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决定先搞试点。内务部（今民政部）派出工作队去几个试点地区指导选举。人民大学的宪法学研究生、24岁的许崇德有幸参加了内务部派往山东泰安县的****工作队。
“选举”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名词。当时有农村的妇女问工作人员：“锅前转锅后，啥也不知道，还能当代表？”“啥事叫男人办不就妥啦？”许崇德等人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宣 传上，让老百姓们都知道什么是选举，为什么要来选举。他们组织当地的青年团员，走东家串西家进行宣传：选举就是人中选人、瓜中选瓜；人代会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选举的目的就是 不让好人漏掉，坏人钻了空子。工作组反复强调人们记住关键的四个字：选民光荣！经过工作组坚持不懈的上门讲解，就连住得最偏远的村民也都记住了选举，知道过几天要参加选举。
到了选民登记的那一天，登记点一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半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的农村老大娘也撂下锅铲赶来了。登记选民是和人口普查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之前还没有进行过准确的人 口普查，只是笼统地说“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至于具体多少人多少户、男女比例多少，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因此，选民登记的工作也很繁重。许崇德还给许多没有名字的选民当面取名 字。许多中国人本来叫“张家后生”、“李家大婶”、“老王那口子”，没有名字，现在既拿了选民证，又有了名字，高兴得不得了。许多大爷大妈、大婶大嫂四五十岁了，第一次在大红纸 上（选民公布榜）看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得不知道手往哪里放。近50年之后，许崇德重回山东泰安，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当年参加选举的老乡。老乡在家里翻箱倒柜，颤 颤巍巍找出了一个蓝色的土布包裹，再一层层打开，露出了一张1953年的选民证。这薄薄的证件对老百姓的意义可见一斑。
许崇德亲身参加了泰安县城关乡的选举。当天，城关乡在教养院里召开选民大会。地小人多，后来的选民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挤挤挨挨地站在一起。1953年，县级以下的直接选举多数是通过 举手表决的形式进行的，县级以上则无记名投票进行间接选举。城关乡选举的时候，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同意的选民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乡人大代表就产生了。
当年，全国有2.78亿选民参加选举，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的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投票。整个****成功产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1954年春，许崇德又被抽调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他见证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盛况。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后，恰逢1954年全国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宪法草案公 布时，很多地方都被水淹了。各地就组织群众在防洪大堤上开会讨论，群众们踊跃发言提出了许多意见；交通中断，各地就用飞机把讨论材料和意见往北京运。许崇德拆开过许多地方寄来的 包裹，看到里面都是用一层层的油纸打包捆好的资料。
如今，许崇德已经是中国法学的泰斗人物了。1953年刚刚毕业的时候，许崇德对选举还雾里看花一知半解；1953年的****给他提供了最初的法律实践，真实触摸了中国的国情。
年度人物
1953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国****，它为国家开章立制做了准备。
“要不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代表广大人民去讨论国家大事，选举国家领导人。”说这句话的人是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罗祥根。罗祥 根出生于宁波慈溪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务农种棉花，“在旧社会，我们劳苦大众饱受剥削压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吃不饱、穿不暖，更别提自由和权利了。”新中国建立后，罗祥根在 家乡组织了浙江省第一个农业高级合作社，成了著名的劳动模范和种棉高手。1954年，罗祥根成为浙江省35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一员。
1953年，当选人大代表的大多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基层干部，也有少数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这代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转变。代表中的大多数人，比如罗祥根，是新兴的社会群体， 他们取代了官员士绅、社会名流占据了权力的优势地位。
1953年****的另一大意义是打破了对中国人民主素质的质疑。近代以来，不论是西方社会，就是中国社会内部，都质疑中国人是否有能力搞好选举、中国是否存在民主的社会基础。最著名的 莫过于袁世凯时，有人搬出中国人民主素质低下来为复辟帝制鼓吹造势。如今，中国举行了世界罕见的大规模****，用实际行动推倒了质疑。选举时，选民情绪高涨，讨论充分。据报道，河 南开封县土柏岗乡有人提名办事周到稳重的前任副乡长王福才，马上有人站出来说王福才当副乡长的时候是很积极，但转任农协副主席后“没有供给啦，啥事也不往前赶，推推动动，拨拨转 转”；在天津的一个选区，原本提名的妇女主任高玉英在选民讨论时，被认为“只是对上积极，对群众则自高自大”，结果没有当选。
所以，许崇德更能代表1953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他所经历的****，是中国社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大史记
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了协议。“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协议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在谈判中，朝中 方面的一位军官用苏制打火机点烟，打了几十下不见火苗；对面的美国军官就送给他一只美式打火机。朝中方面的军官点着香烟后，满意地点点头，之后随手将那只没式打火机扔出了窗口。
《人民日报》1月1日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仿照苏联，中国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 心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工业、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伟大任务”，开始在中国大地铺开。简称“一化三改造”。刚刚分到田地的农民 们面临着加入合作社的抉择。有一段当年的经典对话是这么说的：
“高级社一成立，跟苏联老大哥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共产主义一实现，那个牛奶还喝不惯哩！”
“经常喝就喝惯了……”
有两件大不大不小的事情，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3月19日，****中央在《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 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等问题，农村积极分子（他们是农村工作的主力）兼职过多。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大。原来作为士绅阶层重要组成的地主阶层被打倒了。随着土改的完 成，他们的经济势力也被彻底铲除了，似乎农村一下子都变成了平等的农民的海洋。但同时涌现或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先进分子”逐渐占据了原来的士绅阶层的地位。他们起着新的 承上启下的作用。“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织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轻人急于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 业并谋取一官半职。”（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这个新的“士绅阶层”的成员偏重于文盲与半文盲，他们不如原先的那批人能干，在学业与工作上工农的子弟都竞争 不过“出身不好”的人。这重重问题似乎说明，阶层的变化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更不能凭空设计完成。
积极分子，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成了新社会的香馍馍。最直观的体现是，他们取代富家子弟、书生秀才成为青年人婚姻的首选对象。50年代开始，男女双方“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是“谈恋爱”的隐晦说法。
说到恋爱，1953年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原因是《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婚姻自由的规定遭到了许多家庭的暗中抵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些农民老人甚至抱怨 ：“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195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当时全国每年因要求离婚而遭虐杀的妇女竟有七八万人之多。政府不得不强力推行新婚姻制度，并在1955年又通过 了《婚姻登记办法》，要求男女双方必须且只需到政府登记即可结婚、离婚。婚姻登记制度的执行在制度上巩固了婚姻自由，让中国人从原本繁琐的婚姻习俗中简化了出来。
婚姻登记制度推行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次离婚热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许多夫妻（包括领导干部）因为在近几年发生了地位、名誉和财富方面的巨大改变而离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