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新皇帝在前台当傀儡，自己在后台控制实权？慈禧又开始了她的战略行动。首先从驯化入手。为了将光绪培育成她的“永久性”的唯命是从的政治工具，她对光绪的驯化真可谓煞费苦心。当载氡唤尤牍中之后，慈禧不顾骨肉亲情，强行切断小载胗肫渖母的日常联系，连小皇帝左右近侍都是为驯化他而精心安排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光绪帝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对慈禧之间的所谓“母子”关系，然后再以封建“孝道”伦理，从思想上来拉拢光绪帝。当光绪帝懂得一点事理的时候，慈禧又按所谓“家规”，规定光绪帝必须每日向她请安。通过这种精神“钳制”，使光绪帝头脑中逐渐形成唯慈禧独尊的绝对权威的形象，从而俯首听从于慈禧。
她还十分注重对光绪帝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培训，慈禧把直接经管光绪帝学习的全权交给其亲信，又任命具有较深封建文化思想修养的翁同和和夏同善作为光绪帝的汉学师傅，以便把光绪帝培养成为称心如意的傀儡式的国君。可想而知，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小皇帝，哪里还有什么独立自主的个性可言。结果，光绪皇帝性格懦弱，大事小事都要请示。
此外，慈禧玩弄花招，改“听政”为“训政”。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16岁。这时的光绪对封建时代的经史都已学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且在“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分析判断能力方面，同样得到了日新月异的提高。与此相应的是，他对朝政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尤其是通过令人胆寒的中法战争，又促使光绪帝的政治思想得到长足的进展。这一切均表明，中法战争后，光绪已逐渐地成长起来了。从此以后，光绪帝作为一个国君的身影，便在清王朝当中越发明显地突现出来了。慈禧不得不考虑以前的许诺，当然，这难不倒练就了一套玩弄权术的超级本领的慈禧，从六月上旬起，便开始了由慈禧导演并与其亲信一唱一合的“归政”双簧剧。接着，经慈禧“面谕”，由其亲信大臣们再次出面，于当年十月二十六日（1886年11月21日）公布了一套经其降旨“依议”推行的《训政细则》。这个《细则》
把慈禧永无限期地控制清廷局面的行为制度化了，光绪帝在清廷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受《细则》的约束，否则，便被视为“越轨”行为。名曰皇帝“亲政”，实则太后“训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十五日，慈禧故作姿态地在清宫给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亲政”仪式。事实上，谁都明白，这个仪式名为光绪帝“亲政仪式”，实为慈禧“训政”开场。由“听政”到“训政”，不过是招牌不同而已，其货色依然如故。光绪通过这样的“亲政”，却使他在清王朝中的傀儡地位更固定化了。
最后，培植亲信，结成党羽。不论慈禧怎样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光绪帝，但光绪帝毕竟是处在一国之君高位上，这不能不对慈禧在清王朝中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慈禧唯恐光绪有朝一日挤掉她在清廷中的权位，便在光绪帝身上下功夫的同时，又极力进行排除异己和结党营私活动，逐渐形成后党势力。慈禧选择后党成员的唯一标准是忠于自己。慈禧派自己的亲信把持军机处。其次，皇宫内廷由太监总管李莲英把持。李莲英秉承慈禧旨意，与后党官僚里应外合，密切“临察”光绪的言行，充当慈禧的鹰犬。此外，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还与以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形成强大的后党势力，它严重地牵掣着光绪的一切施政方针的实施。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把光绪帝视为她在“家内”最大的潜在威胁而多方筑围设“防”。但从光绪帝本身来说，经西太后多年的特殊“抚育”，他已陷入了西太后布下的罗网之中，西太后的“不可侵犯”的“威严”，已在他心灵中扎下了根。但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鉴于在西太后的拨弄下朝局越发昏暗，光绪帝进而又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反作用力”也在日趋增长。与此同时，那些“愤太后之干政”的“朝士之守正者”出于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依附”光绪帝，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逐渐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即帝党）。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珍妃之外，就是他的汉文师傅翁同和和对西太后不满的工部侍郎汪鸣銮等文职官员。其中，翁同和既逐渐成了光绪帝在政务活动方面的一个最靠得住的有力支持者，而且也成为逐渐形成的帝党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支柱。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像一颗重型炸弹，引起朝野震惊，堂堂“大清帝国”竟惨败于偏于一隅的日本岛国！清政府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自此丧失。于是，救亡图存的呼声动地而起，就连清廷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发出了强烈的图存要求。维新派领袖们冒死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救亡。光绪帝不愿做傀儡皇帝，更不愿做亡国之君，决意变法。
慈禧知道，如若变法，必然要使她的权力地位受到削弱，而这对她来说无疑有如剜心剖肝。
老奸巨猾的慈禧不是马上站出来反对，如果这样，势必失望于国人，引火烧身。面对光绪帝的变法要求，慈禧表面上表示同意，并让庆亲王奕熳告光绪帝：“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但慈禧暗地磨刀霍霍，待时而动，“由他（光绪帝）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但就在光绪帝颂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五天，慈禧就勒令光绪帝宣布三道谕旨：一、以渐露揽权狂悖之罪，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革职逐出京城；二、凡二品以上高级官员授予新职，均须到太后前谢恩；三、将王文韶调进清中央，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
接着，慈禧就住在颐和园“静观”。维新终于触到了实质。八月底始，光绪帝采取三项措施，试图把新政引向深入。一是裁撤议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无所事事的衙门，并裁撤既有总督又有巡抚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二是下诏把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交部议处；三是任用维新首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三项措施并未涉及新政实质内容，只是组织性的措施，但正因为是组织性的措施，慈禧不能“静观”了，她绝对不能容许光绪帝排斥她的亲信。一个废除光绪帝的计划正在酝酿着。
八月初六黎明，光绪帝正准备去颐和园请安，尚未动身，慈禧却到达皇帝寝宫，喝斥光绪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你竟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精心挑选，你竟敢任意不用，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是什么东西，能胜过我所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过祖宗所立之法？你何等昏愦，真是不肖子孙！”
第二天，慈禧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瀛台四面环水，原有三座小桥与外边相通，此时只留下一座，派太监把守，即使皇后、贵妃均不得与光绪见一面。从此光绪帝成了不带枷锁的囚徒。就是在深陷逆境的岁月里，光绪帝仍在“朝夕研求”古籍时书，在其中“于西学书尤留意”。同时光绪帝还每日坚持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密切注视外洋动态，关心国家的兴衰，其原动力无非是来自他的政治抱负。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汹涌澎湃的滔滔洪流，清王朝完全陷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光绪帝还在念念不忘重新操政，继续走他的维新治国的道路，当然已经失去了它那原来的光泽。就光绪帝自身的处境来说，他也根本没有实现其革新愿望的可能了。后来，光绪帝只得无可奈何地作了最后一次表白：“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样子的。”
慈禧以光绪名义下达圣旨：现在国事艰难，经再三恳求，由太后训政。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空有一腔热血而无丰富斗争经验的新派以惨败告终。戊戌变法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扼杀了，近代中国一次民族复兴的生机被扼杀了。慈禧把此前本没有怎么丧失的权力又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慈禧又一次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维新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慈禧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西方列强对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国内各阶层人民对这个政权的失望和不满也空前增长。慈禧就像坐在一个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携光绪帝狼狈逃到西安，虽然临行前推珍妃于井中溺死，但外敌的凶狠一直令年过六旬的慈禧胆战心惊。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扭转政治危机，慈禧不得不“顺应”潮流，谎称也要进行“变法”，实行“新政”。1901年，慈禧也弹起了变法的高调，她在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
慈禧不仅唱着变法的高调，到1905年，她居然同意一些官员建议，准备实施立宪政治，并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慈禧立即借此发布谕旨，立宪政治，势在必行，苦于目前“规模未备，民智未开，尚待时日”，何时实行立宪，现在还不能定，只能为立宪作点准备，再行立宪。
良辰美景奈何天。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缠绵于无尽的凄凉忧伤之中的光绪帝，于光绪三十八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饮恨逝于瀛台涵元殿，终年（虚龄）38岁。第二天，慈禧这个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的老妇人带着难以满足的权力欲和物质占有欲也离开了人间。三年后，在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中，清政府灭亡。慈禧这个生前搅得国家和他人片刻不得安宁的“老佛爷”，却未曾想到死后也会被他人“打扰”。1928年即慈禧死后二十年，军阀孙殿英贪财，炸开慈禧的地下宫殿，破棺盗宝，使这位“老佛爷”的亡灵竟无立足之处。
【作者点评】
慈禧是一个精明而又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她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宫廷斗争中获胜，主要得力于三要素：一是心狠手辣，“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二是善于把握情势，当机立断，决不让机会错过；三是善于培养政治上的敌对势力，以达到其操纵驾驭的目的。有了如上三因素，再加上既有的皇太后身份以及晚清官僚集团的腐败，足以使慈禧得以从容玩弄大清帝国的权柄于股掌之中。
作为一个极有心计的权术家，慈禧唯一理解的东西是权力而非政治，作为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慈禧对事物有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而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便得到慈禧的有力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慈禧感应时局危机和朝野变法呼声，对变法持基本赞同态度。光绪帝于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定国是诏”便得到了慈禧某种程度的赞同。二十世纪初发生的“新政”运动，是清王朝在最后岁月中为挽救日益衰败的政治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也是近代史上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第三次变革，其变革深度大大超出戊戌时期维新人士的拟想，而这场“新政”亦得到了慈禧的全面支持。
然而，绝无近代政治眼光的慈禧，全心考虑的只是如何维护自己历经艰险所赢得的绝对权威。任何因素若构成对她个人权势的威胁，她必不计后果痛下杀手。她最初支持维新变法，但一旦变法直接触及到她的权威，一向对她恭敬服帖的光绪帝又表现出大有作为的动向，她便怒不可遏，立即发动戊戌政变，将百日维新扼杀在襁褓中，造成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大挫折、大倒退。招惹她大怒的光绪帝亦被囚禁在瀛台，直到被折磨成一个活死人。曾经有过辉煌国运的清朝，权柄落入一个狭隘、短识的女人之手，这实在是近代中国的莫大不幸。
慈禧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她的自私和贪欲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最后灭亡。近人王照撰《方家园杂咏纪事诗》，戏称慈禧为推倒满清之先锋；另一方面，由于慈禧主持下的清政府将近代化特别是政治近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二十世纪初，致使中国近代化的格局更加复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化步履维艰、阻力重重的格局光绪皇帝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者，失败了的改革者，历史悲剧的扮演者。被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暗流推上皇帝宝座的光绪帝，又在充满民族、阶级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土壤中形成了鲜明的矛盾性格，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无不体现了这一突出的特点。光绪帝当政期间，在其经历过的重大中外战争中，他都站在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边。在甲午中日战后国势垂危之秋，光绪帝毅然支持变法维新，并通过它绘制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要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把任人欺凌的衰弱中国引向近代化发展道路的蓝图，而且在实践中也作了可贵的尝试，直到他为此进步事业而身陷囹圄。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在长期险恶的逆境中，还在念念不忘“振兴中国”，对祖国的未来充满憧憬，仍在不停地为此而追求。综观光绪帝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是随着时代运动的脉搏在不断地向前迈进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光绪帝不愧为一个在特定环境中出现的爱国开明皇帝。
然而，光绪帝又是一个弱者，他始终没有组成一支强劲的力量。光绪帝在较为有力的时候，也未能完全摆脱封建顽固势力的总根子——西太后的控制；当他被囚禁以后，更不得不屈服于西太后的淫威之下了。光绪皇帝终究没有变成在较为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最后落了个赍志而殁的凄惨结果，以一个悲剧型的人物形象表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詹全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