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正式傳入日本的時間，有宣明三年（538）和欽明十三年（552）兩種說法。在其傳入初期，對庶民的教化和接觸是被禁止的。佛教真正在日本扎根、普及，則大約是在五百年後平安末期和鐮倉初期的事。自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在經歷過一番認同後便信仰起來。奈良時代流行的宗派有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和律宗。平安時代，最澄入唐帶來天台宗，空海入唐帶來真言宗，於是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盛行。鐮倉時代以後，日本便開始流行禪宗、淨土宗、淨土真宗和日蓮宗。日本的宗教宗派雖然較多，但無論哪一個宗派都是建立在天台宗的“三千世界具備于一心”的唯心主義基礎上的。
佛教在日本得到普及是由於佛教中包含着與日本傳統信仰相同的原始宗教因素的緣故。當時的日本人不是從經典裏吸取哲學思想，而衹是通過讀經、抄經和偶像崇拜而得到一種靈驗和精神安慰。當初傳入日本的佛教是作爲一種統一國家的思想武器，想使處於地方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直接從屬於中央政權，因而國家提倡信仰佛教。所以佛教一傳到日本，就具有國家主義的色彩。到了九世紀，這種國家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起來。尤其是天台、真言二宗合成的密宗最具國家主義的色彩。在各種佛教思想中，鎮護國家的思想成爲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如最澄在《顯戒論》中說：“爲國念誦，爲國祈禱，爲國講《般若》。”在《守護國界章》中說：“國無謗法之聲，家有贊經之頌，七難退散，國界守護。”（渡邊照宏：《最澄與空海》第15頁，岩波书店出版社1958年版。）鎮護國家的思想也爲以後日本武士道的産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佛教的日本化也表現在禪宗的國家意識上。真正日本禪的創導者是榮西（1141～1215）和道元（1200～1253）。榮西曾兩次入宋（榮西第一次入南宋是日本六條天皇仁安三年（1168），时年28歲；第二次入南宋是日本後鳥羽天皇文治三年（1187），时年47歲。），從中國回來後，他提倡“興禪護國論”。道元在日本後堀河天皇承久二年（1223）入宋回國後，提倡“興聖護國論”。這樣就使日本禪宗帶有極濃厚的忠君愛國思想，這種現象是禪宗發祥地——中國所没有的。産生於印度的佛教，因受印度獨有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形成了密教；中國的佛教則因受儒道的影響而形成了禪宗；同樣，傳到日本的佛教和本地思想結合而形成了淨土真宗。這些宗教形態，都與其産地的風土息息相關。到後來，日本雖然有紛雜衆多的佛教宗派，但究其本質，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彼此相通的。
除了佛教之外，日本在哲學内容中還存在道教和神道方面的内容。關於道教傳入日本的軌，據《日本書紀》關於六世紀前半葉推古天皇的記載是，百濟的僧人們曾把天文、地理以及遁甲、方術之書帶到日本。據此可推測，道教思想是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一般認爲神道是産生於日本本土的宗教，但其中也可看到道教的投影。始于九世紀的庚申信仰，也是來自於道教。庚申日徹夜遊樂的風習，先是在宮庭内流行，不久廣及民間，並與佛教結合，成爲了農村中的娛樂活動。像這樣的道教和神道方面的哲學，規範着當時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同時也成爲了一切政治活動的基礎，充分體現了一種日本精神。
2 文學
漢籍東渡，據日本《古事記》記載是在第十五代天皇應神天皇時期，由王仁經百濟傳入《論語》、《千字文》。前者是儒學的經典，後者是有關漢詩語言及表記的辭書，兩書不僅對日本的漢詩文産生過積極的影響，而且對日本文明意識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有關漢籍的輸入，據《天台五臺山記》卷六所載：
（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二十日，丁卯，晴。修日本書信。分付惟觀、心賢，《泗州大師像》一鋪。《杭州能大師畫》遞送本邦。《百官圖》二帖、《百姓名》、《楊文公談苑》三帖八卷、《天州府京地理圖》一帖、《傳燈語要》三帖，當收宇治經藏；《法華音義》一卷，當收大雲寺；《唐曆》一帖、《老君枕中經》一帖、《注千字文》一帖，須進左相府；《曆》一卷，須呈民部公；《寒山詩》一帖、《曆》一卷，須呈治部公，始托惟觀了。《永嘉集》一卷、《證道歌注》一卷、《泗州大師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帖、《古清涼山傳》二卷、《入唐日記》八卷，當納石藏經藏。
日本的《山槐記》也載：
（高倉天皇）治承三年（1179）二月十三日，辛丑，天陰。算博士行衡來云：入道大相國，可被獻唐書於内云云。其名《太平御覽》云，二百六十帖也。入道書留之，可被獻折本於内裏云。此本未被渡本朝也。
宋代的中日禪僧過從甚密，使得中國古籍、尤其是經書大量地流入了日本。《太平御覽》一千卷，爲宋李昉等奉太宗之命編纂，《山槐記》所記的治承三年二月之事，表明《太平御覽》首次流入了日本。《山槐記》爲日本中山忠宗的日記，現保存有公元1151～1194年的記載。
隨着中華文明的傳入，日本漢文學意識在萌芽階段就已受到儒家及佛教文學思想的觸發。據《日本書紀》記載，當時聖德太子已“向高麗僧惠慈習内教（佛教），向博士覺哿學外典（儒教典籍）”。他努力開展日本漢文的工作，完成了《伊予溫泉碑》和《憲法十七條》。大化改新便是以儒家思想作爲其政治理論的基礎，對決定其後日本漢文學的發展方向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八世紀的奈良時代，第一次以明確的文學意識編撰了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書中留下了中國六朝詩所包含的“述志”、“言志”的佛教文學思想的印（如大友皇子的《侍宴詩》和《述懷詩》等便是這類内容的詩。）。
在九世紀的平安時代初期，嵯峨天皇即位，他熱心引進中國文化，獎勵漢文學創作，以其敕撰的漢詩文集《淩雲集》和《文華秀麗集》爲契機，日本古代迎來了漢文學創作的第一次全盛期。
九世紀末，菅原道真的漢詩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後草》的問世，標誌着繼嵯峨天皇之後，日本掀起了第二次漢文學高潮。
在十世紀假名物語文學誕生之前，若從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問世算起，漢詩文在日本佔主導地位已近一個世紀。
在鐮倉時代，日本文學受宋代文學的影響較大。在十三世紀後半期至十六世紀的三百多年間，以京都、鐮倉五山禪林爲中心的漢文學幾乎全部掌握在僧侶之中，堪稱是僧侶文學的時代。鐮倉、室町時代的漢文學上承平安遺風，下開江戶文運，在日本漢文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日本的漢字日本化之後，漢詩已明顯地帶有和風之味了。再到後來，漢字不音讀（直讀）而是訓讀（日語讀法）了，标誌着日本文學開始擺脫漢文學的束縛。
十一世紀，隨着藤原氏家族的全盛期的來臨，文學上出現了服務於宮廷的女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是清少納言（966～1025）的《枕草子》和紫式部（978～1014）的《源氏物語》。《源氏物語》是日本文學中的一部古典名著，被譽爲日本文學的高峰。紫式部在小說中“吸收了中國文學的優秀成果，廣泛地運用了漢詩文，尤其是白居易的詩句達九十餘處之多，第一回《桐壺》更有賴《長恨歌》而成立”（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上冊第9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源氏物語》中還引用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些典故，將它們結合在故事情節之中。《源氏物語》中優雅可愛的女性美不僅體現出其生活基礎，而且也表現了假名文體的優美流利。《源氏物語》等女作家所寫的長篇小說的誕生，表明了以漢文學爲主的男性文學創作被用日語寫作的女性文學創作所壓倒，標誌着日本文學真正達到了獨立創作階段。
3 教育與學術
宋代由於中日禪僧來往密切，故而教育與學術上的往來多與他們有關。
自大化改新之後直到十二世紀後期，日本的教育制度逐漸變得完備起來，並形成了較爲完整的學校教育系統。在中央有設在京城的大學寮，在地方有國學，此外還有大學寮别曹和私學。這些學校既是培養官僚的教育機構，又是日本傳播中華文化的地方。在飛鳥、奈良時代，日本無論哪種類型的學校，其教學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儒家的經典。日本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學校教育系統，大約是在八世紀的奈良時代。大學寮裏的教科書與唐制頗爲相近，明經道的教科書多是儒家經典，而且必須使用規定的註釋。依照日本的“學令”規定，教科書有“九經”，即《周易》用鄭玄和王弼註，《尚書》用孔安國和鄭玄註，《周禮》、《儀禮》、《禮記》、《毛詩》用鄭玄註，《春秋左氏傳》用服虔和杜預註，《孝經》用孔安國和鄭玄註，《論語》用鄭玄和何晏註。並且把《論語》和《孝經》作爲學生們的必修課。
大學寮之所以將儒家典籍作爲教科書，不僅僅是模仿唐制，更主要的是大學寮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天皇制國家所需要的行政與技術官僚。他們如果不熟讀五經和《論語》，就無法爲代表“天命”的天皇制國家起草詔敕和奏狀。
進入平安時代以後，其前期是所謂“唐風文化”的全盛期。就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如果說飛鳥、奈良時代是以狂熱移植中國文化爲特徵的話，那麽平安時代前期則以整理、消化已吸收的中國文化爲特徵。這一時期儒學的流行和大學寮的興盛，是由於它們適應了日本中央集權制度的需要，即政治力量的扶持與提倡是早期日本教育和儒學興起的主要原因和首要特徵。平安時代後期，日本的中央集權制度開始瓦解。中央集權制度的衰落，又使得日本的教育和儒學喪失了對它的社會需要和支援它的政治力量。在“唐風文化”衰落的同時，代之而起的是日本“國風文化”的興起。空海用單音節的草書體漢字發明“平假名”後，吉備真備又用楷體漢字偏旁創造出了“片假名”，日本民族作爲表音符號的假名文字即告完成。隨着以假名書寫的“和歌”和“物語”的興起，日本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模仿中國的正史，而衹以漢文書寫。書法、美術、音樂也表現了更多的日本民族特色。“國風文化”的興起，是在大學寮逐漸没落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九世紀後期外戚藤原氏壟斷朝政之後，隨着天皇中央集權制的消亡，原有的考試任官制度也遭到破壞。藤原氏等大貴族的子弟不必進入大學寮，通過“蔭位”和“院舉”即可授官。式部省的考試已徒具形式，此時日本的整個大學寮似乎都變得無足輕重了。到了十世紀之後，大學寮教官也已變得世襲化。大學寮教官的世襲化，又造成了與中國“累世經學”類似的世襲學問。在這些世襲博士學官的家族中，學人們衹需墨守日本政府“學令”規定的經業和師法家傳，即可換取一定的官位和俸禄。這種狀況就連平安後期的著名儒者藤原賴長在仁平三年（1153）呈給鳥羽上皇的奏摺中也說：“近代儒士多無才者，此乃因父之舉而優其子，不論才與不才而給學問科之故。”（轉引和島芳男《中世的儒學》第33頁，日本吉川弘文館1965年版。）由於教育和漢學的衰落，當時被認爲是較爲博學的人，也大多是多識些漢字，多知道些典故，能滿足顯貴們畸型好奇心的無聊文人而已。
在中國古代的教育史上，教育與學術往往密切相聯。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發展和深入，總是與某一種相適應的教育組織、教育活動聯繫在一起的。及至唐宋時期獨特的教育形式——書院出現，教育與學術的聯繫就更加密切了。書院裏聚集着政治傾向和學術主張基本一致的學者群體，他們一邊著書立說，闡發自己的學術主張；一邊聚徒講學，從事教育活動。中國的書院文化傳到日本，成爲了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内容。
中國書院最早出現于唐代，至宋代時達于極盛。書院教育的形成，與魏晉以來山林講學習業的風氣有關。南朝經學大師雷次宗曾經“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宋書·雷次宗傳》。）。中國的這種書院制度和書院文化傳到日本後，日本各地也陸續興辦了一些書院，五山文化的興起即與日本的書院文化有着很大的關係。
日本在推行教育普及和學習先進的中華文化方面，從範圍和層次上來看，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當時的日本，燦爛的中華文化的受惠者主要是生活于京城的皇族、貴族和各地的官僚階層，而生活于廣大農村的農民仍是與此無緣的。即便是在狂熱移植中國文化的奈良時代，當時日本的總人口爲六百萬，京城奈良的人口也不過二十萬，而能够閱讀漢文，享受中華文化精神成果的，據推測還不到两萬人，這在日本總人口中衹是極其微弱的少數（[英]桑索姆：《日本文化史》第93頁，日本東京創文社1976年版。）。
由於存在着教育程度及其他方面的種種限制，中華文化作爲一種外來文化，其精神成就，雖然未受到大的排拒，但要轉化爲接受民族的文化心理，還需要一個持久而連續的積澱過程。
進入中國宋代之後，特别是兩國禪僧往來的進一步密切，使得宋學不斷地傳入日本。據日本的啓蒙讀物之一《尺素往來》記載：
近代獨清軒玄惠法印，宋朝濂洛之義正，開講席於朝廷以來，程朱二公之新釋可肝心候也。次紀傳者《史記》並兩《漢書》、《三國史》、《晉書》、《唐書》及十七代史等，南、式、菅、江之數家被傳其說乎。是又當世付玄惠之議，《資治通鑒》、宋朝通鑒等人人傳受之，特北畠入道准後（親房）被得蘊奧云云。
玄惠（1279～1350），一作玄慧，號獨清軒，京都人。他是當時五山時期著名漢詩人虎關師練之弟，精通天台宗、禪宗和宋學，爲後醍醐天皇之侍讀。玄惠較早在日本朝廷中根據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對儒家傳統經典的註解來講解經書。《神宮正統記》的作者北畠親房也曾向他學習宋學。《尺素往來》全書共一卷，一說爲一條兼良所撰，係增補《新劄往來》而成，爲當時日本的啓蒙讀物之一。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宋代的學術不僅禪宗，其他有關政治學、史學、文學等方面的學術也都開始傳入了日本。
4 雕刻、繪畫與工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