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年），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自1926年10月主编《生活》周刊起，邹韬奋先后创办了《生活日报》、《新生》周刊、《大众生活》、《永生》周刊、《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杂志。1936年11月其与沈钧儒等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为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他的临终遗愿，追认他为正式党员。毛泽东称其“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评点邹韬奋】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毛泽东挽邹韬奋——摘自《毛泽东著作大辞典》第113页，××出版社出版。
【邹韬奋小传】
邹韬奋，原名恩泽，乳名荫书，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永安的一个官僚家庭。其祖父邹舒宇，先后任福建省永安县知县，长乐县知县，延平府知府，是一个有一定志向的封建官吏。父亲邹国珍，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第二科科长，抗战爆发后，尽管汉奸殷汝耕曾多次威胁利诱，但他仍没有接受任何敌伪职务，他这种始终洁身自好的品质，对邹韬奋成长影响很大。
“韬奋”这个笔名，在1928年11月18日的《生活》周刊《小言论》专栏上首次启用。为此，邹韬奋曾说过：“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意思就是一边要韬光养晦，一边要不懈奋斗。1931年1月1日，邹韬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梦想的中国》时首次署名“邹韬奋”。此外，他还用过十几个笔名。
6岁时，邹韬奋便由父亲亲自“发蒙”，学习《三字经》。其后，家境稍微宽裕时，父亲便为他请来一位“西席”先生。那时教育方法极为野蛮，邹韬奋为此大吃苦头。年底时，父亲总要“清算”他平日的功课。10岁时，一次，父亲在桌上放着一根两指宽的竹板，听他背《孟子见梁惠王》，背不出来时，父亲提一个字，叫他把手掌放在桌上，拿起竹板重重地打一下，于是，韬奋就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直至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向灯光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近10年“牢狱式的家塾”生活，使邹韬奋接触了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不仅陶冶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操，而且为日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10月，邹韬奋17岁时，父亲为了要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送他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读书，次年，邹韬奋升入中学。邹韬奋的学习是刻苦认真的，整个中学时期，直至大学二年级，除了一个学期外，其余全都被学校评为“优行生”，获得学校免缴学费的优待。这一次“例外”，说来有趣，并非由于邹韬奋的学习成绩不好，而是因为邹韬奋的品学特别优异，“除学识是怎样怎样的精研通达外，性格又是怎样怎样的谦逊韬晦。”简直不是什么物质的奖励所能包容的，所以学校特给予他“荣誉的奖励”，而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老师们盛情的鼓励固然可感，可那一学期的学费却大费了邹韬奋的一番筹谋。
1919年，上大学二年级时，邹韬奋越来越觉得所学的电机工程专业与自己的兴趣不符，于是，他考入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辅修教育。与工科专业相比，这些课程更投合他的爱好和需要，邹韬奋这时的学习可说是轻松愉快的。然而为了救穷，韬奋继续利用课外时间写文章。当时，受“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先后撰写并发表了《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妇女觉悟的曝光》、《男女问题的根本观》等文，积极主张反封建、倡民主、学西学，并翻译了杜威的《德谟克拉西与教育》、罗塞尔的《社会改造原理》等书。
1921年7月，邹韬奋结束了求学生涯，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他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上海厚生纱厂做英文秘书，这个工作虽有违他想加入新闻界的初衷，但在一时没有更好的机会的情况下，不得不走“曲线就业”的道路。
1922年，邹韬奋终于有机会开始走上编辑、出版的道路，这时，他进入了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以及编译《职业教育丛书》。
1926年10月，让韬奋更感兴趣的工作到来了——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周刊的主编，相比较专业与枯燥的《职业与教育》，《生活》周刊使韬奋摆脱了对职业教育的惭愧与苦闷。他那种热爱工作，全力以赴的敬业精神，他所具有的实事求是和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在办《生活》周刊七年的过程中充分地展现出来。
办好一种杂志，最主要的是要吸引人看，而且看了要有所收益。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以后，就着手对刊物的内容进行革新。他说：“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以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自此，《生活》周刊在他的主持下，发表的文章，从单纯谈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同时，《生活》周刊开设信箱专栏为读者解决疑难问题，深得读者欢迎，销量逐渐增加，并屡创中国期刊发行的新高，最多时销量达15.5千份。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从群众的抗日运动中受到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政治觉悟逐步提高，思想开始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在《生活》周刊上，邹韬奋先后发表了《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惟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等文章，这些文章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积极支持抗日民主运动，同时表明《生活》周刊将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立场。
在马占山将军率领东北边防军进行英勇抗战时，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文以示支持，他说：“马将军卫国抗敌的精神，不但足以争回国家民族的人格，而且足以唤起全国民众的忠魂。”他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截至1932年1月4日，捐款总数已达120020元，经手这次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不但有细账，有收据，账目由潘序伦会计师查核无误后，给予证明书加以公布。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入侵，《生活》周刊又为十九路军将士征募军需用品和慰劳品，还开设医院收容伤兵、养护治疗，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励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们。
1932年7月，韬奋在好友胡愈之的建议下，创办了生活书店，作为服务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这样，一旦刊物被封，阵地依然存在，可换个名字继续出版。生活书店先后出版过《世界知识》、《新生》周刊以及《文学》、《译文》、《太白》等文艺刊物。当时这些刊物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的情况下，成为进步文化工作者进行战斗的重要阵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尤其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33年，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在黑名单中，他不得不于7月14日流亡国外。流亡中，他先后考察了意、法、德、英、苏、美等国，通过大量阅读进步书籍，以及实地的调查，促使邹韬奋思想进一步转变，逐步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8月，韬奋回到了祖国。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号召全国人民力争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众运动，一致团结起来，实行抗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说：“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三个目标——在汪洋大海怒涛骇浪中的我们的灯塔——是当前全国大众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实现。”《大众生活》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关注社会，关注大众。当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爱国运动后，《大众生活》迅速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宣传，韬奋发表了《学生救亡运动》、《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等文，希望能唤起大众的高度重视。出至第十六期，《大众生活》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韬奋被迫第二次离开上海，流亡香港。在香港滞留期间，邹韬奋又出版了《生活日报》，但发行55天就停刊了。
1936年5月，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在上海成立，邹韬奋被推选为执委。7月，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民众广泛的响应和支持。11月22日深夜，他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选时、史良在上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在长达10个月的监禁中，邹韬奋一边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七君子”的指控，一边写了自传《经历》，把“七君子”站在大众立场，主张团结御侮、一致抗日而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经过公诸于世。“七七”事变后，在各界人士的多方营救和广大群众的大力声援下，国民党反动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予以释放。释放后的次日，邹韬奋表示：“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
1938年6月，韬奋当选为国民参政员，直接投身到为加强团结、共同抗战、争取民主的斗争洪流中。1941年，国民党当局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邹韬奋一手创办的各地55个生活书店先后被封闭，只剩下重庆一个分店。1941年2月24日，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党参政员的职位，再次出走香港。5月，他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的出版，并与茅盾、范长江等9个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妥协、对进步文化团体的压制以及对爱国青年的残酷迫害，并提出了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9项主张。
香港沦陷后，在中共地下党的营救下，邹韬奋经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苏中、苏北解放区。每抵一地，邹韬奋不顾疲劳，立即下基层调查、访问，并发表演讲，畅谈民主团结、一致抗日等问题。考察期间，邹韬奋还注意将自己的信念与现实情况加以印证。这使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1943年初，韬奋因患严重耳疾被秘密送回上海就医，在病榻上，邹韬奋坚持写作，完成了6万字的《患难余生记》。1944年6月2日，邹韬奋在遗嘱中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7月24日，邹韬奋病逝申城，终年49岁。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韬奋家属：“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尤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此后不久，重庆各界、延安各界分别举行隆重集会，追悼邹韬奋。毛泽东的题词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朱德的挽联是：
为坚强民主战士
是广大青年导师
周恩来、邓颖超的挽联是：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那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伤神。
董必武、林伯渠的挽联是：
是屈大夫、贾太傅一流，爱国忧时，文采光芒长万丈；
与杜国辅、徐仲车同病，孙言危行，德人风节动千秋。
1987年6月25日，以继承和发扬韬奋精神，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宗旨的中国韬奋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并设立了全国性的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各10名，以此奖励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作者点评】
邹韬奋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他创立了生活书店，亲手创办了十几种刊物，写了好几百万字的文章。邹韬奋出版的刊物始终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他热情歌颂抗日将士的英勇事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并坚持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的方针，在接办《生活》周刊后设立了《读者信箱》专栏，并总是竭尽全力为读者解决思想、工作、生活上的种种问题。韬奋还非常注重刊物的趣味性，他认为最有趣的是事实，最没有趣的是空论。有趣味的事实应该是“新鲜”的事实、“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内外各种社会实情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邹韬奋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宣传鼓动的能手，是反动统治压迫下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广大青年从他主办的出版物中接受了新的思想，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斗志。他的文章、他的言论、他的思想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
邹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力求进步，热爱真理，在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最后要求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邹韬奋从不掩盖自己的思想错误，也不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当时虽然有很多青年给他写信称他为导师，但是在他和读者群众来往时，他始终是很虚心、很谦逊的，每逢自己思想有了改变，就老实承认，从不掩饰。邹韬奋是中国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影响下摆脱出来，向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典型，是一切有善良愿望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榜样。
（李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