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杨庆堃(C.K.Yang)就在盛赞韦伯之作为“研究中国和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富有挑战性思想的来源”的同时，也看到了韦伯之对中国宗教与社会之考察的非全面性，从而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在其被美国著名中国宗教研究大师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所称的“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的名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社会功能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中，“不仅仅是对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补充，而是参与到韦伯的讨论中，并作出善意的批评”(金耀基与范丽珠语)参见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Yang，C，K. Religion in Chinese Sciety. 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受杨氏之作的影响和启发，欧大年在其著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一书中，认识到了深入到中国民间社会中考察宗教的重要性，从而对这些教派的信仰和仪式作了认真的探讨参见(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然而，尽管在上述论著之中，仍不免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于中国宗教与社会之研究的新视野，即从存在于中国社会基层中的宗教现象入手，而不是仅仅关注于所谓的“制度性宗教”现象，亦即着眼于那些构成“制度性宗教”之基础的所谓“民间宗教”现象，如此便使得该研究之结论获得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内在之依据。当然，于此之前亦有诸多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成果问世，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研究居多，如重松俊章的《宋元时代的白云宗门》(1930)、《唐宋时代的弥勒教匪》(1931)、《关于初期的白莲教会》(1933)、《关于摩尼教与诺斯替教的二元宗》(1953)；冢本善隆的《关于罗教的成立与流传》(1949)、《宝卷与近代支那的宗教》(1951)；铃木中正的《宋代佛教结社之研究》(1941)、《罗教——清代支那宗教结社的一例》(1943)、《清中期云南张保太的大乘教》(1978)；吉冈义丰的《罗祖的宗教》(1950)、《近代中国的宝卷的展开》(1950)；泽田瑞穗的《罗祖的无为教》(1951)、《道光白阳教始末》(1954)、《八卦教源流》(1954)、《初期的黄天道》(1955)、《龙华经的研究》(1955)、《弘阳教试探》(1957)、《增补宝卷的研究》(1975)；酒井忠夫的《明末的无为教》(1954)、《中国善书的研究》(1972)；野口铁郎的《明代北边的白莲教及其活动》(1962)、《明末清初掀起的千年亡国论的宗教运动》(1982)；小笠原宣秀的《元代普度的白莲宗复兴运动》(1950)；矢吹庆辉的《三阶教的研究》(1926)；竺沙雅章的《关于吃菜事魔》(1974)、《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等。此外，也有一些欧美学者，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包括民间宗教和信仰)作了专门的研究，如陈霍伦(Chan Hok-lam)的《白莲、弥勒教义与明清农民起义》(1969)；曹伟邦(Chao Wei-pang)的《明代华北秘密宗教》(1948)；肯尼斯·K.S.陈的《佛教在中国》(1964)；谢诺(Chesneaux，Jean)的《中国的秘密社会》(1965)；约翰·达德思的《晚明起义：农民及观点问题》(1972)；贺登崧(Grootaers，William)的《现代秘密会社：******书目提要》(1946)等等。上述这些论著，或是关于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专门性研究与论述；或是关于中国宗教与社会之关系的一般性的宗教社会史论著，其中并未或很少涉及到“制度性宗教”与民间宗教之关系问题(如在竺沙雅章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中就只是稍稍涉略了一下宋代的白云宗)。因此，可以认为欧氏之作乃是其中——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态度最为“公允”与“温和”的著作之一。正如他在文中所指那样：“在君主****的中国，官方对于私结会社，尤其是那些具有与官方信仰相异的社团向来疑忌重重，视为非法。这种态度促成了士大夫及官吏对于民间宗教教派的敌视；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尽管官吏们自己也承认未见有危害行为的证据，也照例把这些教派当作异端和图谋颠覆的组织。当然这种敌视态度部分地也是由于官僚士绅对于下层的普通民众及其文化的蔑视所致。”(美)欧大年著，刘心勇等译《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序言第2页。
2.国内研究动态
在中国，在“制度性宗教”受到关注并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从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等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的同时，那些民间宗教及信仰也日益受到青睐，从早期敦煌所出之“变文”到后来的“宝卷”等。如郑振铎可以说是从文学角度关注和研究“变文”与“宝卷”及其二者之关系的始作俑者(详见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而对中国的宗教教派的专门研究，就前者(“制度性宗教”)来说，似汗牛充栋，于此不一一列举；而对于后者(民间宗教)，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者，亦有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1941)；李世瑜的《现在华北秘密宗教》(1948)；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喻松青的《明清白莲教研究》(1987)、《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1994)；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1989)；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1991)；马西沙的《清代八卦教》(1989)、《民间宗教志》(1998)；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秦宝琦、谭松林的《中国秘密社会》(2002)；李尚英的《中国清代宗教史》(1994)、《源同流分——民间宗教与结社》(1997)；徐小跃的《罗教·佛教·禅学——罗教与“五部六册”揭秘》(1999)；台湾方面则有郑志明的《中国善书与宗教》(1988)、《明代三一教主研究》(1988)；戴玄之的《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1990)等。在宝卷及民间宗教信仰研究方面则有李世瑜的《宝卷综录》(1961)；傅惜华的《宝卷总录》(1951)；胡士莹的《弹词宝卷书目》(1984)；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2000)；在台湾则有郑志明的《无生老母信仰溯源》《中国的宗教与社会——通俗思想的研究》(1986)等等。
在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中，就宝卷研究而言，除了郑振铎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外，李世瑜、傅惜华、胡士莹及车锡伦则是以目录学的方法对宝卷作了整理和编排，其中或多或少地对宝卷的宗教性质作了些说明和介绍，但几乎并未触及它们的宗教思想内涵。而在那些对民间宗教及其教派的专门研究著作中，对于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的研究无疑是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其中既有对教派之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的颇为详尽的阐述，又有对其宗教思想内涵及其意义的分析和探讨。如在喻松青的《明清白莲教研究》和《民间宗教经卷研究》中就有对许多教派之经卷中的“劫变”思想和孝亲思想的论述；马西沙等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则专设一章，对民间宗教的“弥勒救世思想”作了详尽的阐述，同时在对具体各个教派的研究中，也有对其教义思想的探讨；徐小跃在《罗教·佛教·禅学——罗教与“五部六册”揭秘》一书中，也有对罗教的《五部六册》中的哲学思想(包括佛学思想)所作的深入的分析和“揭秘”；濮文起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中也用一节的篇幅对白莲教的教义思想及其神灵谱系作了简单的陈述；正如其标题所示，台湾的郑志明在《中国社会与宗教——通俗思想的研究》中，就中国社会中的“小传统”的文化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既包括民间宗教的教理教义思想，亦涉及流传于社会中的通俗思想等等。以上仅仅列举了相关著作，而相关的论文之数目则更是蔚为壮观，具有代表性的有宋军的博士论文《清代弘阳教研究》(2002)；梁景之的博士论文《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2004)；张宏明的《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2002)；任斯亮的《明清民间宗教思想研究》(2007)；朱钧的《明代民间宗教思想研究——基于民众理解力的思想与精神探究》(2009)等，以及从宗教与社会之关系层面亦即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之作，有梁丽萍的《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李向平的《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等著作和宋玉波的《佛教中国化历程研究》(2004)；王健的《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2005)等论文。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的这些研究论著和论文，就各自所关注的内容，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整体的把握和个案的分析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相对于教派源流及其沿革的研究而颇显薄弱的思想研究，也有了较为系统的专门之作，如任斯亮的《明清民间宗教思想研究》(2007)和朱钧的《明代民间宗教思想研究——基于民众理解力的思想与精神探究》(2009)两篇博士论文。前者主要是从明清民间宗教的思想入手，分别论述了其哲学观、宗教实践观以及社会历史观，可以说是对明清民间宗教之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著；而后者，则是以明代民间宗教思想为对象，“以基于民众理解力的分析原则贯穿全篇，以发明‘民间宗教的本质’为目标，对明代民间宗教的思想体系、信仰特征、信仰体系的结构与内容、它对正统思想的吸收改造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等方面逐步深入探讨”(文章《摘要》语)。这一切，无疑为今后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的更进一步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对宗教之认识亦愈来愈深化，相关之研究正愈来愈关注向人类自身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层面。这当中除了继续关注那些“制度性的宗教”外，“民间宗教”亦正日益备受青睐。而本文所做的正是为迎合这一潮流而进行的探索性的尝试，即以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神灵观”为中心，而展开对是时民间宗教的宗教思想的研究和探索。除了上述任斯亮和朱钧的两篇博士论文外，相同或相似之作目前尚无，只见到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课题中有徐小跃的题为《中国民间宗教与佛道二教关系研究》项目，乞今似未结题，故未能窥得其具体内容。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
1.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书既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论著，亦非严格的宗教社会学论著，而仅仅是一篇尝试性的专题性研究之作——以其宗教神灵观为中心所展开的对明清时期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论著，而这种研究是置于中国宗教社会化、“民间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的，同时将其宗教思想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系。或许在这一意义上，亦可将其称作明清民间宗教的社会思想史研究著作。诚然，正如某些人所说：“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与宗教的社会学(Religious Sociology)有所区别。”戴康生等《宗教社会学·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页。而本书则自然是属于后者了，但本书绝不赞同其关于“后者虽运用社会学方法，但站在神学和教会的立场上以传播宗教信仰为目的”的妄说 同上。。因此，在运用传统的历史学与哲学(现象学)二种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从宗教学的角度并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即在搜集、整理和引用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将这些历史文献作为调查研究之“丰沃的田野”，由此而进入历史的同时，亦视民间宗教为一种独特之社会现象，从而来解释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真正做到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因为，“宗教史”作为一门学科，它不仅要描述历史上之宗教现象的发展过程，更应该在空间上揭示宗教的结构以及宗教之于人类的意义。此即所谓的“历时性”的研究和“共时性”的研究。前者要求作者在作为宗教学家的同时还须成为历史学家；而后者则要求作者既是宗教学家亦应成为现象学家。历史学家对宗教进行历时性的研究；现象学家则对宗教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因而，对于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方法亦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