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如一道明亮的曙光，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中国人民更是备受鼓舞，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191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满怀革命激情，在《新青年》上撰文，论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胜利。次年，他又撰写《什么是新文学》的文章，坚决批评了文学革命中改良主义倾向，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而不是仅用白话文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的所谓“新文学”。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亦逐渐由初期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向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转化，并形成了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这时，除陈独秀外，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人先后参加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其时，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先后在《新青年》、陈独秀主办的一个纯政论性刊物《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文章，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理论建设开拓了道路。他在《人的文学》这篇力作中针对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下产生的违反人性的旧文学，提出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随后他又在《平民文学》中倡导“普遍”与“真挚”的创作原则，要求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人生的艺术派主张。为彻底推翻封建文学，提倡新文学，他在《思想革命》这篇重要文章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又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怀有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最后他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此文不但提出了思想革命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性，还对那些倾心新瓶装旧酒的“文学改良”派给予了猛烈抨击。同时，也是作者以清醒的头脑慎重地端给所有进行白话创作者的一剂良药。
“五四”运动前后，周作人以其渊博的学识，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妙笔生花的创作，一直活跃在新文学运动前列。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周作人对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的走向也不断进行着摸索和创新。1921年1月1日，他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上发表《个性的文学》一文。一开头，作者即以犀利的笔墨写道：“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无论他是旧是新，都是一样无价值；这便是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个性。”他认为，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反映在创作中的风格自然也是各具特色。更说：“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而他自己，不但是这样提出来了，同时也在创作中实践着。这一时期，他除了仍继续写作注重议论、富有战斗性的杂文，还倡导并创作了大量平和恬淡、质朴幽远的抒情散文。前者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也是他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主张的充分体现。如：《前门遇马队记》、《碰伤》、《吃烈士》、《人力车与斩决》等文，在作者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的语气下，实际上是对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和野蛮行径的揭露。《天足》、《资本主义的禁娼》则无情地鞭笞了封建伦理观和畸形的社会制度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周作人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还著有《先进国之妇女》、《新中国的女子》、《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等文。他的《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日本人的好意》和《排日平议》，更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和武力暴行的强烈抗议。《祖先崇拜》、《萨满教的礼教思想》，堪称他反封建反传统礼教的力作。他对反动当局屠杀爱国青年的行径表示不满，从他的《我们的敌人》和《诅咒》中，我们看到，作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心情，对国民的民族劣根性加以毫不留情地剥离和批判。这一时期，除了给《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撰稿，周作人还担任《新潮》的主任编辑。同时他与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为文学研究会起草了宣言。该会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原则，提出抒写客观现实生活，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1922年8月1日，周作人又与胡愈之、周建人等17人发起组织“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
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不仅鲁迅、郭沫若写于此时的小说、诗歌是其最突出的成就，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等人创作的抒情散文亦是新文学园地绽开的一朵奇葩。鲁迅曾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检阅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位文学大家，他们在散文、小品方面创作上的成功确实获得了后人更多好评，尤其是周氏两兄弟。郁达夫也这样评价他们：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最丰富最伟大。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可以说周氏兄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只是他们两人的文风不同而已。鲁迅的文风，言简意赅，利如匕首，一刀见血；而周作人的文风恰似一条伸缩自如的鞭子。同鲁迅的文风相比，它表面上看起来虽然要柔和、恬淡得多，但它一鞭抽下去，也会显出几道血印子，令受者痛苦难忘。周作人一生创作的作品最多是散文，他的散文已出版24集（各种选集不计），另有“五四”时期的集外佚文百余篇和解放后末结集的小品文近千篇。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全心全意经营散文并取得卓著成就的一流作家，是以记叙为主的现代白话艺术散文（亦称美文或小品散文）的最早提倡者和开创者。周作人和鲁迅最初的白话散文创作，均见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从l918年4月15日出到4卷4号起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周氏兄弟以他们主张思想革命的激进态度和胜人一筹的文学修养，把“随感录”专栏变成了新文学的园地，培育出现代散文的报春之花。从1921年5月开始，周作人又提倡以记叙和抒情为主的“美文”。他把自己所喜爱的英国著名“美文”作家爱迪生、兰姆、欧文等人的作品介绍给我国的散文作者。他所说的美文，不仅指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还包括“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散文诗。他说：“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他认为：有许多内容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不妨写成散文。这种散文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他希望大家努力“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他不仅提倡创作“美文”，而且本人在“美文”创作上也做了成功的尝试。在“五四”时期，周作人比之鲁迅以及其他任何散文家，在更大程度上创造了众多的现代散文体式，丰富了现代散文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风格开垦了现代散文的园地。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周作人不仅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而且还写了《小河》、《背枪的人》、《京奉车中》等优秀的诗歌，为早期新诗创作提供了范例，他还撰写了《论小诗》、《情诗》、《〈扬鞭集〉序》等一些颇有分量的诗论文章，为新诗创作及中国现代诗论摇旗呐喊。周作人创作的新诗，一开始就较自由，不用格律、不押韵，完全口语化。周作人写的新诗不多，但白话诗初创之时却有一定的影响。在1922年出版的新诗选集《雪朝》中，周作人发表过的26首新诗全部入选，所占的比重并不亚于像胡适、刘半农那样的当时著名的诗人。如他的《小河》这样写道：
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民背了锄禾，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住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我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稳稳地流过我的面前，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仍然稳稳地流着，向我们微笑，曲曲折折地尽量向前流着，经过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他在地底里呻吟，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快活的声音。
……
这首诗共57行，在新诗初创时期的确是一首长诗了，被白话诗创始人之一的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虽然它是80多年前的作品，但流畅的白话文，结构上的散文化，自然、朴实而又清新的诗风，积极向上而又平淡无奇的意境，今天读起来仍使我们感到亲切。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拟人手法，将诗中的形象诸如“堰外田里的稻”、“田边的桑树”、“田里的草和虾蟆”，以及这条“稳稳地向前流动”的“小河”，全都写活了。作者借“堰外田里的稻”和“田边的桑树”的抒怀和感叹，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一方面，他以人民群众为“好朋友”，感激人民群众的“润泽”之恩；并且从“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该得到完全满足”的人道主义出发，承认人为生存而要求改造社会环境，犹如“水要保它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一样，完全符合“自然律”。这一认识突破了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固有成见，显出进步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他又怕河水冲出“石堰”，“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他的理想是希望“筑堰”困水的“农夫”把这“总须流动”的河水“放出了石堰”，让它“稳稳地向前流动”。周作人说这是他仍怀有士大夫阶级“古老的忧惧”。在解决“水”和“堰”的矛盾上，他恪守着平和、中庸的传统观念，将我国儒家的“仁学”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十分巧妙地调和成一种“个人主义和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生观。周作人的这一重要的精神创造贯穿于《小河》这首诗中，也贯穿于他本人悲剧的一生，人如其文，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