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兵败赤壁的曹操确实从华容道经过，但那里并没有伏兵。这并不妨碍后人演绎义释曹操的“千古佳话”，从而把关羽的“义薄云天”渲染到了极致。
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是赤壁大战的结尾，也可以说是—场波澜壮阔的大戏的最后一个小高潮。在这里，关羽的义薄云天，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都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不过，这段精彩的情节同《三国演义》中其他许多关羽故事一样，也是作者虚构的。《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的注引了《山阳公载记》一段文字：
（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从这段文字来看，曹操在赤壁兵败之后，确实从华容道经过。但刘备、诸葛亮并没有派关羽在此处埋伏截击，自然更谈不上“义释曹操”了。
不过，细心的读者大约会发现，上面这段文字同小说第五十回所描写的华容道上的情景颇为相似。只不过，史书中的曹操确实安全脱险了，刘备的追兵晚了半拍。而小说中的曹操，每次大笑之余，都要大吃一惊，狼狈逃窜，再受到诸葛亮的愚弄。
由此可见，《演义》中的“华容放曹”，正是以《山阳公载记》这段文字为基础虚构而成的。不过，从《山阳公载记》所说的曹操安全脱险到小说中的关羽义释曹操，其中经过两次加工创作。
第一次加工是民间的讲史艺人。在宋元时期浓厚的尊刘抑曹风气之下，“忠心为刘”的艺人们大概是不能容忍曹操在大败之余还那样得意，居然嘲笑起胜利者刘备来了，因而要让他触点“霉头”，闹个灰头土脸。于是首先编出了诸葛亮派赵子龙、张飞、关云长相继埋伏在曹操必经之路上，几番冲杀，让他一日数惊，狼狈不堪，根本没有工夫笑上一声。《全相三国志平话》就这样写道：
曹相望西北而走。无五里，江岸有五千军，认得是常山赵云拦住。众官一齐攻击，曹相撞阵过去。又打十里，又有二十军，当头者张飞拦住。却说众拼死夺路得脱，杀得曹操盔斜发乱，发甲搥胸，偃鞍吐血。至晚到一大林，曹军帐幕皆无，不能进发，后有从官分三路军袭殿后。曹相曰：“前者两条路，一条正比北荆山大路，楚之地，名曰华容路。”曹相又思，前者军到当阳长阪，张飞二十人拦住，使吾军不能进；此处再有诸葛使人拦住，咱军困马乏，贼人所捉。曹公寻华容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十里复回，东行无十五里，见玄德。军师曰：“走了曹贼，非关公之过也。”言使人□着玄德。众问：“为何？”武侯曰：“关将仁德之人。往日蒙曹相恩，其此得脱矣。”关公闻言，忿然上马，告主公复追之。玄德曰：“吾弟性匪石，宁奈不倦。”军师言：“诸葛亦去，万无一失。”
从这段粗糙的文字可以看出，平话作者已经让关羽埋伏在华容道上了，曹操也卑辞向关羽恳求开恩，但关羽却坚守“军师严令”，不肯通融。结果，曹操又像不久之前从赵云、张飞那里一样，“撞阵”而脱。只不过这次“撞阵”弄了一点玄虚，硬生生地在“说话间，面生尘雾”，让他脱身而去。似乎冥冥之中有那么一点天意。《平话》的作者还没有想到让关羽义释曹操，而是写成诸葛亮怀疑关羽有意放行。结果，关羽“忿然上马”又去追赶，连诸葛亮也去凑热闹，还声称自己也去便“万无一失”。结果如何呢？一去便无下文。
《平话》这一段故事写得确实不高明：精疲力竭已经两次遭埋伏的曹操，居然从以逸待劳、号称“万人敌”的关羽手中“撞阵”而逃，而且关羽追了五六十里还追不上。他的神威武勇到哪里去了？另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居然错误地怀疑关羽有意放行，这样无疑贬低了人们竭力赞颂的关羽和孔明。不过，这段故事却为《演义》的进一步创作打下了基础。《演义》的作者可能受了《平话》中诸葛亮误会关羽有意放曹这一细节的启发，灵机一动，干脆把“误会”变成“事实”。
《演义》写的华容道显然比《三国志平话》高明得多。而且，充分体现了《演义》的主旨——尊刘抑曹，既三番五次嘲讽、折辱了曹操，又不遗余力地赞美了《演义》的两位最重要的角色——关羽和诸葛亮。
《演义》有条不紊，先让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然后静待好戏开锣。曹操每次休息，都让他得意一番，接着就叫他大吃一惊，狼狈逃窜。本来，《平话》中写曹操是自己选择了华容道，《演义》却写成诸葛亮让关羽在那里燃一堆火，让熟读书法的曹操“妙算”一番，再前来自投罗网，这无疑是对他的嘲讽，甚至有些像猫儿玩弄老鼠。最后再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在关羽面前卑颜厚辞，苦苦哀求，丢尽脸面之后，再让关羽“虚晃一刀”，把他放掉。
曹操过华容道这段并不很重要的历史，就是这样从“安全通过”，再“撞阵而脱”，最后改成了精彩动人的“义释曹操”。
“义释曹操”这段故事的要点在于“义”字，它极力赞颂的就是关羽的“义薄云天”。在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中，“义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知恩必报”，也就是不少演义、话本常常鼓吹的“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这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
曹操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乱世之奸雄”。但他对于关羽来说，却是一个大恩人。当年，他对关羽极其尊重，厚待他、成全他，让他保全了自己的节操。曹操对关羽，可以说是以“国士待之”，仁至义尽，是关羽的知己。因此，关羽就应该本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原则来对待曹操。正如毛宗岗在《演义》第五十回总评中所说，尽管杀曹操可说是天下至高之“义”，“而（关）公之心，以为他人杀之则义，独我杀之则不义”。正因为是“不义”，所以关羽宁肯违背自己立下的“军令状”，接受军法处置，也不愿擒拿曹操，建不世之功勋。正所谓：
“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演义》在这里，把关羽的义薄云天渲染得可谓淋漓尽致了。
“华容道”一段故事不仅赞颂了关羽，更赞颂了诸葛亮。在这里，诸葛亮不仅是一位神机妙算的军师，简直是一位“天意”的代表或执行人。他夜观天象，已知曹操命不该绝，但仍运筹帷幄，把曹操引入樊笼。种种作为，不过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成全关羽的义气，送他一个天大的人情。看来，诸葛亮才是关羽最深的“知己”。遗憾的是，关羽似乎始终并不清楚诸葛军师对自己的这番苦心、高义。
关羽果然放了背操，违背了军令状。这在纪律森严的军营中是不可饶恕的。但既有“天意”在前，刘备和诸葛亮一唱一和，轻描淡写之下就把这严重的违纪事件不了了之。
自然，在“天意”和“义气”两层重大意义之下，“军中无戏言”这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也只能成为戏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