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宫观道教带来了隋、唐、宋道教的繁荣发展。这个时期宫观不仅具有宗教活动场所的一切功能，同时还产生出众多瑰丽的文化艺术作品，宫观物质和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繁荣。但是，宫观本身的发展并没有大的突破和本质的变化。直到金元全真道的出现，建立道士出家制度以及十方丛林制度，为道教宫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宫观的崭新气象，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世包括正一道在内的宫观所效仿。考全真道的道士出家制度建立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模仿佛教出家制度，但此说未免过于简单。自佛教传入中国到金元全真派兴起，凡千年有余，为什么直到金元全真派才始用其制？这里面不仅有佛道互相影响的因素，还可以从道教宫观这个特殊的社会团体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发展上找原因。
隋、唐、宋大致沿用南北朝时期的宫观体例，随着社会和道教的发展，逐渐和社会产生了一些矛盾，表现为：
第一，宫观经济同现实社会以及封建制度的经济矛盾。道教团体形成后，道士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宗教职业，所谓道士自然“以道为事”。他们的生活以宗教活动为主，不可能再专门从事某一种生产或其他经济活动。但是道教要发展，宫观教团要运转，没有经济来源势必成为社会的负担而最终导致消亡。这个问题在南北朝时期找到过一些解决方法，如国家赏赐、善信布施、各种宫观活动的收入以及宫观产业带来的收入。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换和社会思潮的转变，上述经济来源都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即使是看似较为稳定的庙产也时不时与封建经济发生冲突。李渊在《沙汰佛道诏》中就批评当时的宫观、寺院多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号出家，嗜欲无度”（《全唐文》卷三。）。到了金元时期，政局愈加动荡，宫观营运岌岌可危。
第二，宫观组织制度与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矛盾。南北朝以后，宫观的产生建立乃至兴旺发达多与该宫观所拥有的“高道”有关。有“高道”的宫观能带来政府的赏赐、善信的布施并吸引道众。一旦高道离去，道徒亦随之烟消云散，整个宫观陷入瘫痪。可见，其时道士的组织机构大致都以宫观为单位，管束也受制于宫观。但是宫观与宫观之间少有统属关系，再加上当时道教没有道士出家制度，道士一旦离开宫观，就必然疏于管束。这既不利于道教的整体发展，也给国家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为此，封建王朝屡屡制定政策企图以国家行政力量约束道士。如《沙汰僧尼诏》中说：“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形、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各还桑梓。”（《全唐文》卷十二。）
上述情形也是金元时期的全真道所见到和所经历的。为了缓和宫观制度与国家制度的矛盾，促进宫观稳定发展和壮大道士队伍，全真道自创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凡出家者，先须投庵”（《重阳立教十五论》，《道藏》第32册第153页。），建立了道士出家住观的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宫观清规，使道众集聚在宫观内，不许道士随意离开宫观在社会活动，禁止道士妄议国政，使道士的宗教生活与俗世社会生活分开，并且要求道士“耕而食，织而衣”，使宫观经济尽可能地稳定发展。这样一方面使道士的宗教生活规范化，使之专心修道，另一方面也协调了道教与社会的矛盾，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全真道建立的道士出家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对同一教派的道士不分宫观实行统一管理。全真道的宫观称为“十方常住”，也称为“十方丛林”。丛林之意，是将宫观比做茂密的山林，一方面蕴涵了道教追求清净的旨意，另一方面也有喻十方常住道众荟萃的意思。十方常住一方面负责本观道士的宗教管理和宗教生活，另一方面还形成了挂单制度。所谓挂单，是指道士出家后，既可常住于某一道观，也可以结二三道友为伴，云游十方，参访名师。云游途中暂时居留某一庵观，谓之挂单。十方丛林即有留单接众、安排十方道友相应职务的责任。制度规定：“凡全真挂单，始进名山丛林、宫观寺院，全凭规矩。”（《藏外道书》第10册第599页，巴蜀书社，1994年。）挂单的道士入观住观等一切都须遵从观内规定，并且宫观要查验挂单道士身份、法派等，有权决定留与不留。这样的制度，一方面保证了道士能够云游修行，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观外道士的管理。
第二，宫观管理方面形成道首选贤制度和分工协作的民主管理制度。宫观和丛林制度形成之后，在全真宫观中即由道法精深、戒行精严的有德道士提挈道众、统辖宫观事务，谓之道众纲首。宫观的主要领导人为常住监院、都管。《丘真人律坛执事行为榜》规定，宫观的执事有：方丈、监院（俗称当家）、都管、都讲、都厨、堂主、殿主、经主、静主、化主、总理、知客、巡照、巡寮、海巡、公务、库头、账房、高功、经师、提科、表白、典造、堂主、号房、书记、监修、买办、贴库、坐圜堂、茶头、洒扫、磨头、碾头、园头、水头、火头、圊头、夜巡、钟头、鼓头、巡山、行堂、堂头、杂务、贴案、门头、钟板（参见《清规玄妙》，《藏外道书》第10册第598页。）。职务涉及了宫观生活的各个方面，岗位分工细致，职责分明，任何人不得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正是这样的分工责任协作制度使宫观得以顺利发展。
第三，宫观形成了躬耕自养、济世利人的作风。所谓躬耕自养，是指道教宫观将土地和农业收入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绝大多数土地都由道观自己经营，多数道士尽可能从事农业劳动。只有如此，道教宫观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同时又减少了道教同国家经济、财政及世俗民众的矛盾。全真道初创时期，教内实行早期佛教僧团的乞食制度，提倡道士乞食为生。马钰出家后，王喆即携其上街乞食。丘处机、谭处端等也都曾云游乞食。郝大通《无俗念》自称：“烟火俱无，箪瓢不置，日用何曾积。饥餐渴饮，逐时村巷求觅。”（《鹤鸣余音》，《道藏》第24册第259页。）后来，随着全真教的发展、宫观和道士人数的增多，宫观遂模仿禅宗的农禅之制、耕田自养。元好问谓全真之徒“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紫微观记》，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商务印书馆，第285册第366页。），可见，宫观的自耕生产还能以富余的部分赈济他人。王恽《秋涧集》卷六一《寂然子霍君道行铭》称全真道士霍志真“辟农田，创水硙，广资生理，培植教本，致远迩尊礼，学者日众。至于斋庐深静，井灶修洁，游人过客如归而仰给焉”。正因为“勤作俭食”，故“士农工商因而器之”（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1页。）。全真道士力耕而食，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起了有利的作用，也为后来道教宫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表率。
第四，具有了完善的宫观经济管理机制。道产公有观念是全真道宗教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为了保证道产稳定，使道士有衣有食，防止不肖之徒侵蚀、私吞道产，避免浪费和纷争现象发生，全真宫观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经济管理制度，在经济管理中特别强调公平、无私、清白的作风。在《律坛执事行为榜》中关于账房一条中称：账房，管理各簿籍账项，为财会总司。收交费用，账目清白。每月初四日，客堂设座，对众清算上月账项。须清洁之士当之。倘有账目不清，徇私舞弊，一经查出，轻则罚斋，重则抽单（参见《清规玄妙》，《藏外道书》第10册第598页。）。
总的来说，自元代全真道建立道士出家住观制度以来，道教宫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一种与社会和政府的相对平衡的状态，对整个道教的宫观建设影响巨大。不独全真道宫观，正一道宫观也受益颇多。清代正一道天师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就是模仿全真十方丛林制度编写而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第五节个案分析：道教宫观活化石——楼观台
楼观台位于陕西周至县城东南20公里的终南山麓，东距古都西安70公里，现为全国道教重点宫观之一。元代道士杜道坚在《大宗圣宫重建文始殿记》中对楼观台有过这样的感叹：“天下之名宫伟观多矣……其成也，莫不极一时之盛，然而数世之后，遂化禾黍丘墟矣。而是宫（指楼观台）自穆王建楼以来，代更二十一姓，年历两千四百，虽尝倒堕灰劫，然稍隳而更振，暂弛而益张，不趁物迁，不随代尽，玄胤继继而世守。”确实，历史上有许多道观都迅速兴盛，但是辉煌一时便衰落不振甚至销声匿迹，而楼观台历经两千多年风云岁月，风雨侵蚀不能毁，朝代更替不能废，至今依然存在，既是天下第一观，也是天下道观之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它见证和经历了道观发展的各个形态和各个历史阶段：从简陋的草楼“观”，到金碧辉煌的宫观；从几个道士，到形成道教的一大宗派；从老子著书立说，到成为全国的高道云集的道教学术中心；从李唐的国家老子祭祀宫观到元代全真道北方的大丛林……楼观的发展和演变堪称道教宫观发展的活化石。
一、原始道教时期的古楼观
