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陆容《菽园杂记》载成化年间朝廷给张真人的待遇超过衍圣公（孔子后嗣）事，该书卷八云：“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张真人正是张玄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玄庆地位之显赫，也具体说明宪宗崇道之甚。
宪宗崇道之滥，还从他首开的传升制度中反映出来。宪宗即位后，凡百官升迁，皆不经执掌大臣议论，全凭皇帝旨意。要升迁某人，命宦官传旨即定，时人称如此得官者为“传奉官”。初时受传升者非限一途，文武僧道皆有，后来则多属僧道。有人据《明宪宗实录》做过统计，成化二十余年间，仅传升僧道官即达三百数十次之多（杨启樵《明代诸帝之崇尚方术及其影响》，载《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印行）据笔者粗略统计，其中道官传升在四十五次以上，人数过百。以成化十年以后最为突出，大都一年数次或十数次，甚至有一月传升三次、四次者，每次传升数人或数十人不等。仅举两例如下：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丙午（二十八日），“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道录司左正一胡守信为高士，右正一聂彦良、左演法昌道亨俱为左正一，右演法戚道珩为右正一……”（《明宪宗实录》卷一四七。正一、演法、至灵、玄义为道录司官职名。）次即传升道官十五人。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庚戌（五日），“太监韦泰传奉圣旨：大德显灵宫真人王应！兼本宫住持，高士陈应、刘绍先俱升真人，左演法陈崇仁、左至灵邓思诚俱升高士……”（《明宪宗实录》卷二七六）次即传升道官三十二人。可见成化间传升的道官是很多很滥的。
大量传升道官的结果，明初所定的道官任命制度即遭破坏。原定道录司设官八员，至成化十二年（1476）二月，礼科给事中张谦等言：“僧官今几四倍，道官今几三倍。”（《明宪宗实录》卷一五）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礼部上疏谓：“僧录司禅师兼左善世等官一百二十员，道录司真人、高士并左演法等官一百三十三员。”（《明孝宗实录》卷四）增至原额之十五六倍。成化间不仅道官多，所授真人、高士等道士尊号亦多，《明通鉴》卷三一谓成化四年“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其尊崇之滥，可想而知。
宪宗开创的传奉之风，一直延续至孝宗、武宗两朝，旋革旋兴。这两朝亦传升了不少道官，崇道过滥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孝宗朝又任用了一名道士崔志端做礼部尚书。此人在成化间为神乐观乐舞生，后升太常寺赞礼郎、寺丞、少卿，弘治十七年（1504）进至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升迁中，屡遭朝臣弹劾，进礼部尚书时，反对尤烈，孝宗皆不理。至武宗即位，再经群臣劾奏，方命致仕，正德九年卒于神乐观（《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
以上几朝在崇道过滥的同时，对明初制定的抑道政策，大都搁置不行，甚至亲手破坏之。突出的例子是对控制僧道发展最重要的制度——度牒制的破坏。原定必经考试合格方给度牒，且三年、五年或十年发放一次，所发度牒数量又须受府、州、县额定总数（全国36000余名）的限制。但英宗、代宗以后，历代皇帝或凭好恶随意给牒，或未到给度之年提前发放，最严重的是政府因财政困难，出卖度牒以赈灾或支军饷。此事始于代宗景泰二年（1451），盛于成化间，孝宗朝稍杀，武宗朝又兴。在这几朝灾荒频仍、不时又有战事的年代里，出卖过多少度牒已难于计数，仅举数例如下：
成化二年（1466），河南、淮扬等地连年水旱，命礼部给巡抚淮扬都御史林聪一万纸度牒，每纸纳米十石，给南京礼部五千，每纸纳米十五石（《明宪宗实录》卷二七。）成化二十年（1484）十月，给空名度牒一万纸，分送山西、陕西巡抚都御史，每纸输粟十石（《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七）同年十一月，准浙江、直隶府州度僧道六万人，每纸纳银十二两（《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十二月，再给陕西度牒六万纸，每纸纳银十二两（《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大量出售度牒之风的冲击下，朱元璋用发放度牒限制僧道发展的预想已成泡影，佛道所接受的大批僧道也多非真正信徒，于社会于佛道皆非福音。
除度牒制外，其他管束僧道的制度也无不废弛或遭破坏。禁止私建寺观的制度即是如此。英宗以来几代皇帝都敕建了大批寺观，宦官们也争相创建。在他们的影响下，私建之风一直盛行不衰。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复增建，以至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九。）京城如此，其他行省所建寺观势必成千上万。
三、狂热崇道的世宗
在明前中期诸帝中，以世宗崇道最为突出。其先辈往往释道并崇，或崇释甚于崇道，世宗早年亦承此传统而并崇之，但在嘉靖六年（1527）以后，则逐渐黜释而专崇道，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狂热崇道的皇帝之一。
世宗崇道的主要表现，一是崇尚道教斋醮，二是宠信方士和道士，三是迷信方术、方药。推其故，盖源于世宗多病（世宗因病不能视朝，不能亲御国家庆典、祀典，屡见于《世宗实录》）以斋醮消灾祈福，以方药祛疾延年，而欲达此目的，皆须依靠专业的方士或道士。因此以上诸端，遂成为世宗崇道的主要内容。世宗崇尚斋醮，从初政到崩殂，未尝中辍。早年虽有斋醮无益之谕及暂停斋醮之命（《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七八）但皆徒具空言，未尝实行。见于实践者，则是斋醮不绝，祷祀不断。《明史》谓：“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明史·邵元节传》）嘉靖三年（1524）征道士邵元节入京，令“专司祷祀”，寻祷雨雪“有验”，赐真人。又为建醮祈皇嗣，皇子生，授礼部尚书（《明史·邵元节传》）其后“庄敬太子患痘”，陶仲文“祷之而瘥”，由是深得世宗“宠异”（ 《明史·陶仲文传》）嘉靖十九年（1540），“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 《明史·陶仲文传》）如此之例甚多。
道士建醮，需奏青词（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斋醮时向天神祷告的祝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人主所奏青词，率由词臣代笔。世宗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即许多词臣皆争相习写青词，因为所写青词一旦中帝意，即可立获超擢，以至入阁。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嘉靖十七年（1538）后，内阁十四首辅中有九人以善写青词起家，最后入阁。此九人是：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袁炜、严纳、李春芳、郭朴、高拱，其中袁炜、严纳、李春芳被时人讥为“青词宰相”（《明史·严纳袁炜传》。其余几人《明史》皆有传）另外五人如翟銮等因未以青词迎主，皆旋起旋罢。观此十四辅臣之进退，足见世宗对斋醮之热衷，亦见其影响政治之深且巨。
世宗崇道的另一表现是宠信方士和道士。被宠者甚多，有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中佩、蓝道行、胡大顺、蓝图玉等，还有一批儒生兼方士的人物，如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王金等。其中最受宠信的是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嘉靖三年（1524）征召入京师，以善祈祷被封为真人。嘉靖十五年（1536），因祷祀功，授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十八年（1539）卒，赠少师，谥“文康荣靖”（ 《明史·邵元节传》）陶仲文，湖北黄冈人，嘉靖十八年邵元节荐之于帝，因善祈祷和房中术，深受宠信，被封为真人，先后授礼部尚书、少师、少保、少傅，位极人臣。《明史》本传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唯仲文而已。”嘉靖二十一年（1542），帝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其受宠信远超百官之上。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谥“荣康惠肃”（ 《明史·陶仲文传》）。
世宗宠信方士道士的目的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方术和方药，迷信方术、方药是世宗崇道的又一表现。他先是欲借方术方药祛病延年，进而要求长生，也要求****的满足。于是大批挟方术方药的人物都先后聚集到世宗身边争献秘方，并因此获宠。据《明史》卷三七记，陶仲文因献房中秘方，段朝用以善烧炼（指外丹），顾可学因能炼童男女溲为“秋石”（性激素），盛端明因通晓药石，朱隆禧以所制香衲献帝，皆各得显位。《万历野获编》云：“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万历时）者，若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万历野获编》卷二一《进药》）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又载嘉靖末期诸方士所进方药：“陶癮进九白兜肚香袍，又陶世恩进小涵丹，刘文彬进经验仙丹，王兆先进五色龟芝，又进百花酒，以暖丹田，申世文进天水生元丹，高守中进三元丹，皆麝附房术。诸人皆以方士致通显。世宗晚年，须眉脱落，及至大渐，丹毒并作。”由此可见，世宗之狂热崇道，并非完全出自宗教信仰，大半出自对道教方术方药的迷信。以为利用它们，既可满足****，又可长生，其结果事与愿违。喜好道士方术方药，可说是明前中期诸帝的通病。史载成祖常服灵济宫道士所进方药，“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 《明史·方伎传》）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明史·孙汝敬传》。）宪宗亦接受大臣万安所进媚药及李实、张善所进房中秘方，以供秘戏（《明史·方伎传》，《万历野获编》卷二一《士人无赖》、《秘方见幸》）不过世宗比他们喜好更甚，收罗更富罢了。
世宗一生崇道，有前后期之不同，大体可以嘉靖十八年（1539）起用陶仲文为分界。前十八年虽已专一崇道（不崇佛），但尚不忘政务，故对政治的影响尚不显著，后二十七年，则渐以崇道奉玄为首务，许多政治举措皆必视之为转移，遂使朝政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 《明史·陶仲文传》）朝政几乎完全服从于崇道奉玄了。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在朝臣任用上，不是视其才德之当否，而是取其对修玄所持的态度。前举嘉靖十七年后十四辅臣的进退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且同是一个夏言，先以撰青词“最当帝意”得入阁，后因拒戴世宗所赐香叶冠（道冠）遂被斥闲住，最后更因议河套事失旨而被杀（《明史·夏言传）有名的奸臣严嵩，因善写青词和乐意戴香叶冠，入阁受宠多年。在百姓眼里，他是十恶不赦的奸相，但在世宗眼里却是难得的忠臣。嘉靖三十年（1551）十一月庚寅（初六），世宗手谕严嵩等曰：“今之为臣者，一律谓之好固不可，皆谓之忠尤不可。……至于卿等直赞事玄，尚目之为奸佞，或有口同心异，对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九）傅维麟《明书》卷一四九《严嵩传》载：“上谕：（嵩）以尽诚赞玄，实为忠首。”世宗的忠奸观就是把崇道奉玄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以此区分忠奸和确定大臣的进退，其对政治的影响不为不大。
与此相联系，世宗对群臣的赏罚亦以是否支持其崇道奉玄为标准。突出的例子是对陶仲文的升赏。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宗病愈，谓礼部曰：“病固以医药奏效”，但陶仲文“为朕祷叩，未为无劳，其加少保、礼部尚书”（《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九）十三年十月，大同边卒获叛人王三，世宗说：此“固义勇之徒奋力，实鬼神默戳其魄。……玄恩酬谢，礼不可无”，故加陶仲文少师（《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三）二十九年春，又录陶仲文“平狱功”，封之为恭诚伯（《明史·陶仲文传）三十一年十月，勾结外族入侵的大将军仇鸾就戮，又录仲文“伐虏之功”，“命岁加禄米百石”（ 《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原因无他，就因陶仲文是助其崇道奉玄的主将。另一方面，凡是谏阻其崇道奉玄者，则置之重典，为此送命、坐牢、戍边或削职为民者，不知凡几。据《明世宗实录》和《明史》统计，有高金、杨名、杨最、杨爵、周天佐、浦、刘魁、周怡、马从谦等。总之，嘉靖十八年以后，世宗一心奉玄，对道教方术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使朝政受到极大影响。
四、小结
从上述可以看出，明前中期诸帝对道教正一派一直比较支持，从明初的张正常到嘉靖时的张永绪，代代正一首领被崇封，有几代还受命婚配皇亲国戚之女，地位十分显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领导的正一派就得到相当的发展，有资料载，江西龙虎山及其周围地区在明代有宫观64座（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湾学生书局印行。）香火还是较盛的，其道士数量也当不少。另外，在成祖支持下，武当山道教亦曾兴盛一时，其首领孙碧云、任自垣等曾负盛名。
与此相反，全真道则十分沉寂。据《金盖心灯》记，全真道最大的派别龙门派的各代律师，大都四处游方，没有定址，“是时元（玄）门零落，有志之士，皆全身避咎”。第四代律师周元朴（生当明初至景泰间）“隐青城，不履尘世五十余年，面壁内观，不以教相有为之事累心。弟子数人，皆不以阐教为事，律门几致湮没”（ 《金盖心灯》卷一《周大拙律师传）终明之世，此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略有影响的是它的一些旁支，如兼承正一、净明、全真的刘渊然、邵以正一系，曾活跃于宣、英、代几朝；具有全真风范的张三丰一系，曾著名于明初。
总之，明前中期道教虽得皇室支持，但其发展是很有限的。在明宪宗传奉浪潮声中，传升的真人、高士及道录司官不计其数，似乎表明道教很兴隆；在那大批出卖度牒的年代里，涌进道教的人数更是成千上万，又似乎表明道教组织获得了大发展。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内里的滥杂实孕育着衰败。实际上，道教至此时已经没有多少生气，随着封建社会进入末世和万历以后皇室态度的冷淡，其迅速转入衰落阶段就是必然的了。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