史沫特莱小传】
史沫特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是美国以至世界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莱诞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奥斯古德的一个贫苦的家庭，母亲是一个洗衣女工。家境的贫困和子女的增多造成父母的巨大负担，当她刚晓事时，父母带着全家来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煤矿区，父亲当上采矿工，一家人挤在黑暗肮脏的工人宿舍里艰难地生活。由于家中有五个孩子，父母收入仅够维持生活，所以孩子们在童年时期都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偶尔去“科罗拉多燃料与冶铁公司”的初级小学里上课，但史沫特莱终因家中贫穷而在9岁时便辍学，以她弱小的身体去干着繁重的体力活，为家中生计挣点收入。她替人家看孩子，去饭馆洗盘子、剥土豆，以一个小女孩的目光去观察着这不平等的世界，艰苦的谋生之路磨炼出她坚强与自立的个性，也培养出一种叛逆精神。
当史沫特莱16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了。在这花季般的年龄，该充满着多少美好的幻想和幸福的憧憬啊！可是可怜的史沫特莱却不得不担负起母亲遗留下的重担，为生活和家务付出更多的汗水。这时的她已经有着一股强烈的求知欲，不愿再走母亲这条狭隘痛苦毫无出头之日的路了，她要冲出贫困愚昧带来的束缚，走向矿区外面的世界。史沫特莱安排好家中的一切后，毅然告别父亲和弟妹，独自闯入城市那充满神秘而危险的繁华世界。
城市飘泊的生活使史沫特莱尝尽了贫穷带来的苦难。她到饭店当女招待，到工厂做卷烟工，去报社当推销员，以微薄的薪水度日。她还坚持业余学习，从1911年起曾在坦佩师范学校和圣迭戈师范学校学习，但终未获毕业证书。她在掌握了打字技术后，又去当了一阵子打字教员，以获得更多的收入。1917年，她来到纽约，当了一名秘书，夜间就在纽约大学上夜校。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习，她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对社会和人生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切身的生活体验使她明白了被压迫被剥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必须彻底推翻，当她更多地接触到一些国外人士，了解了世界的状况后，她知道这种被压迫现象并不是只在美国存在，而世界各地都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带来的现象，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应像兄弟般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1918年，史沫特莱开始接触一些印度的革命人士，了解到印度的革命斗争，并为他们的斗争事业所吸引，立即参加到这些人士的革命活动中。3月，她被当局抓捕入狱，经过友人努力，于11月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她到社会党的《召唤报》工作，同时又编辑《印度新闻稿》，还担任了“印度自由之友”的执行秘书。她以艰苦的努力和优秀的成绩为自己铺开了一条新闻之道，并运用这一武器为革命人士宣传和呼吁。她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在她身上的那种不安于现状的秉性又一次促使她离开工作。1920年，她踏上赴欧洲的航船，来到了德国柏林。
在柏林，她继续同一群印度革命者来往，并于1921年随印度代表团访问苏联。
她到柏林大学任教，又在《法兰克福日报》当记者。1928年她以报社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采访报道当时中国的各层次人物及革命斗争情况。在中国，她很快和宋庆龄、茅盾、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30年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上海一些知名人士要为鲁迅举行一个庆祝他50寿辰的庆宴，便派人找到史沫特莱，请她出面租一家小型的西餐店。这在当时是充满着危险的。鲁迅是国民党政府所仇恨的人物，而邀请参加宴会的一百名左右的男女又正是一些“危险分子”，举行这样的集会，极可能遭到警方的破坏甚至酿成惨案。史沫特莱深知鲁迅在人民心中的份量，她不畏危险欣然允诺。于是所有的客人都用口头邀请，并发誓保密，在去餐厅的各路口要安排人放哨，以确保安全的顺利进行。那天下午，一切按计划进行，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租了一间荷兰餐室，客人们纷纷来到，秘密地为鲁迅先生庆贺寿辰。在晚餐后的演说中，史沫特莱第一次听到红军的成长和秋收暴动事件的真相，也是第一次听到鲁迅的生平，对他产生无限的敬仰和钦佩。从此，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建立了长期友谊，他们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他们三人常常会晤、一同进餐，鲁迅的精神使史沫特莱深为感动。她认为，有些人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可是依我看，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她对鲁迅的尊敬与关怀一直维系到鲁迅逝世。1936年年初在鲁迅患肺病时，她一接到茅盾电话后立刻把一位美国医治肺病的专家硬拉到鲁迅家中，当诊断结果出来后，史沫特莱立刻掩面痛哭起来。她对鲁迅的感情表现了一位正真善良女性的崇高品德。
1930年之后，史沫特莱大力协助“左联”开展活动，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先参与创办和编辑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193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人的命运》，这是一本描写中国农民血的斗争的真实报道，它深深地刺痛了反动政府，结果史沫特莱便被列入了“共产党”的危险人物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