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之地在延安。它的诞生充满着激动人心、值得回味的故事。1939年2月，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因行军坠马受伤，抗战演剧队第三队结伴到延安治疗。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冼星海赶赴边区医院看望光未然。两人亲切交谈，共议抗日宣传，商定再合作一次音乐创作。早在武汉、安陆相处期间，他们就是炽热的老搭档，曾合写过不少抗日歌曲，如《新时代的歌手》、《拓荒歌》、《保卫东方的马德里》、《戏剧抗战》等等。此次好友相逢，再次合作，自然兴致更浓。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口授，戏剧三队胡志涛笔录。光未然一鼓作气地将他两次横渡黄河以及沿河行军的切身体会和由此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与抗日救亡情绪，编成长篇歌词。光未然词写成后，立即请来冼星海在西北旅社窑洞里开了个小小朗诵会。冼星海听后，极为兴奋，当场表示：“我有把握把歌曲写好！”接着，光未然每天早上派田冲、邬析零去探问冼星海晚上熬夜创作的成果，而每次必带回一支新曲。冼星海还再三嘱咐：“可以随便地改。”其中像《黄河颂》、《黄河怨》经他们“挑剔”几乎重新改写。经过历时六天（3月26日至31日）的突击创作，终于使这部抗日战争时期被公认为最优秀、最雄伟的大合唱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了。5月11日，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纪念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首次公演《黄河大合唱》，获得极大成功。他当晚激动地写下一则日记：“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当我们演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的。”7月8日，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各界欢迎他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上，听了《黄河大合唱》十分振奋，亲笔给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延安每逢举行各种群众集会，几乎无处不响彻“怒吼吧，黄河”的激越歌声。9月10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总团长张继和全国文协总会代表老舍一行路经延安，在盛大的欢迎晚会上，他们深为《黄河大合唱》所激动，连连赞许冼星海指挥的合唱队“好热情”！1940年2月14日，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途经延安时，队长应云卫和盛家伦、周伯勋、吴茵、舒绣文、黎莉莉等30余人，在观看了有500人参加的壮观演出后，甚为惊叹，一拥围住冼星海说：“伟大！感动！”后来，冼星海撰文称：像这样的大型演出“是突破全国音乐界纪录的”。《黄河大合唱》反响如此强烈，震撼人心，因为它唱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郭沫若说得好：“《黄河大合唱》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起来，这是人民的声音，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们听见了发生了战栗。”周总理说：“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黄河大合唱》确实像一支永远震响的号角，鼓舞人们在抗日征途上奋进。
在异国的土地上长眠
在他40年的生命历程中，最后两年半时间即1942年底至1945年6月，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他把生命的“最后冲刺”献给了中哈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写下了“生命的最后乐章”。
1940年5月，冼星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化名“黄训”，与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一同去莫斯科，一方面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一方面研究苏联音乐。后来由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不得不取道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因边境受阻，1942年底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当初，他举目无亲，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四周又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加上他不懂俄语、身体孱弱，那种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就在这贫病交加的时刻，哈萨克人民向冼星海伸出了宝贵的援助之手。著名的哈萨克族作曲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慷慨地接纳了他，使他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住所，有了饭吃，有了衣穿，从而又使他燃起了创作的激情。音乐家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等朋友们也热情帮助他，邀请他去“做客”。这时，一碗热汤，几片面包，在靠火墙的床上睡上一觉，对冼星海来说，无疑是一种高级“享受”。冼星海心里热乎乎的，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火和哈萨克人民的深情厚谊，促使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如喷泉涌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由此问世，如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等，其中《阿曼盖尔德》影响尤为深远。阿曼盖尔德是哈萨克民族英雄，他的感人事迹深深触动了冼星海的心，使他下定决心要用音乐手段再现这位英雄的形象，以激励处在艰难境地的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斗到底。为了使这部音乐史诗既有思想性又有哈萨克民族音乐的特色，冼星海不知悉心倾听过多少哈萨克曲调。他像一块巨大的海绵那样，尽情地吸收哈萨克民族音乐的养分。有时候，他还请朋友拉琴弹上几首不同作曲家的不同性质的小曲，以使乐章臻于完美。由于冼星海的炽烈感情和音乐才华，他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并且是在不借助乐器的情况下写成的。在纪念阿曼盖尔德逝世35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担任该音乐史诗的小提琴演奏（钢琴伴奏）。功夫不负有心人，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
1944年初，冼星海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库斯塔奈建立音乐馆的工作。在这一公共事业上，冼星海被他的同事们称为“天才的组织者和优秀的社会活动家”。筹备工作首先是选拔音乐人才，要从被邀请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然后立即在剧院里进行排演。每次排演时，冼星海总是热心地记录哈萨克民间歌调。他的音乐听觉异常敏锐，全部记录无需借助任何一种乐器。在人家第一次表演时，他就能将曲调全部记录下来。当时音乐界的朋友赞扬说，冼星海为音乐会的节目做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3月19日，这是个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库斯塔奈音乐馆就在这时举行揭幕典礼，冼星海带着他心爱的小提琴亲自出场演奏。当观众们欣赏到他那特别热情、特别亲切的哈萨克曲调时，场内掌声四起，多次要求再来一次。当时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苏联音乐家科伊什巴耶夫回忆说：“星海特别喜欢演奏《卡拉-那尔》和《郭治·比戴》这一类哈萨克歌曲。他柔和的手指富于细致的音乐感，演奏得非常神妙。”在那里，冼星海还积极参加巡回演出，他经常到集体农庄去，到国营农场去。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道具和行李往往要靠牛车运送，在乡下过夜常常几个人盖一床被子。尽管如此，音乐家们的下乡演出却鼓舞了劳动者的反法西斯斗志。
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冼星海的肺病日益严重。战争结束时，冼星海虽回到莫斯科治疗却未能痊愈，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冼星海去世后，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江泽民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还到冼星海当年的故居凭吊，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音乐家的永久怀念。
【作者点评】
冼星海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他与聂耳的电影音乐一起，构筑了中国电影音乐的骨架，他以澎湃的激昂，鲜明的民族特色，谱写出震惊中外乐坛的音乐。他是人民敬爱的音乐家，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业史上的先驱者。
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一生中创作了500多首大众歌曲、四部大合唱、两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完成）、两部交响乐、四部交响组曲、一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写了许多音乐方面的论文，这些乐曲和论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如光未然所说，他是“艺术上的英雄，是中国新音乐运动中一面光彩照人的旗帜，这个人在抗日反法西斯战斗中曾经有过最大最好的贡献。”
冼星海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期盼解放的呐喊。在延安时期，冼星海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艺术创作也达到了崭新的境界。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而且为党培养出一大批音乐人才。应该说，这也恰恰是他所处革命环境影响的结果。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把音乐当成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人民也在歌声中永远记住了他们。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黄河大合唱》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出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周总理说：“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
冼星海的音乐创作具有浓厚的大众化、群众化色彩，被称为“为大众谱出呼声的人民音乐家”。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冼星海在家书里曾经写道：“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可见其宽广的革命情怀，为中华民族，为整个人类，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的革命豪情！
他不光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喜爱，也为世界人民所尊重。1998年10月7日，阿拉木图市长颁发市长令，决定将弗拉基米尔大街重新命名为“冼星海大街”，并为冼星海竖立纪念碑。1998年7月3日，江泽民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亲自出席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故居的揭牌仪式，代表中国政府感谢在艰难时刻给冼星海以无私帮助与热情鼓励的哈萨克斯坦人民。
冼星海逝世后，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授予他“无产阶级音乐先驱”，毛泽东授予他“人民音乐家”的称号，周恩来挥笔写了“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题词。冼星海无愧于他的民族，无愧于他的时代，无愧于他的祖国，无愧于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光荣称号——人民音乐家！
(顾楠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