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对于民变蜂起的动荡情况，曾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加以探讨总结。有人认为原因在于州县官无权，"州县之职不重，奸民不可消也"（ 《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二十八，《吏政六》之梅曾亮《上汪尚书书》。）；而有人以广西的情况为例，认为问题在于督抚，督抚"不肯担代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能事……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三，《上梅伯言先生书》。）。这就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广西封建官僚上下欺蒙的精神状态。
当然不仅如此。郑祖琛等既工于粉饰，州县官自然上行下效。贵县是个大县富县，知县杨惠曾复任，"随来京账之客，三五成群，只知催粮填债，盗贼置若罔闻。往往有解贼来城，贼已放而解贼之人尚押候查粮者。由是，贼无忌惮。"（光绪《贵县志》卷六。）天保是个小县穷县，知县沈毓寅被起义者所杀，题绝命词云："案重如山，事急如火。私帐无所借贷，公项无可挪移。"只好一死了之。（参见《广西昭忠录》卷一。）所有这些大小官僚，上起巡抚，下至州县，对人民的贪酷剥削是一致的，在镇压人民起义方面"玩忽职守"，无能为力，也大都是一致的。金田起义后继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邹鸣鹤都哀叹广西吏治废弛，"稀见罕闻，至此已极"，先后报告说，"检阅卷宗，谘询舆论，如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借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迭更，未据造报详谘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伕疲，率多稽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之废弛尤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广西封建统治腐朽，意味着封建国家机器废弛失灵。它激化了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掩护了和壮大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周天爵描述说，"民控抢劫****，如诉诸木偶"，"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周天爵奏广西情形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可以说，道光末年广西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在几乎没有镇压力量的环境中发展的。这是拜上帝会的起义密谋得以从容准备的重要有利条件。（金田起义后，两广总督徐广缙指责广西当局软弱腐败，称广东之"盗贼"潜逃广西"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呼朋引类，成群结队，趋之如鹜。）
在广西社会动荡而官府力量疲软之时，地主阶级中一些人乃寄希望于办团练维持统治秩序。嘉道之际，广西就已"编查户册，实行团练"，但只是虚应故事，实际上并无成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办团练需要当地的地主富商出钱，而他们当时还不愿意解囊。约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桂平县乡绅黄体正叹息："算来最好惟团练，众志何时练得成？"注云："署县袁公屡到里中劝率，无如众心不一，振作甚难。"又称："余与袁公商行保甲团练时，有讥其迂者。"（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六，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41页。）道光二十七、八年以后，起义势力风起云涌，各州县村镇地主商人感到威胁，才开始较积极地举办团练。到金田起义时，所谓"粤西团练，遍于外郡"，连首府桂林也成立了团局，并由广西统治者委派官员总理通省团务，团练成为地主阶级正规国家机器以外的一大势力。（至咸丰元年末，广西全省六十三厅州县，团练已成者有四十余处，每县团丁数千人至一二万人不等。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十，邹鸣鹤奏，咸丰二年正月初十日。）
所谓团练，其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之理解。或以为团就是实行保甲，练则必须制器械，训练丁壮；或以为保甲是团练之初步；或以为团练为保甲之活动内容。但总而言之，团练就是官兵以外的在本乡本地的"民兵"，由地方乡绅统率，其主要任务在维持治安，对付"盗匪"。这种武力一般不用封建国家出钱维持，由当地殷富并强迫人民出资负担。在封建国家的正规军队严重腐朽和不足的情况下，团练往往受到封建官府的提倡，以对付人民的反抗起义。但封建官府对于这种武力不是没有担心的。主要是这种武力有可能成为官府以外的又一政权，侵害官府的政治经济权益。"以百里之地，数十团之多，而统于一团长……于是不畏守令，不纳赋税，不供力役，不遵条约……于是团练与官吏势若仇雠，隐若敌国。"（《皇朝经世文统篇》卷七十六，《兵政十二》之王应孚《团练论》。）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以广西的实际情况说，办理团练的结果，有的"挟制地方官以鱼肉乡民"，有的"自相雄长，生事忿争"，有的"名为团练实通贼者"，甚或"率其党羽，公然为盗"（米冶孙：《广西团练事宜·团练说》。），故在金田起义时期就有"团练亦贼"之说。但在总体上，团练的利益同官府是一致的。尤其是在道光末年，人民起义和社会****的风暴严重威胁着地主阶级的共同利益，富家绅士举办各式团练很卖力气。道光末年多股人民起义旋起旋灭，其失败者，团练大都起了作用。如融县廪生萧启藩倡办南江团练，抗李沅发起义军，"亲冒矢石，冲锋陷阵"。李沅发之弟沅富被另一处团练所获杀。陈亚贵起义，多次与团练打仗，最后在桂平武平里石龙墟遭团练截击，被团长廪生黎建勋俘杀。藤县邓立奇起义数年，最后也被团练会同官兵俘杀，等等事例，不胜枚举。故清朝统治者总结道光末年与广西"群盗"的斗争，称"其芟夷灭大小以数十计，比其讫事，恒得力于民间之团练"（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二，《粤西团练辑略序》。）
团练是拜上帝会在酝酿起义期间所遭遇的直接对手。颟顸的封建官府远离山村，并未觉察拜上帝会的意图，"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宗教，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聚集者"（《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868页。）。但本地的团练是地头蛇，他们与拜上帝会杂处民间，接触较多。拜上帝会反对偶像、崇拜上帝的活动，与以传统封建思想为指导的团练，自然格格不合。双方在政治上、思想上各异其趣，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冯云山被拘捕，是拜上帝会与团练的首次斗争。据周天爵、邹鸣鹤事后审讯失察人员的报告，王作新系"协同保甲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光祖送官"，但地方府县志书又有称王作新起团练拘获冯云山，并称王作新为 团绅 者 实际上 乡村中的保甲都有壮丁 以备查缉擒拿、解送诸役，这可以说是团练的一种形式。所以，拜上帝会与王作新的冲突，也就是拜上帝会与团练的斗争。李秀成叙述那时的情况说：
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一村逼一村，同村亦有，故而聚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这种斗争，在性质上无疑是阶级斗争，是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很可能具有农村械斗的外观，表现为各自争气逞强。双方斗争的具体事例，现已不能详知了。洪仁玕在被俘后曾回忆了金田起义时期的一次事件：
因当时拜菩萨者忌恶拜上帝毁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众。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贵县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抢去耕牛，十余兄弟迫（追）杀至该村大胜，该村人演戏旺其菩萨，又看戏人自惊，该村数千家，从无人敢欺者，被十人打胜。（《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850页。）
这件事，他在早年叙述中更为详细，但说事情发生在金田，并说："拜上帝会教徒多数为客家人，凶勇勤劳，因此少数人敢向多逾数倍之本地人进攻，虽后者有官兵为助而常占胜利。"（《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870页）洪仁玕没有参与金田起义，但他两次回忆都讲到这次冲突，显然这是当时洪秀全和拜上帝会津津乐道之事，因而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看来包含了多种矛盾，除了细小事故以外，还有宗教、民族的矛盾，又表现了两个村庄的械斗。从本地人村庄有官兵支持这一点来看，这一斗争可能也就是李秀成所说的拜上帝会与团练冲突中之一例。
团练是拜上帝会最初的最直接的敌人，团练的反动面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起义后就张贴布告，指团练为"妖团"。拜上帝会同团练的斗争，无论表现为什么形式，都增加了拜上帝会同仇敌忾的意识。这对于拜上帝会走向武装起义是十分有利的。
五
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等决定发动起义。当时广西的"盗匪"活动正趋于高潮，是发动起义的有利条件。在拜上帝会内部，在杨秀清、萧朝贵取得代上帝、耶稣传言的地位和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加强了拜上帝会人心的固结。道光二十九年（1849），洪秀全宣布，上帝已给他启示，"人将瘟疫，宜信者得救"（）《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89页。。第二年果然发生疫病，而在紫荆山山中，恰恰是拜会最盛的田心、花雷二水死人最少。（据1980年6月紫荆公社凌育椿同志在调查座谈会上的发言。）洪秀全大概懂得一些医道，能治疗一些疾病。（洪秀全之族弟洪仁玕通医，族婶杨氏"善小儿科，四乡共羡"。又据研究迷信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巫医以巫术治病也能产生疗效。）"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因此二人交情更密"（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4京，中华书局，1961。）。这样，洪秀全在众人心目中成为"能驱鬼逐怪"、"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850页。）的奇人，乡民奉之若神，闻风信从。其间又有神灵附体于童子降言说："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前三句隐含洪秀全三字，意即洪秀全为民之主。这显然是临起义时有意制造的神话，但在那时，这种神话也会提高会众起来革命造反的信心。
洪秀全等领导核心决定发动起义的计划，大约在道光三十年春传达给拜上帝会的一些骨干分子。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干部的赞王蒙得恩、幼赞王蒙时雍父子，是这年二月参加拜上帝会的，随后谒见洪秀全，面受机宜。蒙时雍后来回忆此事说：窃自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天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蒙时雍家书》，见《太平天国》，第2册，754页。）拜上帝早已是一件公开的事，所谓"不准轻泄机关"，自是涉及起义的意图和计划。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洪秀全在平在山，而平在山是杨秀清、萧朝贵居址所在。很可能，洪、冯、杨、萧等在平在山密商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向各地的重要骨干传达和动员，蒙时雍父子虽入会不久，但因是平南一方的积极分子，所以也与闻其事。
与此同时，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派江隆昌和王盛爵、侯昌伯去花县搬取他的家庭亲属来广西。洪秀全说，这是因为上帝给过他以下的默示：
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以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和亲属至此。（《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九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867页。"有田无人耕"，原译作"有田不能耕"，此据英文原本及《洪秀全来历》改。）
他在去年宣布将有瘟疫以后，今年又宣布"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后来果然在八月贵县发生大规模的"来土"斗争，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被认为应验了他的预言。（参见《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89页。）其实，洪秀全的这一预言应是泛指的，并非专指浔州府属，不然就没有搬取家属的理由；所谓贵县的"来土"斗争应验了他的预言，也只是事后的附会。他宣布这段话，并不意味着暗示要在八月发动起义（按照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语言和观念，起义是援救天下生灵之事，不大可能用田园荒芜的景象同起义联系起来以暗示起义。），但他在五月派人接家属来广西，则说明发动起义的步骤此时正在进行中了（近有论者认为上帝给洪秀全以这些默示，意即杨秀清以天父附体的形式给予洪秀全这些指示，进而以此作为金田起义系由杨秀清布置发动而非洪秀全布置发动之根据。这是误解。洪仁玕叙述这件事，是说上帝给洪秀全的"默示"（Revelation），也就是上帝的启示。默示是基督教的宗教术语，是指上帝直接向人显示真理。在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洪秀全得上帝默示和杨秀清天父附体，都是同上帝交通、传达上帝意旨的形式）。
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联结成的一个过程。关于这个过程，太平天国的文献和清方资料都没有明确完整的记载，今天已不大可能完全理清。我们需要的是探索和说明这一过程的主要事实。
洪仁玕在叙述"来土"斗争中遭难的村民等人投奔拜上帝会的情况时说：
如今有大群的人，不仅来自遭难的村庄，而且来自被清朝官兵击散的匪党，男女老幼，携带财产，来加入拜上帝会，情况就和以前不同了。同官吏的决裂和冲突势不可免。秀全****的眼光早已见到这一切，他的预言至此已经实现，他早已制定了他的计划，并准备好了承受其后果，只等适当的时刻到来，就实行决定性的一步。（《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节。译文据英文原本作了修改。）
洪秀全的"决定性一步"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洪仁玕的另一段叙述中得到解答：
是时秀全向各地区的所有拜上帝会组织发出通知，要它们汇集于一处。前此一些时候，拜上帝教徒已感到有必要联合在一起以共同防卫，对付他们的敌人。他们已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每人的衣食都由这笔钱支付，平均享用。他们共同享有一切的情况，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加，他们也就此准备好了一旦召唤就放弃他们的家园。那样的时刻现在到来了。他们关心着自己和家庭的安全，群集到洪秀全的旗下，他们相信洪秀全是上天派来作他们的首领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节。译文据英文原本作了修改。）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获知关于起义的两点重要事实和观念：洪秀全计划中的"决定性一步"，就是召唤教徒放弃家园到一处去汇集；在洪秀全实行这一步以前，已有教徒联合在一起实行公库共享制度。
在洪秀全通知汇集金田以前，一些教徒已经联合、聚集在一起，这是当时当地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所引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