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半年来谋划广东新发展的实践，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这时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广东的这一建议和要求与中央不谋而合。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同内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广东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个调查组深入调查之后，开始了农村体制改革，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
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开始，中央就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以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由此进一步打开思路，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广东省开始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资料并加以研究，重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准备借鉴他们的做法，放手大干。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迅速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历程。为了开拓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委常委王全国参加由谷牧率领的国务院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干部大会，向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传达，使大家受到强烈震撼，思想豁然开朗。“有些同志说，只要改革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用广东沿海的有利条件，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度前进。”
六月二十日晚，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一致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决定组织一个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统一领导下，研究制定这两个县建设的规划。会议责成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这两县建设的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就与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一起召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问题。六月二十三日，两人联名向省委写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问题的意见，初步勾画出两县发展的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同意他们的意见。
七月上旬，习仲勋再一次到宝安视察，进一步感受到加快建设宝安的迫切性。回广州后，他即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工作组很快送上调研报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省委和省革委会听取汇报后，遂在领导层形成共识，之后又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论证。十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提出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这时，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同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促进宝安城市工业建设和广东省的建设。
这样，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根据本省特点，并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开始着手筹建大规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革委会负责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关人员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规划的问题。同时，习仲勋在与省委领导认真研究后，分别与张勋甫、吴健民谈话，决定由他们分别负责筹备组建宝安、珠海县改省辖市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健民任珠海市委书记。三月五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县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复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又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农业各业的发展。我们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好加以解决。我和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习仲勋参加，杨尚昆主持，讨论由杨应彬组织起草的《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和王全国组织起草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专题报告》。两个材料根据广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礐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中共广东省委一致的意见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大家在讨论中建议，要向中央“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
在讨论中，大家对出口工业区提出了几个名称，难以确定。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出口工业区叫法一样，不合适；叫“自由贸易区”，怕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也不行；叫“贸易出口区”，又与实际不相符。经过大家反复推敲，最后暂定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认为，这个名称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口头汇报。
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敢想敢干的产物；也是习仲勋带领“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作。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四月三日，习仲勋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六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担任中南组召集人。
四月五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