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
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山，字汉英，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人。现代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东北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解放后，先后调河南省文联、武汉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少年姚雪垠因家境贫寒一度辍学，只间断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初中。1929年前往省城开封，考入河南大学预科，次年因参加学潮被捕，遭到学校开除。从此，他刻苦自学，研读中国史学和古典文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春，他以描写一个农民抗日游击队员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登上中国文坛。从1942年起，先后推出《牛全德与红萝卜》、《新苗》、《重逢》、《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等小说。其中尤以自传性质的小说《长夜》最为著名。其法译本在1984年法国举行的世界名作家会议上赢得了马赛市纪念勋章。1957年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同年，因发表《打开窗户说亮话》和《惠泉吃茶记》等文，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农村“劳教”。粉碎林彪、“四人帮”后，1979年其冤案得以昭雪。1963年夏，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完成《李自成》的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再现了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
【毛泽东评点姚雪垠】
前不久，一位名为姚雪垠的作者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叫《惠泉吃茶记》，你们看过没有？……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60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指姚雪垠——引者注）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摘自《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48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姚雪垠小传】
1910年10月10日，在河南省邓县姚营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降生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男婴。但是，新生命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什么喜悦。相反，他的母亲看着身边衣衫褴褛、嗷嗷待哺的几张小嘴，痛苦地决定溺婴。在其曾祖母的极力阻止下，这个婴儿得以幸存下来。因排行的关系，父亲为他取名冠三，字汉英。后来，姚冠三改名姚雪垠。
童年时代的姚雪垠，很早就备尝生活的艰辛。看到别的小伙伴都纷纷进私塾读书，他是那样的羡慕，然而，他没有去为难父母，只是更勤快地帮助母亲干农杂活。1919年秋，土匪将姚家房屋付之一炬，使姚雪垠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同年，父母只好带着全家老小迁往邓县县城。次年，父母不忍耽误聪明好学的儿子前程，遂送10岁的姚雪垠进当地私塾跟先生读书。1921年，姚雪垠考入教会办的鸿文高等小学，于1924年毕业。出于生计的考虑，姚雪垠和一个姓杨的同学来到洛阳，准备进吴佩孚的兵营当一名少年兵。谁知，他的计划遭受到已经在吴佩孚部队当上学兵的大哥的坚决反对。当年秋，姚雪垠来到信阳考入教会办的信义中学，当了初中二年级插班生。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令姚雪垠终生难忘的事情。冬天，学校因直奉战争爆发，局势混乱提前放假。姚雪垠跟随二哥一起回家。途中，遭到一帮土匪的劫持，土匪头子叫李水沫。这些土匪，大多都是被生活逼上绝路的农民失业者，也有一些混杂的地痞流氓。土匪们干着奸淫烧杀的营生，但其中许多人本质上并不坏。姚雪垠兄弟俩被绑“肉票”倒没有受多少罪，姚雪垠还被另一个土匪头目认为义子。他们在土匪窝里生活了一百多天，才于次年春被义父送回家。在土匪中生活的经历，促使他后来创作了长篇小说《长夜》。此后失学半年，姚雪垠才又得以进入教会办的鸿文书院继续读初中二年级。仅读了不到一学期，不久即因家贫辍学。家里，父亲整天沉溺于鸦片中不能自拔。父母之间的打闹和对他的责骂总是不绝于耳，令他在家中再也呆不下去。这中间，他曾两次跑去当兵，两次去读私塾，均未果。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姚雪垠始终坚持自觉地刻苦自学，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正如他自己说的：“夏天的晚上，全家人坐在小院里乘凉，我坐在小屋子里的灯光下看书。……冬天的夜晚没有火烤，也没有大衣，我披个被子在灯光下读书。”其短篇小说《两个孤坟》于1929年春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在《河南日报》上。处女作的发表，给予姚雪垠莫大的信心和支持。同年秋，姚雪垠到省城开封考入河南大学预科。不久，即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学潮委员会的活动。他从此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对新文学运动和史学发生浓厚兴趣。史学上，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运动三种史学流派给予他很大影响。对于学习和掌握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姚雪垠在半个世纪以后的80年代还深有体会地讲道：不管哪一门学科，而尤其是文科，我认为要重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武器，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因为姚雪垠早期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实基础，为他以后的发展道路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次年，姚雪垠因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被捕。出狱后，他与王梅彩结婚。王梅彩的父亲王庚先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后来被军阀孙庭芳杀害。1931年夏，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将姚雪垠开除。无望之下，他只身来到北平，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走上自学成才的艰难征途。姚雪垠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或文学史家，因此，他开始致力于钻研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从古代历史到一般社会科学名著；从《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汉书》到唐诗、宋词、元曲再至明清小说，都是他纵深涉猎的学习领域。在北平期间，他成了北平图书馆的常客。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遨游在书海之中，此时此刻，随时袭击他的饥饿和严寒似乎也离他而去。当时他的肚子里，每天只有少许早上或中午吃下的一点烤红薯或烧饼之类的东西。1932年春天，因在北平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姚雪垠只好回到家乡，先后执教于淇县楚旺中学和信阳义光女子中学。这年底他失业，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此后，他与人合伙开过书店，办过杂志《大陆文艺》和《今日》，因刊登进步思想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1934年春，他再次前往北平，从事读书和写作，后因患严重肺结核，为了治病，一度往返在北平——河南之间。尽管身体极度衰弱，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常常是左手捂着剧痛的胸部，右手握笔坚持写作。他在陋室里创作了《鸟文人》、《老马识途》、《苍蝇主义》、《论潇洒》、《汉奸变种》、《从汉奸谈起（杂感之二）》等杂文，短篇小说如《野祭》、《小罗汉》、《碉堡风波》、《援兵》、《M站》、《生死路》、《查夜》等，短短几年中，姚雪垠创作了大量的杂文、散文、短篇小说和文论文章。此外，他还翻译过两篇世界语小说。他的这些早期作品，从不同角度对阶级压迫下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对饱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自发揭竿而起的反抗斗争给予赞颂。作为一个步入文坛的进步青年，姚雪垠曾谈到过自己的创作体会。他认为，一个作家不但要有通古博今的良好的基础知识的修养，更重要的是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这也正是他自己半个世纪的跋涉创作历程的经验和总结。在回忆河南大学的求学经历时，姚雪垠满怀深情地说：“我永远不能忘记进入河大预科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给我的启蒙教育。倘若没有这一思想教育，我不会走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道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曾出过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但因为他们是代表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利益，宣扬的是反人民、反社会、阻碍时代前进的东西，最终只会落得遭到历史和人民唾弃的命运。
初涉文坛不久，姚雪垠就开始自觉地进行生活中的口语尤其是北方口语的积累。30年代初，姚雪垠因患肺结核从北京回到河南故乡养病。因为严重的疾病缠身，使他无法正常地写作。为了不虚度宝贵的时光，他便着手收集故乡的口语。短短七八个月，经过他整理的语汇卡片日益增多。为便于查考，他便以编辞典的方法，将这些语汇条理分明地集成，取名曰《南阳语汇》。通过不停的摸索和积极主动的探索，使他的创作语言自成风格，独具特色。中国的文学语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过几次大的变革：从文言文到白话的革命，从欧化语言到大众化语言的革命等。今天，文学语言更是走向多元化。40年代初，姚雪垠在《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一文中写道：“真正的文学语言的美，应该是自然的，素朴的，切实的，而不是离开活的口语故意求美的。”他结合自己的实践教训讲道：“我当时因为对于美的知识太缺乏，除受了旧文学影响外，又受了新月派锤字炼句的影响，写起散文来便戴了一个无形的‘美’的枷锁。如今我才知道那‘美’是人工的，虚伪的，是和真美离得很远的。”为此，他举出一篇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山上》，具体说明华丽词藻堆砌的危害。小说一开头即写道：“薄的白云像轻纱，被晨风拽过山头。风，凉凉的，呼呼地走下树木杪，又吻着满山的鲜花和野草。”在此文中，他还举出许多具体例子，来表现口语的鲜活、准确和传神之处。如他将北方口语中的“搭拉”一词与通用文字“悬挂”和“下垂”作对比，说搭拉“是指一种软的东西，上头放置在或附着于什么东西上，下头垂挂下来，甚至也可以拖在地上。比如说，‘我的腿从床上搭拉下来’，‘他的发辫子从脑后搭拉下来’，等等之类，你用‘悬挂’或‘下垂’都没有用‘搭拉’来得恰当。”善于向人民大众口语虚心学习的姚雪垠，经过探索与实践，很快走出青年作者创作幼稚期容易犯的语言误区，找到了自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风格。那就是：“……我的小说语言，努力走朴实、流畅、中国化这条道路，里面很少欧化那种词儿和句法。”正是他小说中蕴含的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他的长篇小说《长夜》和鸿篇巨制《李自成》轰动欧亚非，从而成为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视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姚雪垠同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一样，誓与北平共存亡，随时准备参加北平保卫战。后来，宋哲元率部退出北平。8月初，北平沦陷，姚雪垠才辗转回到开封。9月，他与王阑西、嵇文甫、范文澜等人一起创办宣传抗日的刊物《风雨》周刊，取“风雨同舟”之义。在中共河南地下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运动，影响甚大。1938年春，姚雪垠到武汉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不久，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大捷之后，姚雪垠以《风雨》主编兼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身份，来到徐州前线，进行实地采访，写成《战地书简》。这是一种书信体裁的中篇报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报告文学，共有11封信。同时，姚雪垠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该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上。小说一发表，立刻在国内引起轰动。人们不但为小说感人的故事所打动，更为那新鲜的、清爽的、朴实的口语化语言的魅力所深深震撼。姚雪垠说他这篇作品，是受到当时“大众语讨论的直接影响而在创作实践上所作的探索”。《差半车麦秸》写的是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怀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纯朴愿望，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他逐渐改掉了自身小农意识的缺点，最后成为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茅盾还专门为这篇小说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称“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个在抗战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地的主人。……他没有去写那些天兵天将式的英雄，他只写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觉醒，然而却有着撼人心弦的魅力，使人们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源泉所在”。
此后近三年时间，姚雪垠一直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从事抗日宣传等活动。先是在第五战区国共合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一边在地方、部队、学校讲授唯物辩证法或作有关报告，并经常深入抗日前线进行实地采访，一边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写作。1939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斗争和国内局势更加严峻。这时，文化工作委员会也被蒋介石勒令撤消，姚雪垠只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挂一秘书空衔。其间，姚雪垠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姚雪垠曾描述过当时在老河口的写作环境，他说：“在日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吃过早饭就跑到城外，向老百姓家借一把小椅，将稿纸摊在小椅上，自己坐在地上写作。敌人飞机快到头上时，我就赶快趴倒在旁边的庄稼地里。敌机扫射一阵，在附近投几颗炸弹，炸开的弹片发出尖叫。敌机一离开头上，我就继续写作。”《春暖花开的时候》反映的是大别山地区的一群男女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救亡的故事，展现了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紧要时刻，祖国儿女纷纷离开学校和家庭，怀着拯救民族危亡的美好理想，或奔向抗日前线，或奔向延安。小说不仅反映了青年男女积极参加抗日运动的爱国行为，也反映了向往革命、向往光明、向往民主的青年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决斗争和对封建家庭和学校的强烈反抗。但这部小说当时一发表，即遭到胡风等人的批评，说它是“色情文学”。但历史早已还它公正评价。《春暖花开的时候》被姚雪垠视为自己青年时代的重要作品。它不但是他第一次尝试长篇的创作，亦是第一部比较完美地体现了其文学创作美学思想的作品。写于1940年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也是姚雪垠“探索如何运用大众口语问题的产物”，他在《关于〈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道：“在‘七七事变’前就开始探索自己要追求的语言风格，到写《春暖花开的时候》基本上明确了。概括起来说，我要追求的语言风格是：朴素、生动、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