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
说年广九是中国第一商贩，并不是因为他是大陆第一个商人，也不是因为他的生意规模有多大。年广久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性格张扬、敢想敢干，用自己不平凡的经历，见证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程。
年广九，1937年出生，小时候跟着父亲逃荒到芜湖。父子俩靠贩卖水果、鱼等小生意勉强糊口，后来卖起了瓜子。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年后又被关了20多天 ，罪名是“牛鬼蛇神”。
年广九没读过什么书，可人很聪明。他不断想办法改进瓜子的口味和口感，创造出了奶油瓜子、酱油瓜子、椒盐瓜子和五香瓜子等5大类，共20多个品种，而且味道好，一磕就开，皮子分离。 在注重质量的同时，年广久经营上也有一套，坚持诚信经营，决不缺斤少两，还常常抓了瓜子免费让客人品尝。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年广久的瓜子，到1980年左右年广久每天能销售3000斤瓜子 左右。生产滞后于销售的需要，年广久就在市郊办了3个瓜子加工厂，雇工30多人，日加工量7000斤到10000斤。随着规模和名声越来越大，年广久慢慢走出了芜湖，走到大江南北。他在全国 设立了16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赢利巨大，引起了《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年广久在普通中国人对“万元户”尚且高山仰止的时候，就号 称有百万身家。
社会上针对年广久的关注与议论越来越多，许多地方的领导和群众都知道年广久。针对年广久的议论主要是他的钱是不是太多了？搞个体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最后连中央领导都知道议论了， 明确表态说“放一放”“看一看”。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个体经济的地位在中国得到了正式认可。年广久引发的争论成了检验改革开放政策是否动摇的“靶子”。
个体户们名正言顺后放开手脚，大踏步开始走上发展之路。年广久正式注册了“傻子瓜子”的自有品牌，办起了第4个瓜子加工厂，这个厂子里有10口炒锅，日产1万多斤。后来又在10多个省 、市陆续办起了23个加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销售触角延伸到150多个城市。年广九成了“中国第一商贩”。
年就光在发展过程中雇佣了大量工人，雇工人数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对个体户最高8个雇工的规定。新一轮的议论开始了。年广九超出了个体户的范围是不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是不是在搞 资本主义？1985年兴起奖券热。年广九也跟着这股热潮决定印刷奖券150万张，设计十等奖。一等奖为小轿车一辆，二等奖为摩托车一辆，其他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2月5日有奖销售如 期在全国各地推出，当天，仅芜湖的销售量就达6.2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 余万元。原计划有奖销售在5月1日结束，5月10日在上海当众开奖。可是3月6日，国发（1985）31号文件就摆到了年广九面前，“******来文，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 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一时间退货大潮涌进公司，瓜子大量堆积，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一蹶不振。1987年底，芜湖 市开始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992年3月，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年广九坐过三次牢，意志并没有消沉。他的名言是“离婚不可怕，坐牢不可怕，人最怕的是一生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如今他还在经营“傻子瓜子”。三十年来，他以自己的实践行动冲击着 思想束缚，为众多私营企业做出了敢于冒险的榜样。
人物二：敢问路在何方——“潘晓”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1980年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署名“潘晓”。
信中写到：“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 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在讲述了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经历的不幸后，信中写道：“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 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 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个叫“潘晓”的读者1957年出生，成长在又红又专的年代，火红的理想主义思想伴他成年。可是当他真正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切实的开始思索自己生命意义的时候，中国也 刚刚开始一场巨大变革，谁都无法确切地说出未来会是什么样，整个中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人生的问题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也摆在整个中国面前。有些人有着和“潘晓”一样的思索，也 有的人内心充满疑惧、担忧和迷茫。
《中国青年》杂志看到了十年浩劫结束后一代青年对人生价值的痛苦和迷惘。许多读者都来信说感觉苦恼，看不到人生的出路。杂志社于是决定展开关于人生观的讨论。通过座谈、讨论，杂 志社觉得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黄晓菊也愿意毫无隐瞒地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青年讨论。杂志社还找到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也向他约了 稿。最后编辑部把两篇稿子合并作了修改。其中，主要观点和人生经历基本取自黄晓菊的稿子，加糅了潘祎的一些话，也从座谈会上吸收了一些语言。最后，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 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份典型化的材料，反映了当时年青人的真实、普遍的想法。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认为它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后痛苦的精神历 程和反思，其坦诚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
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编辑部就收到两万多封来信。从5月份到年底，《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的专题，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在开展讨论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 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有些来信是由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关注并参与讨论，杂志社不得不抽调专门编辑、辟出专门的办公室来处理读者的来信。
人物三：导演新中国荧幕第一吻——向霖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0年的31年中，大陆的电影中没有一个“接吻”镜头。1980年春天，中国各大城市低调上映的电影《不是为了爱情》中突然出现了接吻镜头。打破31年纪录的人就是峨嵋 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向霖。
1979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向霖到北京办事，听到一位在铁路文工团的朋友谈起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张大字报的新闻。有一位女青年的爱人在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传闻死在狱中，女青年痛 不欲生，跳水自尽。一位工人救起了轻生的女青年，在生活和思想上不断关照她，重新唤起了她生活的勇气。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十年浩劫结束后，女青年“已死”的爱人突然回来了，女 青年的生活被彻底打乱，痛苦地发问：我该怎么办？
向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题材，请人写了剧本，在领导支持下决定拍摄成电影《不是为了爱情》。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是男女主人公在生离死别时有深情的一吻，关系主题，不能删除 。在荧幕中出现“接吻”镜头，这可是禁忌。1957年的电影《护士日记》因为有亲吻脸蛋的镜头就受到批判，向霖的电影还是正面接吻，怎么办？向霖就把女主人公换成外国人，写成是国际 主义战士的遗孤，避开“中国人接吻”的指责。接着，寻找女主角又成了难题，谁来演呢？电影厂首先想到在少数民族演员中挑选，可几经波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有人建议在外 国留学生中挑选。于是，向霖等人接向留学生放映电影时，选中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的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
当时，让一个外国人，而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在中国电影中担任主角，而且要到“三线重镇”成都拍摄，面临重重障碍。向霖等人完成了一系列的的调查、审批，最后尼克莱达才获得了外 交部、北京大学、四川省委外事办、文化部等十多个部门的同意。《不是为了爱情》在1979年夏末初秋开始拍摄。
拍摄过程中，各方面“如临大敌”，一方面是因为电影有接吻情节，一方面是主角是外国人。有关部门严格规定北京大学必须派一名老师随同尼克莱达拍摄，名义是照顾生活，主要是监管。 尼克莱达入住成都市唯一的涉外饭店，除拍戏外不能自由外出，除与导演交流外不能与剧组其他人员交谈。影片中的“吻戏”是在北京香山拍摄的。外事组租了面包车把一干人等浩浩荡荡地 拉到香山，拍了一条胶片就过了，整个过程约半分钟。
电影拍完后，送审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导演向霖按惯例是要参加审片的，却意外地被取消了参加审片的资格。因为上级知道《不是为了爱情》中有接吻镜头，觉得向霖的“思想意识有问题 ”。果然在审片中，一部分意见是肯定电影的意义，另一部分则否定这部电影，而且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大厅“试映”，看试演的效果 。
《不是为了爱情》的试映取得圆满成功，全场观众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上级决定将影片中的接吻镜头从半分钟剪为三秒钟，电影在1980年春天在各大城市上映。《不是为了爱情 》上映后，受到全国观众的一致好评，热映半年。
年度人物
每一个变革时代都离不开青年的活跃身影，离不开思想上的冲击和辩论。
“潘晓”的经历代表了一代年轻人。她用心对待别人，宽厚诚实，却发现别人心机重重，自私而且利用了自己；她在工作上讲奉献，讲进取，努力学习和工作，却发现单位里的人明哲保身， 缺乏积极性，而且热衷人事和八卦。另外，十年浩劫的阴影还残留在年轻人的脑海中。这一切都和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在五六十年代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社会现实和他们头脑中的理想世 界产生了差距。更可怕的是，当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的时候，却没有人来回答他们的心里疑惑，帮助他们认识和融入社会。“潘晓讨论”就成了少数年轻人释放困惑，求得 解释的渠道。
许多人将“潘晓讨论”视为中国社会8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讨论。因为它在社会主力刚刚起跑，准备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关键时刻，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解惑。“潘晓”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 1980年全体青年的缩影。
大史记
1980年，无数的新鲜事物冲击着人们的双眼和精神。人们在目不暇接之余，感觉到了久违的欢欣。
1980年的每个星期天傍晚六点半，有黑白电视的人家总是挤满孩子们。当“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群星，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的主题曲响起，等待多时的孩子们欢呼雀 跃。《铁臂阿童木》打开了孩子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很少有人知道，《铁臂阿童木》其实是“陪嫁”，主角是随着动画播出的卡西欧产品广告。当年，卡西欧公司免费赠送中央电视台日本卡 通片《铁臂阿童木》，条件是捆绑播放他们的产品广告。中央电视台同意了，结果全国刮起了一股“阿童木旋风”，“铁臂阿童木，十万马力，七大神力，冲啊！”这句台词一时风靡中国校 园。《铁臂阿童木》是中国引进和播出的第一部海外动画，此后中国开始大量引进海外动画片。
1980年，青年人追逐的第一批“明星”诞生了。邓丽君是其中的佼佼者。《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等邓丽君歌曲进入内地，伴随着争议流传开来。1979年，内地去香港旅游的旅客带回 邓丽君的录像带，入境时《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被抹掉。《何日君再来》一度被错误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而被禁。不过，对于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大陆青年还是不可遏制地 爱上了邓丽君的歌声。同时，“歌星”“艺人”“明星”等词替换了“歌唱家”“艺术家”出现在青年的嘴边。
9月25日，中央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要求党团员和干部带头计划生育。英国《卫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放着一块“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还展示了白色 婚纱的照片，旁边写着一条标语：“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9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个个体饭馆“悦宾餐馆”在胡同里诞生。最初的顾客里许多是在京的外国人，一些在华外交官排着队在胡同里等中国餐厅的“座”，此景只在80年代初才有。本年，北京 市工商局允许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经营个体、工商业。个体户经营范围：除原来允许的修鞋、修自行车、理发、缝纫等行业外，还可经营房屋修缮、擦皮鞋、三轮运输、代写书信、报贩、茶 水摊等。对于技术性强、社会需要的行业如服装加工、弹棉花等，允许退休职工带一两个待业青年，组成合作小组进行生产和加工。
本年还流行讽刺漫画；人们经常参加迟到的追悼会，怀念那些含冤而逝的人们；一批描写个人经历，深入个体思想的作品也出现了。种种迹象，预示着一场变革的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