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虽不难通读，但不易读透。严羽《沧浪诗话》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
否则，为戛釜撞瓮耳。”
巫学给艺术带来狂怪直率的意绪，道学给艺术带来睿智玄妙的理念，骚学给艺术带来高洁绮丽的情思：此三者，屈原兼而有之。
用现在惯用的术语来讲，屈原的作品饱含着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不是寻常的浪漫主义，它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来自巫的怪想，道的妙理，骚的绮思，三者交融，以至迷离恍惚，汪洋恣肆，惊采绝艳，比寻常所谓浪漫主义更为浪漫主义。
人民怀念屈原，过端午，裹粽子，赛龙舟，本来与屈原无涉，后来都变成纪念屈原的风俗了。诚如李白诗《江上吟》所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中，唐勒除姓名外，一概不详。景差可能与宋玉同时，但未见有可靠的传世之作。一说《大招》为景差所作，但从王逸为之加注时起就有争议。《楚辞章句》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玉生活在顷襄王时，其传世之作，公认的大致可以说有《九辩》，真伪莫辨的有《楚辞章句》所收的《招魂》和《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襄王问》计六篇。这六篇都是大手笔，除《招魂》可能为屈原所作外，另五篇的作者似非宋玉莫属，他人恐不足以当之。
宋玉景仰屈原，哀其志而慕其文。与屈原的作品相比，宋玉的作品格调略嫌卑弱，巫学和道学的成分较为淡薄，但自有其清新、细腻之妙。
前人对宋玉的品节和辞赋都有很高的评价，以为与屈原差可比肩。李白诗《感遇》四首之四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杜甫诗言及宋玉者更多，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有句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其《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有句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其《戏为六绝句》之五有句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今人对宋玉的评价，与前人对宋玉的评价相比，显然是减色了。
这是因为今人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不是！宋玉依然故我，只是当代的风气和今人的心态都不古了。
（第八节庄的暴郢和入滇
怀襄之际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在楚国历史上一掠而过，如天马之行空。古人说他是剧盗或者是良将，今人则有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无论古人、今人，都有怀疑他不止一个人，而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的。这位神秘人物就是庄。
最早记录庄其人其事的文献是《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都成书于战国末期。《荀子·议兵》说：“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弱民》所记与此大同小异。《韩非子·喻老》说到庄曾“为盗”，“吏不能禁”。《吕氏春秋·士节》说到庄曾“暴郢”。这些零星的记载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官方称庄为“盗”，此其一；庄曾经在郢都作乱甚至造反，此其二；楚国一度因庄作乱而失去对地方的统一号令，以致有些地方各行其是，此其三；庄起事是在楚怀王二十八年齐、韩、魏合兵攻方城、杀唐蔑之后，此其四；以庄为氏，应是楚庄王后裔之氏于谥者，此其五。《荀子·议兵》又说：“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可见，庄以善用兵知名，此其六。
《史记·西南夷列传》另有一说，其文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
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同有异，其文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滇王者，庄之后也。”前称“庄豪”，后称“庄”，显然是同一个人。参照其他文献，应以庄为正。
第一个问题———庄入滇的传说是否可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奉使南征巴蜀以南”。庄入滇的传说，应是他在巴蜀以南采集的。既然滇王自称如此，想来不会是杜撰的。滇楚之间，隔着一个夜郎。如果滇王不是庄的后人，那么，他们数典忘祖，偏要越过夜郎去冒请楚国的一位剧盗做自己的始君，就完全不合情理了。
第二个问题———庄入滇的年代。《史记》以为在楚威王时，唐人杜佑已在《通典》中指出其谬误，理由是从楚威王末年到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取黔中郡“凡经五十二年”，庄的寿命长得令人碍难置信。上文据《荀子·议兵》，指出庄入滇应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以后，则《后汉书》以为在楚顷襄王时是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庄入滇的路线。《史记》说是“循江上”，《后汉书》说是“从沅水”。“循江上”，若不取道清江流域的五姓巴人方国，则必取道乌江流域的七姓巴人方国，这谈何容易！“从沅水”，即经由黔中郡，可绕过上述两个巴国，循沅水支流水西上入夜郎。
且兰在今贵州黄平一带，临水上游的阳河。且兰以西，改舟行为陆行，虽道路崎岖，但入滇尚称便利。
第四个问题———庄到底是剧盗还是良将？综理有关资料，应该承认他又是剧盗，又是良将，论行径是剧盗，论才能是良将。至于说庄是农民起义领袖，则全无所据。
第五个问题———庄入滇是否王命所遣？按，庄曾作乱暴郢，即使失败后降服了，也不可能俯首帖耳听从王命到深险莫测的云贵高原上去。唯一近情合理的解释是庄兵败后受楚师追击和围歼，不得不落荒而走，遁入夜郎，辗转至于滇国。庄断然不会对夜郎和滇国的土著承认自己是败逃的盗首，只会狐假虎威，冒称乃王命所遣之将军。
考证和论述庄的文章，迄今已有数十篇问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刘玉堂所作的《论庄其人其事》。
庄虽落荒而走，但对路线不是心中无数的。庄所走的是横穿云贵高原的一条先秦古道，其东端在楚国的郢都，其西端在摩揭陀王国的首都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也可以说，东起长江中游，西至恒河中游。这是南方的“丝绸之路”，比北方的“丝绸之路”早二百年左右甚至更久。有没有证据呢？有的。第一个证据是玻璃珠和石髓珠，第二个证据是古印度的商那阎的著作《政论》。
古代的玻璃珠或称琉璃珠，有色，半透明。“琉璃”一词始见于西汉，但据史树青考证，楚辞所谓“陆离”应即“琉璃”，其说成理。从湖南、湖北两省的战国楚墓和曾墓中，出土了许多号为“蜻蜓眼”的多色玻璃珠。这类玻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为圆中见方的球形，个别为多角的球形，有孔。在每颗玻璃珠上，都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构成，各个眼珠纹之间为朱色或绿色等。这样，外观就活像“蜻蜓眼”了。这类玻璃珠的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的装饰风格迥乎异趣，与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则全然相像，而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较为早出并且更为多见。古代中国的玻璃是所谓铅钡玻璃，古代西亚和南亚的玻璃是所谓钠钙玻璃。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所出的一颗“蜻蜓眼”是钠钙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句践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也是钠钙玻璃。这就可以证实那些“蜻蜓眼”最初应是从南亚进口的，后来才有楚国仿制的。国外考古学界认为：“琉璃”可能是梵语vaidu-rya的音转，原指绿柱石之类有青、绿、紫诸色的宝石，借指外表类似这些宝石的玻璃珠。
“蜻蜓眼”虽集中在楚地，但零零散散地流播到了北方。东起山东曲阜，西至陕西大荔，都有“蜻蜓眼”出土，然而寥若晨星。
公元前320—315年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大臣商那阎著有《政论》一书，其中说到有从中国运去的丝。这丝，从中国北方运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要在一个多边形上走完几条边线才能运到；从中国南方运去的可能性则很大，因为只要在一个多边形上走完一条边线就能运到了。蜀地虽则也产丝绸，可是直到西汉，蜀地出口到南亚的还只有麻布而没有丝绸，由此可知，摩揭陀王国的丝应是从楚国运去的。
从楚国到摩揭陀王国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海路，一条是陆路。走海路，至今无证据；走陆路，却有蛛丝马迹可寻。所谓蛛丝马迹，就是云南出土的石髓珠和玻璃珠。据张增祺研究，这些石髓珠和玻璃珠是从西亚经南亚进口的，年代最早的在春秋战国之际。上文曾谈到的句践剑和夫差剑都是春秋晚期的，但据后德俊研究，剑格上面的玻璃大概是战国时代才镶嵌上去的。侯古堆1号墓所出的“蜻蜓眼”，则无疑是春秋晚期的原物。由此可知，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或许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开通了。纵贯在今中缅边界两侧的横断山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于通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帮走山间小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从云南西北部到印度东北部，走上半个月也就到了。
西亚和南亚的玻璃珠，越过横断山脉，穿过云贵高原，运到了楚国，黔中郡的楚人自然知道有这条商路存在。到了黔中郡的庄及其部属，才会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走上这条不无风险的古道。
到现在为止，先秦中外文化交流的唯一确凿的物证就是上述“蜻蜓眼”玻璃珠，读者不难想见，其可贵也为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