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自己长期保有影响力？这是成功者都要面对的问题。也许，更大规模地开拓事业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但往往也是这种无尽的贪欲，让他们最终功败垂成。清醒者选择了著书立说，将自己的事业心得传给后人，或者将自己感兴趣的文字写给特定的读者。
形象工程，还是实用手册
正当吕不韦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刻，他做了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让手下的门客编纂一部书籍，而且是汇集天下各家各派思想的书籍。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吕氏春秋》。
而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本《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想要教给自己的儿子——登基不久的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的治国、安民、求贤的百科全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因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
虽然那时是诸侯割据，战乱不已，但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国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比较淡漠的，许多仁人志士考虑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他并不一门心思地只想着为鲁国出力，而是周游列国，哪个国家愿用他，他就为哪个国家服务。
就连“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和孟尝君田文，虽然分别是魏国和齐国国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别的国家做官。孟尝君还曾在秦国和魏国做相，并联合燕赵等国攻伐齐国，好像没有人因此而骂他们“卖国”、“叛国”。
“兵圣”孙武，其祖父与父亲本是齐国贵族，因见齐国政事紊乱，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矛盾重重，已到了随时发生火并的危险边缘。当时，他的父祖不想涉足政治，更不想陷入国内政治斗争。于是，为了避祸，携家小千里南下，到吴国的乡下躲了起来。后来，孙武便在吴国建功立业。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战国史，像孙武这样的到异国他乡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不胜枚举。就说吕不韦，本是卫国人，在赵国经商，到秦国从政。可见当时人们出国是比较容易的。
像屈原那样“不事二君”的“爱国者”比较罕见。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有着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说和政见，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可谓“百家争鸣”。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可惜的是，自从秦汉大一统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后，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万马齐喑”的文明停滞期，“百家争鸣”竟成了绝响。中国思想家们的思想水平，再也没能超越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们。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布成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才智之士有机会广为宣传自己的学说，才使得当时大家辈出，人才济济。吕不韦见苟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点儿眼红了，也想著书立说以博个青史留名。
而这时的吕不韦养尊处优，哪有闲工夫亲自著书立说？他想到了他的食客们。
前面说过，吕不韦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闻名诸侯，心中颇不服气。以秦国之强，以吕氏之富，岂能在养士方面输给什么“四公子”！于是，吕不韦也广招天下之士，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食客，顾名思义，就是白吃饭的人。吕不韦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他养士也不会白养，不仅要计算成本，而且还要见到效益。就算养士不能直接给他带来利润，也得给他带来社会效益。
吕不韦突发奇想：让食客们将各自的所见所闻和政治见解写下来，综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吗？他吕不韦不用点灯熬油地亲自写，让别人代劳，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这不是“一言而万世之利”的好事吗？而且，通过让门客们著书，谁有什么样的见解，谁有什么样的才能，谁有没有学问，谁有没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于是，吕不韦一声令下，他的门客们便开始“人人著所闻”。吕不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的综合性巨著的主编。按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让门客们著书，书成后取名为《吕氏春秋》，是气不过苟子等人“著书布天下”。可知吕不韦只是想借著书图“万世之名”。清代的学者毕沅也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说：“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
吕不韦组织门客撰写《吕氏春秋》，仅仅是为了与荀子等人争名吗？仅仅是为了自己名垂千古吗？笔者以为，其实也不尽然。
除了“图名”这一点之外，吕不韦主编此书还有什么目的？
《吕氏春秋》虽然被史学家刘知几誉为“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一部“杂家”著作，但主要内容却是一些如何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书中动不动就是“先王”如何如何，“贤主”如何如何，分明是一部为君主写的教科书。
而且，书中还有大量的有关地理和自然的“基础知识”，就如同给学生上课用的教材。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介绍什么是九野、九州、九塞、九薮、八风、六川：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雟、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巨鹿，燕之大昭。
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
联系到书中苦口婆心地教导做君主的如何做一个“贤主”，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勤政爱民、如何修身养性……笔者认为，此书实是吕不韦写给儿子嬴政看的，是吕不韦组织人给儿子编写的教科书。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失败的帝王教科书
如果嬴政将《吕氏春秋》当做自己的必修课，按吕不韦教导的去做，那么，秦始皇必为一代“圣主”、“贤主”。可惜的是，嬴政将《吕氏春秋》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方略视做粪土。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之后，便实行严酷的****统治，搞得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于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天下笑。
现存《吕氏春秋》共160篇，20多万字，写到竹简上，可谓汗牛充栋了。这在以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先秦，当然是一部鸿篇巨制。
《吕氏春秋》虽然并非吕不韦亲笔所撰，但从行文风格、主要思想来看，肯定是经过某一个人编辑加工了的。书成后，吕不韦令将书稿在咸阳城门公布，“悬千金其上”，扬言谁若改动其中一个字，便给予千金奖励。
可见，吕不韦对此书是极为满意的，否则就不会这样张扬了。吕不韦公开征求意见之举，也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吕不韦对著书者绝对信任，二是吕不韦亲自参与了此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满意了，才有勇气作出谁若增损一字奖励千金的承诺。
到底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成为吕不韦的“一字师”呢？有没有人获得千金奖赏呢？司马公没有记载。我想，很可能不会有人为吕大丞相的《吕氏春秋》“增损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删改一字的文章和书籍？没有人站出来为《吕氏春秋》“增损一字”，并非说明《吕氏春秋》“既尽善矣，又尽美矣”，也并非说明秦国及诸侯没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慑于吕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而吕不韦恐怕也并非真的想使《吕氏春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这样做，与其说他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不如说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
商人，作秀与炒作是其看家本领。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可以视为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这一炒，立即使《吕氏春秋》变得家喻户晓，连惜墨如金的司马公也在《史记》中记下了吕不韦的这一创举。
既然书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当然要为自己负责。如果他任由门客们乱写一气，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会如此重视、如此满意、如此自信的。这么说来，《吕氏春秋》虽非他亲自撰写，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见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从中，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纂《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蒴之日……”其中，“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岁在滩”和秦王政八年并不符合，而同时，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来推算，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
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司马迁所写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八个字，并非“不韦迁蜀，乃著《吕览》”，而是用了“世传”两个字。也就是说，吕不韦完成《吕氏春秋》的主编工作之后，便遭到罢官流放的厄运。他虽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吕氏春秋》却流传后世。
《吕氏春秋》完成后才过了一年，吕不韦便被罢免了。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什么？是不是说，吕不韦决定招集门客著书之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可能来临的危险？是不是说，秦王嬴政已经长大了，吕不韦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写一本书来劝导他？是不是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感到危机来临之时的“发愤”之作？
当然，这些问题都只是吕不韦可能想到的情况，并不一定真的会发生，也就是说，吕不韦也许并不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父子矛盾而让门客编写《吕氏春秋》的，当然，出于这种原因而编写此书的可能性也相当大。那么，到底真实情况如何呢？
要弄清楚为什么吕不韦要大张旗鼓地派人编书，然后又采取夸张的方式进行宣传，就得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写来究竟给谁看。如果只是门客们为吕不韦一个人所写的闲书，那自然就没有父子矛盾的问题，如果书里面有明显的针对秦王嬴政、对他进行教育和规劝的内容，那么吕不韦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一章就是专门论述“孝”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的。其开篇即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还大量引用曾子关于孝道的论述，说：“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怎么做才算是尽了孝道呢？文中点了五个方面：“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可以说，反复地强调“孝”，而且将这种个人亲情、伦理方面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孝”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品德问题，而是变成了统治者的治国修养、全面素质的问题。
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反复论述“孝”是一国之君的“本务”，尽了孝道，就会达到“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奇效。吕不韦想让嬴政孝顺谁呢？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吕不韦煞费苦心，想要让嬴政这位精力充沛的“初生牛犊”能够按照他的意愿执政。他给嬴政准备的第一个“紧箍咒”就是“孝”，可惜，他似乎没有直接地表示，自己就是嬴政的生身之父，就是嬴政应该服从和敬重的长者。
也许，吕不韦很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向嬴政说明其身世之谜，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做着诸如此类的舆论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道德说教对于虎狼之性的嬴政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反独裁：先知者的警告
吕不韦对嬴政的教育，集中在《吕氏春秋》之中，而这部成书于众人之手的著作，真的能够保证对嬴政起到教育的作用吗？吕不韦会不会最后对稿件进行审定，做一个称职的“主编”呢？
这就要看看这本书编纂的具体流程工作了。对于《吕氏春秋》成书的具体过程，《史记》有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不过这一说法很值得推敲一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吕不韦之所以要编撰《吕氏春秋》，纯粹是虚荣心作祟，要把当世名闻天下的四公子比下去，于是大肆招揽门客舍人，作文论道，于是才成《吕氏春秋》。如果真是这样，余以为，也未免太小看吕不韦了，虽然不能否认吕不韦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借此书炫耀自己或者借此书流传自己的个人功利思想在内。
但是要看到，《吕氏春秋》表现更多的是吕不韦治国、治家、治天下的大政方针政策，包括吕不韦对一些前朝政治和思想的评价等等，是春秋战国以来，各流派思想由各自为主到实现思想统一趋势的体现。
吕不韦是非常希望该书能够成为秦朝统治者秦王政治国的指导思想的，可惜的是，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存在诸多政见的不和，消除吕不韦主政期间以及遗留下来的影响，是秦王政主政后要做的事情之一。自然，对于以吕不韦姓氏命名的《吕氏春秋》是非常反感的，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甚至会对该书进行排斥，对外舆论上否定该书的。
当然，这是秦王政为了树立自己权威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之一。至于秦王政，我以为他至少在私下里还是阅读过《吕氏春秋》的，要不然，他不会对吕不韦有那么重的敌意，两人政见的不和，吕不韦是借《吕氏春秋》反映其政见的，除了吕不韦在秦王主政前在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上与秦王政不同，更多的是秦王政的思想与《吕氏春秋》提出的观点格格不入，关于秦王政与《吕氏春秋》观点的不同，是本文的重点，容后再论。
另外，《史记》上所说的四公子当红与吕不韦当红时期也相差颇远，当时的四公子并不在同一个时期，特别是他们死期相差甚远。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园杀春申君。孟尝君当在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后而卒。信陵将五国兵攻秦国外，正当在庄襄王时，不韦已为相。又春申与不韦并时，不得言死之久矣。从这可以看出，只有信陵君和春申君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成书时间比较接近，但是成书时间已经是秦始皇八年，此时，除春申君外，其余都相继死去，而春申君在楚国日子也不好过，吕不韦大可不必与之进行攀比，以吕不韦的势力大大超过他了。
《吕氏春秋》说的是治国之道，当然，其中也有八卦、五行、乐理以及养生之说，但并不妨碍该书成为一本体现吕不韦的治国、人文思想的书，正是如此，这本书就是描述了按照吕不韦思想建立起来的秦国的样子。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在书中的《十二纪》的《季冬纪》的“序意”篇中写得非常清楚：“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蒴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意思是秦始皇八年的时候，或者是说秦朝取代周朝拥有天下八年的时候，太岁在申宿的方位，秋天，甲子月的初一，初一那天，君子问《十二纪》的情况。
成书于八年，那么吕不韦开始写《吕氏春秋》又是什么时候呢？不妨看一下当时秦国国内的态势是什么样的。秦始皇即位之初，“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资治通鉴》）这段时期，吕不韦是没有心思著书立说的。真正想著书立说应该是在势力兴起、秦始皇逐渐长大的时候，大约是在秦始皇五、六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秦始皇虽未主政，但已经有大独裁者的征兆，吕不韦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秦王政在思想方面存在的对立性，不想与秦王政发生正面的冲突，想通过少参与政事，通过写书避开矛盾的冲突，以免惹祸上身。另外，著书立说也是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书把自己的思想传达出去，或者是希望秦始皇采用自己的思想，虽然人不能统治秦国，但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统一秦国，这样无疑是另外一条显姓扬名之路。
当然，秦始皇在未主政前，就有些事不与吕不韦商量，大独裁者的征兆就已经略有显现，吕不韦作为丞相，当知这于国于家都不利，《吕氏春秋》在秦王主政前出台，无非就是希望通过此书来向秦始皇说教，谁知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深了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坚定了秦王政除掉吕不韦的决心。
《吕氏春秋》按照《史记》的说法是《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经过多年流传，现在已经是《十二纪》、《八览》、《六论》。内容包括“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是综合百家之言，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大概是指其内容庞杂，融汇各家思想。“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不贯”。
按照现在的说法，《吕氏春秋》的出现是顺应天下一统的时势出现的，当并不为过。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群雄争霸，思想上也是百家争鸣，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东、西周的灭亡，天下一统的思想已经不可避免，墨家的创始人之一墨子也是崇尚一统，“一同天下之义”（尚同）“天下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至于儒家更是提倡大一统，并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儒家的这个思想到了汉朝汉武帝时终于被奉为主导思想，也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法家自然也是讲究定于一，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吕氏春秋》将各流派之思想统于一书，自然是要一统天下之意。当是时，秦国统一六国并非可望不可及，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吕氏春秋》的思想有治国思想，还有历史范例，有些堪称治国的良训，可惜的是秦始皇不买吕不韦的账，一心以法家治天下，焚书坑儒。虽然想要万代流传自己的秦氏王朝，却只持续了短短的十余年，不知道是秦始皇的可悲，还是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可悲。
难怪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就写道：“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用正确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不管怎么说秦始皇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无疑都是其功劳。今天来说吕不韦，只是来探讨《吕氏春秋》中涉及的一些于国于家的思想。
理想世界：吕不韦的乌托邦
如果说《吕氏春秋》汇集了各家思想，从而失去了一定的事实针对性，不能对嬴政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那么同时，这种脱离秦国现实的思想，正可以看做是吕不韦个人理想中的秦国，或者说是他理想中的世界。
不妨来看一下《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姑且当做吕不韦的治国的依据吧。
首先，吕不韦反对独裁。而正是这一点，秦王政对吕不韦最为不满。吕不韦反对独裁，主张君主天下制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足为奇，在那个时侯，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天下为一姓之天下，君临天下。特别是在秦始皇这样一个非常****的皇帝眼里，你敢著书立说来说不是一人之天下，这不就是让我秦王政将江山分与天下人吗？这显然对于秦王政这么一个专权的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实，这也只是吕不韦蛊惑人心的一个方面，原来儒家不也是鼓吹“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吗？最后还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些尊奉儒家的人可曾让一个外姓人来接管江山，让天下人来做主天下事，不过是把这些当做粉饰天下，愚弄百姓的胭脂罢了。
就算吕不韦真当上皇帝了，也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罢了。尽管这样，也不能抹杀吕不韦提出的这种思想的先进性，至少他看到了，一个朝代要想久远，就不能太独裁，不能太让百姓受制裁，必须为他们也找一些精神安慰。就算天下是你秦王政的，但你要对外宣称，天下也是所有秦国子民的，如此一来，老百姓自然就不会造反。
应该说，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就自尝了苦果。秦朝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正是在秦朝，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也使得秦氏江山改姓刘了。估计秦始皇要是知道的话，可能会重新信任吕不韦的，倍加推崇《吕氏春秋》。
当然，表现吕不韦这种政治观点的，在《吕氏春秋》中有多处描写。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费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恃君》）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长利》）
“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去私》）
这些表达的意思都是说，君主不应该把天下看成自己一家人的，而是应该体恤臣民，应该让天下有贤德的人来做官，治理国家等等。其实不过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让老百姓觉得心里舒服，心甘情愿受你统治罢了。
其次，吕不韦其实是赞成广纳贤才的，这个不仅在《吕氏春秋》上有体现，在吕不韦当丞相的时间内，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吕不韦后的秦国丞相李斯，他的门客中有甘罗、张唐，还有司空马等等，都是比较出名的从外地到秦国来的。
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朝代。于是他招贤纳士，于是才有了《吕氏春秋》。其实从秦国的发展来看，基本上也是外来人才当权，如吕不韦之前的秦国丞相蔡泽等等。
不过秦始皇显然不喜欢外来人才。于是才有了大下逐客令，也许这与秦王政恼怒吕不韦把持朝政、架空自己的权力有关，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也有了李斯的《谏逐客书》一文。对于要广纳贤才，《吕氏春秋》中写道：
“德行招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论人》）意思是德行昭彰美好，可以与日月媲美。不能熄灭。这样的国家和君王才能使豪士应时而来，远方的人民也会宾服，没有办法挡住。
“桀既奔走，于是大行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简选》）
吕不韦也主张要尊重民意，不要激起民愤。
“先王先顺民心。”（《顺民》）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民》）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用众》）
“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为故。”（《行论》）
吕不韦的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安天下就要先安民心，守天下要先顺民心，不要太过于逆民意。其实，这与儒家倡导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同一个道理。纵观秦朝的灭亡，与秦二世置黎民于水火，残酷剥削镇压不无关系。以至于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一呼百应。
吕不韦提出的要顺民意其实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思想，我国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更替，都是统治者不顺民意所致。唐朝李世民就是深谙“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方有贞观之治。秦始皇倘若明白吕不韦的一片苦心，当能更有所作为。
吕不韦不是出身儒家，但是吕不韦也应该是饱览群书，或许他在骨子里根本就是尊奉儒家的，他虽没有提出“仁”、“爱”，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吸取儒家里一些更为实用的思想。于是，他赞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执一》）
“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尊师》）
“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先己》）
“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先己》）
刚看到这段文字，就觉着有点儿眼熟，翻开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一看。《大学》的开篇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活脱脱就是这些语言的翻版，看来吕不韦是对儒家颇为感兴趣的，也许这也是遭到秦始皇反对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独奉法家，到后面还“焚书坑儒”，与吕不韦的矛盾所在，也许这也是其中之一。中国封建社会至汉朝以后，基本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见儒家思想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方面还是很有裨益的，吕不韦在那个时代提出来，自然还是很有远见的，可惜的是秦始皇并不是那么一个爱听话的人。
吕不韦还提出了要尊师。在《尊师》中，整篇从古代一些有名的皇帝尊师说起，说到只有尊师才能有所作为。“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夫，帝喾师伯招……”在《诬徒》中，他又用大量篇幅说了一些人不尊师的后果。
吕不韦似乎刻意想把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思想在他的手里汇集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这只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思来办理），但是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会对各流派的思想有所取舍。虽然，他把儒家作为该书的一种主流思想，如尊师，顺民意、修齐治平的政治等。但是在一部《吕氏春秋》中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怕是不能被称之为“杂家”的。
吕不韦也主张君主无为。无为思想是属于道家思想，无为而治是道家追求的一种境界。
“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分职》）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
“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知度》）
如果说，这些尚不足以让秦始皇恼羞成怒的话，吕不韦在书中讴歌禅让就真的让秦始皇忍无可忍。当然，禅让制在当时提出来是不是一种进步尚没有定论，毕竟夏朝过后，君主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此时提出来，不仅统治阶级会反对，就连老百姓也会笑其幼稚。
禅让制，按照理想的方式当然要比世袭制先进得多，但在当时存在阶级差别的情况下，说禅让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战国中叶，燕国的国君曾经受到这种思想的麻醉，贸然地就实行了禅让，结果所托非人，受到了当时其他各国政治家们的嘲讽和唾弃。据说，著名的“邯郸学步”的寓言，就是讽刺这位迷信禅让学说的燕王的。因此，吕不韦就此一点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吕氏春秋》除了倡导这些主张外，还有倡导重农思想，还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色彩：“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大乐》）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五行之说，由于本文只是从一些政治主张方面来探讨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对其他的不再赘述。
《吕氏春秋》里许多主张是儒家主张的尊师重教等等，是在一个渐趋统一的时代里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张在于“仁”、“爱”，在于用安抚的手段对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来让老百姓忘记阶级差别。
吕不韦看到了一个经过长期纷争的时代将要结束，应该从思想上安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的时候了，而这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归于一统的结果，或者说是产物。
但是吕不韦却有些异想天开，他想把各流派中好的东西收归己用，于是，他说要天下为公，要搞禅让制，要搞无为而治，要节约，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毫无疑问，这个愿望是好的，这本书也的确有这个意图。但是也加重了不可操作性，如果他写这本书真的是给秦始皇看的话，秦始皇后来的所作所为就证实了对这本书的反感。他独尊法家，焚书坑儒，摆明了就是不领吕不韦的情。
不过，把吕不韦的这些思想综合起来，依稀有点儿西汉初期的模样，休养生息，反对赋税、反对严刑酷法，给百姓以田地生产，然后可以读书。总的来说，凡是秦朝失人心的地方，刘邦及后来的统治者都着力改正，并且自刘邦到“文景之治”都给道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汉惠帝时任用曹参为丞相，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标榜清静无为思想，也就是“黄老政治”，而正是这个时候，佛教传人我国，道教也土生土长起来。
说这些，不是刘邦读了《吕氏春秋》，按照上面的照办照抄，不过，吕不韦思想中的秦国应该有西汉初期的影子。其实，秦始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几乎与《吕氏春秋》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西汉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训，采取政策、措施与秦始皇也是针锋相对，说《吕氏春秋》的观点与西汉初期实施的政策有类似的地方，也应在情理之中。
应该看到，吕不韦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农，恢复生产等是比较适合长久统治，而汉朝之所以统治那么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经验。《吕氏春秋》里的秦国依稀是西汉初期的影子。
《吕氏春秋》既然是一本写给嬴政的教科书，也是吕不韦个人的政治理想，那么，这个失败的教科书和政治理想，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