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胜确实要作乱了，他对有勇力的死士石乞说，对付大王和两卿(子西和子期)，我看只要五百人就够了。石乞问，哪来这五百人呢？白公胜说，市南的熊宜僚很有本事，把他找来，足可当五百人。石乞随白公胜去拜访熊宜僚，熊宜僚正在“弄丸”———即把几颗弹丸上上下下抛着玩，不使落地。石乞代白公胜说明来意，熊宜僚表示不愿为白公胜效力，但可为白公胜保密。石乞拔出剑来搁在他头颈后面，他神色不变，弄丸不辍。白公胜说，他不为利诱所动，不为威逼所屈，不为求媚而出卖别人的秘密，我们就算了吧！此事，又见《淮南子·主术训》。熊宜僚号称“市南宜僚”，大概是一位隐于闾里的异能之士，体格强壮，身手矫健，精通武术和杂技，而且徒众多以数十百计，但无求于功名利禄。因此，《庄子》一书把他说成是“少私”、“寡欲”的道家，多次称引。
平时，白公胜是住在白县的。是年夏秋之际，白公胜击败侵扰楚国边境的吴师，请求入朝献其所获，得到准许。白公胜乘机率其党作乱，在朝廷上击杀了子西和子期，劫持了惠王。石乞要杀死惠王，白公胜以为弑君不祥，不许。白公胜要立子闾为王，子闾宁死不从，为白公胜所杀。惠王被关在称为高府的仓库中，由石乞守门。
大夫圉公阳凿破墙垣，救出惠王，背在自己身后，秘密送进了其母昭夫人宫中。白公胜对昭夫人尚不敢冒犯，惠王暂时还是安全的。
白公胜迟疑了多日，终于自立为王。
叶公沈诸梁闻讯，从方城外赶到郢都。进郢都北门后，遇到箴尹固带着私卒正要去投白公胜。沈诸梁说服了箴尹固同他一起去攻击白公胜。沈诸梁打开大府，用其中的物资周济国人；打开高库，用其中的兵器装备国人。作乱和平乱的双方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巷战，据《淮南子·道应训》所记，打了十天之久。乱党终于覆没，白公胜逃到城外的山中自缢，石乞被处以烹刑，白公胜弟王孙燕则逃回吴国去了。这场叛乱，自始至终，一说为十九天，另说为一月余。
《说苑·立节》记大夫申鸣引兵攻白公胜，白公胜听说他是大孝子，便把他的父亲捉来，胁迫他投诚，申鸣说：“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说罢，战斗不止，他的父亲由此遇害。白公胜既死，申鸣也因未能尽孝而自尽。此事未必真有，但楚人的传统确实把忠看得比孝更重。
白公胜杀令尹、司马而囚惠王，起初还不是为了夺权、篡位，而只是为了复乃父之仇，泄一己之愤。他在歇斯底里状态中，神志已不大正常了。《韩非子·喻老》记白公胜将作乱时，凝神久思，竟倒持手杖，手杖的尖端刺破了他的下巴，血流及地，仍不自知。西汉贾谊认为：“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胸)，固与俱靡而已。”近人有以为白公胜是一位革新家甚至革命家的，基本的理由是白公胜“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其实，白公胜此等行径只是用之于一时的手腕。把手腕看成理想，无异于把脂粉看成本色，结果便是把假象看成真相。
事平之后，叶公受命以一身而兼令尹、司马两职，这在楚国是空前而绝后的。惠王赏叶公食田六百畛，以褒其功。
叶公镇守北疆，劳绩卓著。平白公之乱后，威名远播。《战国策·楚策》说：“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向)。”叶公的才略，在当时列国的群臣中，确实难得。至于他的状貌，却似乎全无英雄气概。《荀子·非相》说，叶公“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孔子在世时，叶公曾向孔子问政，《论语·子路》记孔子答曰：
“近者说(悦)，远者来。”《韩非子·难》记孔子对此所作的解释为：
“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白公之乱既平，叶公贵极人臣。《战国策·楚策》记莫敖子华对楚威王问，以叶公的“崇其爵，丰其禄”与令尹子文的“廉其爵，贫其身”作对比，可见昭惠时代楚国的大臣不再以俭朴自奉为荣了。
这位叶公源出番裔，仍有崇龙之俗。《论衡·乱龙》记“叶公好龙”，墙壁上、器皿上都画着龙，据说真龙大为感动，光临叶公的府第，叶公见之，大惊而逃。真龙现身虽是后人编造的寓言，叶公好龙却实有其事。后人对假的比对真的更感兴趣，叶公就成为嘲讽的对象了。如唐人李百药过叶县，作《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诗，有句云：“馆宇肃而静，神心康且逸。伊我非真龙，勿惊疲朽质。”
白公胜作乱时，陈师侵楚境。白公胜败死后，楚人觉得陈国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太多了，决意把它灭掉。为此择帅，子西子、武城尹公孙朝得吉兆。公元前478年———惠王十一年，公孙朝率楚师一举攻灭陈国，即以其地为县，这个颠三倒四的陈国永劫不复了。陈国与郑国相像，也在四通八达之地，商业的兴盛仅亚于郑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楚国灭掉了陈国，经济上、军事上都有利。
是年，叶公沈诸梁见局势已安定，求辞令尹、司马。惠王与叶公枚卜令尹，惠王弟子良得吉兆，沈尹朱说其兆比吉尚有过之。叶公以为不祥：王弟为令尹，尚有过之就是要做王了。过不多久，惠王和叶公改卜，以子西子公孙宁(子国)为令尹，以子期子公孙宽为司马。沈诸梁拜别惠王，回叶县去，仍为叶公。
（第三节吴亡、越兴与楚人
危难可以兴邦，白公之乱平息以后的楚国就是这样。
公元前477年———惠王十二年，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外敌入侵事件，巴师包围了鄾邑。令尹公孙宁和寝尹王孙由于、箴尹固率楚师击退了巴师。为此，惠王封公孙宁于析邑。
这时，楚人所关注的不是西边和北边、南边，而是东边的吴和越。越人步步进逼，吴人节节退缩，楚人则坐山观虎斗。越这只虎尽管凶猛，但对楚人似尚无敌意。吴这只虎曾使楚人受害不浅，这时楚人希望越国灭掉吴国。当然，两虎俱毙更好，但这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的。
奇妙的是，在吴、越的政治舞台上，主角虽是夫差和句践，导演和几位要角却都是楚人。吴国方面的导演先前是伍员，后来是伯嚭。越国方面，句践不再深信给他带来失败和耻辱的巫术，改弦更张，倚重楚人范蠡和文种了，范蠡是导演，文种是要角。范蠡不仅运筹决策，使吴人接连失误，还找来了一位善射的楚人陈音，教越人远射。
公元前476年———惠王十三年，春，越师侵扰楚国东境。这是一次佯攻，意在使吴人产生越国已把楚国当做主要对手的错觉。楚人却是认真对待的，做出了严厉的反应。是年夏，公孙宽和公子庆率楚师追击越师，东渡长江，打到了位于今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之间的冥邑才撤回。同年秋，叶公沈诸梁率楚师南渡长江，打到了位于今江西吉安附近的敖邑，与外界称之为“三夷”的当地越人会盟，然后归国。
其明年冬，越师突然进攻吴国，势如破竹，迅即包围了吴都。吴人固守，越人不退。双方相持了整两年，越师才破城而入。夫差自缢，吴国灭亡，时为公元前473年冬，上距吴师入越只有21年，上距吴师入郢也不过33年。
吴国倏然而兴，倏然而亡，何以如此？战国时代的魏武侯曾向李克提出过这个问题，据《吕氏春秋·适威》所记，李克的答复是“骤战而骤胜”。李克认为：“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李克的见解不能说全无道理，可是没有说到根本上去。“骤战而骤胜”未必亡国，也有兴国的。楚庄王就是“骤战而骤胜”的，他却把楚国引到兴的路上去了。
《淮南子·主术训》对吴国的灭亡另有一种见解，认为“民气”是决定因素，夫差胜是由于民气“实”，夫差败是由于民气“虚”。
那么，民气何以由实变虚了呢？据说是因为夫差有“纵欲”、“距(拒)谏”、“遂过”三大弱点。这比李克的见解要高明一些，但也还没有说到根本上去。“纵欲”、“距谏”、“遂过”的君主容易亡身，可是未必亡国。仍以本书已介绍过的君主为例，楚灵王就是只亡身、不亡国的。
后人一般的见解认为，吴国之所以亡，是因为夫差亲佞臣伯嚭而疏忠臣伍员，乃至任伯嚭以政而赐伍员以死。这个见解与《淮南子·主术训》的见解其实无二致，它讲的是果，而《淮南子·主术训》讲的是因，但果复为因，而因复有果。假如只看君臣与兴亡的关系，那么，说阖庐任伍员以政而使吴国兴，夫差听伯嚭之谗而使吴国亡，这是不算过分的。总之，使它兴的，使它亡的，都是楚人。
伍员与夫差的关系，远不如他与阖庐的关系那么融洽。夫差即位伊始，与伍员的关系就是在异样的亲近中羼杂着异样的疏远，不久，就因伍员的政见总是与自己相左而变成了双向的猜忌和愤懑。
阖庐将死时，群公子争立，因伍员进言，阖庐才遗命夫差继位。夫差喜极，说要把吴国分一半给伍员。夫差不过说说罢了，并不当真，伍员则是绝不会接受的，但这就在他们之间结下了一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芥蒂。后来伍员对吴国的前途绝望了，在一次到齐国聘问时拜托齐大夫鲍氏关照自己的儿子。这事被伯嚭告发，添油加醋，夫差才派使者把属镂之剑送到伍员那里去，要伍员自杀，悲剧就是这么酿成的。
就爱国来说，伍员这个楚人比吴人更像吴人。因此，吴国的百姓怀念伍员。在伍员死后两千多年，吴地民间仍把伍员奉为神灵。
伍员所爱的只是吴国，不是楚国。但有一个事实也许会令人大惑不解，即楚人屈原也称赞伍员。周代的爱国者所爱的国有三类：
其一是乡国，即出生之国；其二是君国，即奉仕之国；其三是祖国，即《尚书·禹贡》所谓九州之地。伍员虽不爱乡国，不爱祖国，然而深爱君国，所以是杰出的爱国者。屈原《九章·涉江》云：“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这是把伍员与商代杰出的爱国者比干相提并论。《九章·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这是为夫差不听伍员忠谏而发的感叹。《九章·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这是屈原要把伍员作为榜样，不惜以身殉国。后世的浅识者，对吴国灭亡的缘由还有一种见解，认为主要是夫差为西施所蛊惑。西施是越国献给夫差的一位美人，原是乡村的浣纱少女，被选中后受过专门训练，仪态万方，娇媚无比。据说夫差得西施之后，全不以国事为怀，终至于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这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谈资和诗兴。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记郑寂夫有诗云：“十重越甲夜成围，宴罢君王醉不知。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唐人皮日休作《馆娃宫怀古五绝》数首，其一云：“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也有见识不凡的，如唐人卢汪有诗云：“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此等风流往事，一经后人渲染，便会失真。渲染愈甚，失真愈多。其实，夫差得西施之后，仍几次自将北伐，可见他不是五代李后主那样的政治废物，西施只是使他更奢靡些、更淫逸些罢了。无论如何，吴国和伍员的悲剧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唐人李中作《姑苏怀古》诗有句云：“阖闾兴霸日，繁盛复风流。歌舞一场梦，烟波千古愁。……花疑西子脸，涛想伍胥神。吟尽情难尽，斜阳照路尘。”
吴国由兴到亡如此迅速的根本缘由，在于它没有丰厚的文化基础。它本来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奴隶制方国，在淮夷瓦解之后，被时势推上了列国竞逐的政治舞台。对此，它没有充分的准备。大门打开了，华夏文化的芬芳气息扑面而来，吴人载欣载奔，在匆遽之中不免步伍失次。吴王为争霸而忙碌，因逞欲而陶醉。从屈巫到伍员，这些楚人所教给他们的，只是如何去攻打楚国。吴人尽管建造了不少城垣和楼台，制作了不少兵器，训练了不少士卒，还开凿了一条运河，可是在文化建设上没有做切切实实的努力。吴国没有系统的官制、法制、礼制，甚至没有自己的货币。吴墓的随葬器物虽则不乏精品，然而不讲究组合，不凸现主体，甚至把不少楚器和徐器也拿来作为主要的随葬器物，这是吴国没有丰厚的文化基础的实证。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夫差曾大言不惭：“我文身，不足责礼。”可见，他对先进性、制度化的文化建设何等轻视！由此，喜剧很快就转化为悲剧，一个“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的强国，在“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之后不久，竟灰飞烟灭了。句践是一位能吃大苦、能忍大辱而百折不挠的国君，他毕生所追求的是打败吴国以至灭亡吴国。在一度蹉跌之后，句践卧薪尝胆，折节下士，躬耕恤民，终于得以雪耻。文种所教给句践的，是治国治民之道。范蠡所教给句践的，也有治国治民之道，但更多的是误敌、用兵之道。卑辞、厚赂、美人，这些是范蠡用以误敌的主要手段，相传西施就是他选中的。越师将攻破吴都时，夫差派使者膝行向句践请求宽宥，句践一时觉得于心不忍，正是范蠡劝阻了句践，斥退了吴使，并且亲自击鼓进兵，越师才破城而入了。
范蠡是一位奇才，灭吴国后，便弃官而去，一说把西施也带走了。范蠡到了齐国，派人带信给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③不久，文种果然被句践赐死。相传范蠡经商致富，号为“陶朱公”。
越国对文化建设也不重视，以致被楚国轻易攻灭，但这是后话了。
（第四节战国的大势和楚国的前景
《春秋》记事止于公元前479年，《左传》则止于公元前468年。
《史记·六国年表》记战国事始于公元前475年，《资治通鉴》记战国事则始于公元前403年。由此，对于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史学界至今无定论。就楚国来说，上列四个年份都没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都不能成为分期的界标。
假如只着眼于史料的状况，那么，不妨把春秋、战国的分界定在公元前468年和467年之间。越灭吴在公元前473年，下距《左传》绝笔仅五年。春秋时代的史料又细又顺，战国时代的史料又粗又乱。为了准确地介绍越灭吴以后的楚事，必须审慎、缜密地清理有关的史料，以求其真。做好了这个工作，其结果也只能是虽顺而粗。
《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云：“……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
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按，晋国六卿擅权的局面，早在春秋晚期就形成了。六卿因争权而相攻，公元前458年知氏、赵氏、韩氏、魏氏灭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公元前453年赵氏、韩氏、魏氏灭知氏而分其地。于是止得三卿，三卿成为三国。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赵、韩、魏皆为诸侯。齐国田常杀简公，事在公元前481年。
田和取齐而代之，事在公元前386年。所谓六国，即赵、韩、魏、齐、燕、楚，加上秦国，便是所谓七雄。越国在战国中期灭亡了，没有算进去。墨子是战国早期人，当时越国尚在，晋国未分，因而《墨子·节葬》云：“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国，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同书《非攻》云：“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秦国锋芒尚未大露，所以墨子不把它算进好战之国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