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一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能征善战，所向无敌，四处扩张。他首先向南扩张，降服了西夏。接着攻陷了金国的中都，然后挥师西进，直达中亚、东欧，把中亚古国花刺子模的国君，逼上了里海的荒岛，再向东击溃了俄罗斯军队，把疆域扩张到顿河一带。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攻打西夏。第二年，在即将攻克西夏首都之前，逝世于行营中。但是，他的陵墓何在？
《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墓地在斡难，但是没栽树，又无标志，只见“八白室”。所谓“八白室”，就是八座白色的毡帐。毡帐里供奉着成吉思汗的遗物，象征着墓地。这样的陵园便于迁移，曾移多处，起初在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后又移到黄河河套一带，最后迁到鄂尔多斯草原，现在的地点在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在蒙语里就是“主人的陵寝”之意。
前面提到，成吉思汗是在进军西夏的途中病故的，当时征战紧张而成吉思汗的部下为什么非要将其遗体千里迢迢运回蒙古大本营安葬呢？对此传说不一。
据记载，当年的一次行军途中，成吉思汗在一棵孤树下休息，沉默思索了很久，站起来说，将来我要葬在这里。这句话后来就被奉为遗嘱，当成吉思汗死后，他的部下不顾千里之遥，运灵回蒙古，为的是遵循成吉思汗的遗命。
还有一种传说，认为成吉思汗率军经过鄂尔多斯草原时，为这里旖旎的风光所陶醉，竟将手中的马鞭失落于地。他坐在马背上沉思良久，赞美这里是王朝复兴之地，太平盛世久居之处，表示将来要葬在这里。他让士兵将马鞭埋在这里，堆起了敖包，准备死后安葬于此。
那么，为什么说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陵寝是假的呢？这要从蒙古族的早期葬俗说起。据史料记载：蒙古人有“天葬”和野葬的风习。所谓天葬，就是将死者遗体置于山顶或山谷中，并不埋葬。所谓野葬，是将死者遗体置于木轮车上拉着奔跑，直到尸体掉下来为止，也不掩埋。这两种葬法都是弃尸野外，任狼咬鸟啄。三日后去查看，如发现尸体已被鸟兽食尽，则认为死者升天，为之喜庆；未能如此则认为死者生前罪孽深重，须另外举行宗教仪式超度。蒙古族贵族，特别是帝王死后，盛行“秘葬”，墓地不仅外人不知，连家人也无法知道。
关于成吉思汗入葬的记载是这样的：《元史》上记载成吉思汗葬在起辇【niǎn】谷，而且各帝王本纪也都称元朝所有皇帝都葬在起辇谷。事实上，至今也无人发现这些帝陵的踪迹，原因就在于元朝诸帝王“秘葬”、深葬而无坟。
《多桑蒙古史》上说，成吉思汗死后，手下人将成吉思汗的灵柩运回蒙古，不想让别人知道死讯，所以护柩的士卒在运途中见人就杀。埋葬以后，周围的树木丛生，成为密林，不能分辨是葬在哪棵树下。
《黑鞑事略》记载，成吉思汗的墓，没有起坟冢，让马在上面践踏后，犹如平地。
《草木子》中记载更为奇特，说安葬以后，让马在上面踏平，再杀骆驼放在上面，派千骑守护，等到第二年草长出来，移帐散去，看不出痕迹，要祭祀的时候，用所杀的骆驼的母亲为向导，看它踯躅悲鸣的地方就是所葬之地。可是，这只骆驼如果死了，那么成吉思汗的真实葬地便无人知晓了。由此可知，成吉思汗的真实安葬地在当时就难以确认了。而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并不像明人记载的那样到葬地祭祀，而是把成吉思汗生前的八座白色宫帐称为“八白室”，在八白室前祭奠成吉思汗之灵。
难以破解的无字碑
明定陵之谜
北京昌平县大峪山下的定陵，背靠大山，前观东逝的河水，仿佛在显示着墓主的沉稳风格和远见的睿智，又泛着一团团的迷雾困惑着人们。
400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辉煌的定陵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雄浑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定陵之所以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即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窝，主要有青白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数十万千克。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为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筑宫殿的主要用料。
整个陵园显得壮观深邃。从外城的第一道陵门，至后边宝城城墙垛口，它的神道、墙基、殿台，很多为花斑纹石铺砌。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非常粗大。而就梁椽之坚固，砌石之重厚，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及艺术，令后人赞叹不已，实为我国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但是，在这雄伟、壮观、气势辉煌的奇迹背后，你是否听到了无数幽灵的哭泣、众多冤魂的控诉？！
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100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碑，全长300米，路宽7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今天神路、三孔桥均废，惟遗迹尚存，供人凭吊。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型石碑，螭【chī】首龟趺【fū】，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集中有四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无端玉简使人疑。何书不被山林怒，深【yǎo】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数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破碑上无字的谜团。
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南丰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hōn？弈】。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欲要驱之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lí】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尊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足以翻倒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话，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贪恋酒色、沉迷修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完好无损。乾隆时重加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布局中隐现历史
清皇陵之谜
清王朝起兵关外，定都北京，关内外皇陵仪制各不相同。不管在哪里，陵区的苍松翠柏、红墙黄瓦中长眠着昔日无限风光的帝王后妃，风景宜人的风水宝地，有许多可探求的东西。
清陵地分三处由关外四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园构成。关外四陵是清朝入关之前在东北旧都所兴建的皇陵，由清初三陵（或称盛京三陵）和东京陵构成。清初三陵即努尔哈赤先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
永陵原称兴京陵，位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启运山麓，前临苏子河，背山面河，视野开阔。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称永陵。永陵是清皇室发达后，把已葬的祖先遗骨迁葬于此地，没有真正的地宫，平地起封土，规模在关外三陵中最小。
福陵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之陵，位于沈阳东郊天柱山，始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经康熙、乾隆两朝修葺，面积19万平方米。福陵的规格明显高于永陵，南墙正中有大红门，门外东西两侧为蟠龙琉璃壁，门后地势渐高，向上延伸的神道两侧有四对石像生，陵区内苍松翠柏，松柏间依山势而建的一百零八级砖阶，象征三十六天罡【？弈ān？弈】和七十二地煞。
清初三陵以清太宗皇太极与其妻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昭陵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位于沈阳市北。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康熙、嘉庆两朝曾经扩建，占地450万平方米。昭陵与福陵建筑形式基本相同，最有特色的是神道两侧的六对石像生，雕刻精美。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据说石马仿照皇太极生前心爱的坐骑大白、小白雕成，体魄雄健。碑楼中有康熙帝御笔亲书的“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昭陵的另一建筑特色是宝城后人工堆造的假山陵业山，为诸陵所独有。
清代入关后，清帝陵寝分为两处，一在河北遵化昌瑞山麓的马兰峪，称东陵，一在河北易县永宁山下的太平峪，称西陵。
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座陵墓群。清初顺治帝狩猎，途经昌瑞山，一见倾心，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康熙二年（1663年）为顺治帝营建孝陵于昌瑞山下。以昌瑞山主峰下的孝陵为中心，东侧是康熙景陵、同治惠陵，西侧是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另有孝庄、慈安、慈禧等陵，共葬有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个妃子。清东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陵建筑群，陵园外有190公里的火道，还有十余公里的官山，总占地面积达500平方公里。
东陵有一座单独的双妃园寝，为妃子单独建寝，这在明清两代是绝无仅有的事。
双妃是康熙帝的两位妃子。一位悫懿皇贵妃佟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是孝懿皇后之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被册封为贵妃；另一位怡皇贵妃瓜尔佳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年方17岁，册封为和嫔，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晋升为和妃。
康熙帝十分宠爱幼年的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特意带进宫中读书，让他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同时选派两位妃子照顾小皇孙的饮食起居，担任这一任务的就是贵妃佟佳氏与和妃瓜尔佳氏。由于她们的悉心照料，弘历健康成长，他视二妃如母，感情十分深厚。雍正即位后，为报答她们对儿子尽心尽力，分别晋封两妃为皇孝贵妃和皇考贵妃。
弘历即位以后，尊封佟佳氏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瓜尔佳氏为皇祖温惠贵太妃。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弘历特下一道手谕：“朕自幼令，仰蒙皇祖慈爱，抚育宫中，又命太妃皇贵妃、太妃贵妃提携看视。两太妃体仰皇祖圣心，恩勤备极周至。朕心感念不忘，意欲为两太妃千秋之后，另建园寝，令王大臣稽查旧例。”可见佟佳氏和瓜尔佳氏体悟皇恩，殷勤备至，抚育乾隆有功深得三朝皇帝厚爱，所以死后另建园寝。
双妃的园寝内有东西并列的宝城两座，东面为佟佳氏，西面瓜尔佳氏，两陵规制完全相同。园内明楼、石碑、享殿、宫门一应俱全。尤其特殊的是，享殿前有刻着丹凤朝阳图案的陛阶石，其规格之高为妃子园寝所罕见。
自从雍正帝易地建陵，乾隆帝降下谕旨，清代兴建皇陵从此便有“父东子西”的“兆葬之制”。按照这一制度，道光帝陵应建于清东陵。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道光帝开始在清东陵宝华峪为自己兴建陵墓，历时7年完成。
道光七年（1827年），道光孝穆皇后入葬新陵，道光帝对陵墓的坚固赞不绝口。次年道光帝谒陵，却发现陵墓地宫渗水。这是因为挖掘地宫，造成地下水位升高，渗出地表所致。这虽然是自然现象，却是皇陵最忌讳之事，被视为大不吉利，建陵官员为此受到严惩。道光帝只得另觅吉地，将已修陵墓全部拆除。堪舆先生选中清西陵。新建的慕陵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始修建，道光十六年（1836年）竣工，慕陵的修建破坏了“兆葬之制”。
慕陵是清代所有皇陵中最朴素的一座，一如道光帝本人。陵区垣墙既未挂灰，也不涂红，而是磨砖对逢，干摆灌浆，神道上没有华表、碑楼、石像生、方城和明楼。隆恩殿为单檐建筑，只有殿内天花板上雕刻的喷香楠木龙头，称得上木雕艺术的佳作。
皇家气派，建筑瑰宝
故宫之谜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与世界各地著名的皇宫相比，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法国的巴黎卢浮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日本的皇宫其建筑规模都不及故宫。
北京故宫占地一千多亩，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周长342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